我今年八十二岁。六十二年前的1947年，考的大学。
退休前，我在华东师范大学教书，也参加过高考的命题和阅卷，眼看一代又一代十七八岁的年轻人，经过考试选拔，进入高等学府，昂首阔步地踏上他们无限光辉的人生旅途。现在我已到耄耋之年，想来讲一些我当年应考的故事。
我是1947年在陕西省城固县读完高中的。那时抗日战争刚结束，全国还没有解放，国民党统治区处于一种风雨飘摇、动荡不安的局面，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那时没有统一的高考，每个学校自主招生和自设考点，学生们必须一个一个学校地投考，而且必须跑到这些学校设有考点的地方去。我当时想考北京大学。北大那一年是和清华、南开三校联合招生的，他们的考点只设在全国的几个大城市。于是我下定决心，不远千里跑到南京和上海应考。在这两个地方，考北大的同时，还可以报考其他几个好大学，让自己多几个被录取的机会。当时我考的学校有五个：北京大学，中央大学（现在的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和同济大学。这些学校为考生考虑，是把考试日期错开的。
我家在农村，为了我考大学，母亲卖掉了家里唯一的一头猪和一些农作物，筹钱供我去赶考。从我所在的小城到南京，要先乘长途汽车。那一天，母亲和我家的大花狗还有我当时的女友素颖来车站送我，母亲一只手擦着眼泪，一只手向我挥扬，花狗吐着它的大舌头，摇动着大大的尾巴……我前面的路途遥远而渺茫：不知道这次是否能考上大学？考不上怎么办？就这样在忐忑不安中上路了。
我乘的是一种破旧的运货卡车，车子必须翻越险峻的秦岭山脉。车厢里装满行李，人只能悬空坐在行李上，一根粗大的绳索把所有乘客从四面围住，算是一种安全的防护。那时汽油紧缺，长途汽车烧的是木炭，爬山时好像一头衰老的笨牛，不仅气喘吁吁，而且东歪西倒，连人带车翻倒在路边是常有的事。而一旦在山顶上出事，就可能翻下山去，车毁人伤。我的同学和好友，后来成为安徽师范大学教授和著名翻译家的力冈（本名王桂荣）便遇上过这样的不幸。他也去赶考，比我早走几天，等我到达换乘火车的陕西宝鸡市去找他时，他正摔断手臂躺在医院里，所幸没有丢掉性命，但是却误了当年的考试。
我和我的两个同班同学，文廷瑞和陈乾元，三人结伴同行。我们在宝鸡火车站等了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挤上一列开往西安的火车。到西安，又在火车站苦等几天，再挤上到南京方向的火车。那条铁路是当时国家的主要交通线，叫做陇海路，从西安到徐州要走三天三夜，车上人挤人，人摞人，买不到食物和水，而且只能随地大小便。到徐州再去挤开往浦口的车，再挤过江的轮渡，再挤公共汽车，这样才终于到了南京。我们前往丁家桥地区的一个中央大学的分院，这是我们中学的高班校友为我们准备的落脚地点。
那里有一个旧仓库，可以遮风雨，里面已经挤了几百个人，都是外地来南京考大学的学生。大家各自找一个角落，打开行李铺个地铺住下，然后拿出随身带的干粮，一边啃吃，一边温习功课。仓库门外有中央大学学生摆的摊头，向考生卖日用品、食物和水，还卖文具和《升学指南》一类的书籍。我从他们那里买到以前从没有见过的五洲固本牌肥皂和固齿灵牙膏，拿着这两样东西，我有一种乡下人来到大城市的感觉。当时正值内战，从报纸上不断看到有关打仗的消息，人人惶恐不安。
我参加了两所大学的考试：北京大学和中央大学。每个学校考三天到四天，要考国文、英文、数学、历史、地理（这是文科的科目，理科则用物理、化学替代史地）。我先参加的是中央大学的考试。由于没有经验，临场慌乱，加上旅途疲劳，吃不好睡不好，并且我中学阶段学习上的缺点也暴露出来，数学试卷上我一道题也不会做，只能得零分，而当时的规定是，一门功课零分就取消录取资格。所以中央大学的希望就落空了。几天以后考北京大学，最先考的就是数学，我心里好害怕，但是老天助我，那五道题目里居然有一道大代数联立方程式题和我反复读过的《升学指导》里面的例题几乎一样。这道题我算稳稳地答对了。数学可以得二十分，至少不会被取消录取资格了，这就大大地稳定了我的情绪。北大的其他几门我都考得满意，英文作文中我写的全是我中学课本里学过和背熟的字词与句型，保证不会有错。我整个答卷里只有一个错误：把西藏（TIBET）这个词译成了“太白”，因为我的中学课本里没有这个词，而我那个中学又错误地不提倡课外阅读。国文考试的作文题是“我的中学生活”。这我不怕，因为我喜欢写作，初中三年级就给当地的报纸投稿。我在这篇作文中对自己的中学学习做了一番真诚的反思和检讨，记得我写过这样几句话：“我像一只草地里的秋虫纺织娘，浪费了宝贵的光阴，空织一番春梦，真实的生命的布匹又在哪里？”后来我知道，这篇作文得了很高的分数。历史考卷里有一道名词解释题：“胡儿”。这是中国历史上对北方少数民族的蔑称，但是当时许多考生因为缺少历史常识而不知道，有一个人的回答竟是：“胡适幼时，人皆呼之为‘胡儿’。”后来传为笑谈。胡适是当时北京大学的校长。我提到这些至今没有忘记的细节，未必不可以给现在的中学同学们提供一点有益的参考。
一个月考下来，同来的文廷瑞同学生了病。我和陈乾元继续前进，到上海再考。文廷瑞送我们两人上火车以后，便乘另一班火车回家去。他回家后不久便去世了，原因是过度劳累，营养不良，和情绪紧张。这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我和陈乾元刚上车，立刻被卷入一场争抢座位的混乱中。我们两人差一点被两个占据我们座位的凶恶大汉殴打，多亏一位身穿军服的人挺身而出保护了我们。这人是当时国民党青年军的一个军人，有一颗善良之心，见我们是两个无助的青年学生，不但帮我们抢回了座位，还把他带的汽水给我们喝。萍水相逢，我们连他的姓名也没问过，但是几十年来我一直记得他。
说起来，南京才是我的家乡，1937年日本鬼子打进南京城的时候，我母亲带我们兄弟三人匆忙逃跑，才保住性命。我十年后回来，按说应该去老家和祖父的坟上看一看，但是这些我都来不及去做，只顾日以继夜拼命地温习功课和投考。考完两个学校又匆忙赶往上海再考。
我的大哥智理那时在上海，他帮我和陈乾元在复旦大学的一个叫做淞庄的学生宿舍里找到床位。我们在上海又各自投考了三所大学，前后考了一个多月。我考的是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和复旦大学。但是三次的数学考试我全都是零分。记得在复旦的那次数学考场上，我是最后剩下的几个人中的一个。我茫然面对那些自己根本不懂的考题，正在不知所措的时刻，转头朝窗外一望，只见我的哥哥站在不远处的一棵树下正微笑着向我招手。我一咬牙，交卷出场了。
在我那段投考大学的日子里，有一件事和一个人六十年来一直存留在我的记忆中。
在我考完复旦大学最后一场考试的那天，走出考场时，正好和一个同时交卷的女孩同步踏出教室门。两人因为擦身而过互相抱歉地一笑。我看见她就是坐在我右侧前方座位上的那个考生。她也同时认出了我。于是两人便有了交谈。她大眼睛，宽脸庞，短头发，中短身材，笑容大方而自然。我们当然是从刚刚结束的这场考试谈起。她说她考得很满意，而我恰恰是很不满意，于是她立刻承担起宽慰我的责任来。我们的谈话不觉地延续着。她向市区的方向走，我陪伴着她。她告诉我，她已经考了北大，和其他几所学校。我问她北大报的哪个系，她说地质系。见我瞠目不言，她立刻说：“地质系不好吗？我们国家这样辽阔富饶，我们不去自己开拓发展，难道还要小日本再来侵占吗？”
她知道我不会有不同的意见，又接着自己说下去：“你知道我在别的学校考过什么系吗？我考社会系！”
我仍是注目倾听。她接着说：“我们这个社会实在太黑暗了，我要学会本领去整顿它，清理它！”
这个小姑娘令人刮目相看，我不禁很想要听她继续发挥。她也毫不拘束地继续说下去，让我更加惊讶：“我还想考个政治系呢！我们国家的政治实在太不像话，这个政府太腐败，成天只顾打内战，把个国家搞得四分五裂，老百姓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
我转头注视着她，而她并不觉得自己说得有什么不好。我也不觉得她说得有什么不好，只是心想，她怎么会有这些比我高明许多的想法，心里很佩服她。于是我问她：“你今年几岁啦？”
“我满十七岁啦，怎么？”
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居然有这许多有关国家大事的思想。真是一个十分可爱的小姑娘！质朴而单纯的她所说的话实实在在地代表着1947年前后国民党统治区中国广大年轻人的心声。正在我从心底里佩服她的时候，我绝对想不到，她又对我说出了这样一句富含哲理的话：“上大学不光是要去学一种专业知识和本领，更重要的是去学怎样做人，怎样做一个世界上最需要的人！”
我真是惊异了，不禁立住脚跟仔细地对她注视。她发觉了我的惊异，连忙说：“怎么，我说得不对吗？”
我把自己真正的想法说了出来，我说：“我觉得这样一句深刻的话不像是你这个十七岁的人说的。”
她立刻笑着回答我说：“是我爸爸说的呀。他要我永远记住这句话。”
我陪她沿着那条从复旦大学通向市区的有轨电车道向前走，那时这条路上很荒凉，少有房舍和行人。我们不觉走到了北四川路头，天色已经泛黑。我必须返回到我寄宿的复旦大学淞庄宿舍去。于是我和她道别。我们热情地握手，我望着她渐行渐远的背影，有些恋恋不舍。直到分别时，我和她都没有想到问一问彼此的姓名。我们两个人实在是都太年轻了。
我和她就此分别。而且从此没有再见。后来我曾经去北大地质系询问过，没有她这样一个人。她大概最终没有选择地质系。六十年来，我不时会回想起她。她如果健在，今年应该也有八十岁，应该儿孙满堂了。我想，活到今天的她，大概一定还会让她中学毕业的孙儿们报考大学地质系，社会系或者政治系的。而且一定也要求他们在大学里不光是掌握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会做人。当然，在解放六十年以后的今天，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如果还有种种缺点和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也和六十年前的缺点和问题完全不在同一个量和质的层面上了。
五个大学的五场考试考得我筋疲力尽，像是生一场大病，只差没有走上文廷瑞的不归路。接下来是等候发榜。一等就是一个月。这一个月的日子真不好过，担心的是最后一个学校也考不上。那我对得起我的父母兄长吗？我下一步的人生路该怎样走呢？我每天做着考取北京大学的梦，但是又明知道自己数学最多只有二十分，总成绩不会很高。那年全国报考北大的人至少有十几万，而最多只会录取几百人。我越想越觉得希望渺茫。
一天，我到我哥哥的办公室去拿一件东西。我一进门，哥哥的十几个同事不约而同地看着我，全都从座位上站起来。我正惊愕不解时，哥哥递给我当天的《大公报》，指给我看教育新闻栏里北大录取新生的名单。那里面竟赫赫然有我的名字。他的同事们都围过来祝贺我。我内心的快乐和激动已经超出了我可能表达的程度。这一次的录取，对我一生是太重要了，尤其是在我们国家的那个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可以说，这一次的录取，是决定我今后人生道路的一个转折点。
在我所报考的五所大学中，我考上的只有北大。后来我仔细查看过那五所我考过的大学的录取名单，我发现好几个人的名字在这五个名单中都有出现，在他们面前，我自叹不如。我在心中暗自告诫，今后在大学里，一定要努力做到像他们一样优秀。这时我又想起那个女孩子的话：上大学不光是为了学习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习怎样做人。
我匆匆收拾好行装，在上海北大同学会的帮助下，买到一张北上的轮船票。那时津浦铁路已经因为内战而中断，只能乘船先到天津，再转赴北京。我在茫茫大海中浮游，在一艘货轮的货仓盖上露天待了三天三夜，终于到达天津码头，再由天津北大同学会的校友们把我们一行几十人送到北京。
就这样经历了无数坎坷之后，我踏进了中国最高学府的大门，开始了又一段不平凡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