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70年前后，我一家五口实在是没有办法活下去，于是，我到当地街道办事处去要求给我一个工作。干什么都行，只要能让我的父母子女有一口饭吃。
派我去一家漂染厂当染布车间的夜班高温工。我有顾虑。每天通宵的夜班，高温，重体力……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干得了，而且家里有老有小，晚上需要人照料。
“你到底干不干？”
见我犹豫，那个一脸横肉的街道女干部不耐烦了，恶狠狠地说：“你不干有人干！”说着她便把递给我的派工单一把夺回去。我情急之下，伸手抓回那张纸，转身就走。只听见那位女士在我身后咒骂：“啥个抹司，沃像扎总生（上海方言，意为：什么东西，活像个畜生）。把我手都抓破了！”
那个年代，在有些当权人的眼中，我这种“有问题”的人，是和畜生一样的。
当天晚上九点钟，我安顿好父母和孩子睡觉，走一个小时的路，赶到那家漂染厂。
好大的厂房。里面烟雾蒸腾，几米以外就什么也看不清了。听那机器的轰鸣，好像我是站在一个大瀑布脚下。震耳的响声中夹着叮当的敲击声、沙沙的重物拖拉声、哗哗的液体流动声。车间的温度大约至少有摄氏四十度以上，我一进去便满头大汗，还没有干活，已经喘不过气来。
我朝一台长方形的，像个火车头似的机器走去。那是烘干机，就是我要工作的地方，车长姓赵，我去向他报到。
我走到机器跟前，看不见人，只看见机器前方从上到下一个叠一个的钢轴互相紧贴着嚓嚓地转动，一匹长得不见首尾的、热气腾腾的、蓝色的湿布，从机器下方进入那些钢轴间，被它们一一滚压。这匹布爬向机器头部上方的一个小平台前，在那里转一个身，再从下方进入机器的躯体。那庞大的躯体散发出逼人的热气和轰隆声，似乎整个车间的热度和噪音都是从它里边发出来的。站在这台机器旁，还没有工作，我已经觉得整个身体和神经都受不了了，我想要逃开。而上午街道办事处那个女人脸上的横肉，家里挨饿的父母子女……让我不能逃走。
“你找谁？”
忽然有人在我头顶上说话。我抬头看见，一个瘦小的、头发蓬乱、上身赤膊、穿一条短裤的人站在机器前部的那个小平台上，面对那些滚滚而动的钢轴，他双手抱在胸前，向我问话：“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找赵师傅。”我连忙回答。
“你就是新来的临时工？”
“我是。你就是赵师傅吗？”
他并不回答我，而是从平台上下来，站在我面前，用他一双好像害红眼病的小眼睛上下打量我，双手还是抱在胸前。
“你就是新来的临时工？”他再问一次。
“是。”我再回答一次。
“我看你不像。”他的怀疑发展为一种轻蔑，“你看这里有哪个人像你？稀奇古怪！”
我回头一看，的确觉得自己是稀奇古怪。整个车间里，所有男人都是赤膊的，只穿一条半长的短裤，女的也是同样的短裤，只是上身多一件护胸的背心。每个人都汗流浃背，都互不理睬，只顾在嗡嗡的轰鸣声和滚滚的热浪下不停地忙碌，很像是一群挤作一团的蚂蚁或蜜蜂。而衣冠楚楚的我，则像是一位天外来客，与这个环境极不相称。好在除了这位眼睛盯着我的师傅，别人全在埋头干活，并没人留意我。
我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赵师傅并不理会我的自惭，他满脸不高兴地说：“怎么这么晚才来？”
我看看手表，坦然回答他：“我没迟到。十点钟上班嘛。”
“不对！是九点半上班！”他发脾气了。吼叫起来。
难道是我错啦？我有点茫然，他则继续吼叫：“半小时的班前准备你不知道？！”
我是不知道。我准备和他顶撞，如果他继续对我吼叫的话。而他却降低了话音问我：“要换工作服的，也不知道？”
“不知道。”
“还要领夜餐饭票，免费的，也不知道？”
“不知道。”
他再次上下打量我，然后气冲冲地问一声：“以前干什么的？”
“教书。”我很不想说，但不得不说，只好尽量说得简单。
他再次上下打量我一阵，然后才给我交代工作。我的任务是给烘干机送料，前一道工序是染缸，染好的布要送到烘车上烘干。他带我来到五十米以外的染缸前，那里已经有一卷出缸的毛蓝布待运。布卷两头有突出的钢轴，架在一辆两轮小车上，我不知该怎样做，他说：“你往前走！看我的！”
他给我作一次示范。我认真观察他的动作，只见他双手稳住车把，身体前倾，让小车在一条向下的坡道上滑行，迅速向烘机冲去。好像不是他在推车而是那辆小车把他拖着向前奔，顷刻间，只听哐朗一声，那布卷两头的钢轴便搭在烘机下方的一个钢架上。这时他把握时机，把小车向后一拉，让它从烘机下脱出来，就漂亮地完成了任务。
示范完毕，赵师傅转身走开，一句话也不再跟我说，也不问我学会没有。我很想向他提几个问题，但是他根本不再理睬我。我只好跑到另一个工作区，另一台烘机和染缸旁，把另一个工人的动作再仔细观察一番。
一小时以后，我的烘机该上料了，我的心马上跳起来。我四处张望，找不到赵师傅，机器又不能停下来，我只好硬着头皮自己去推那辆车。车子滚动在滑道中，我被它拖着快步向前冲，紧张而慌乱地用尽全身力气想要稳住它，不让它倾倒，而它偏偏随时都像要倒下去，这时候，我多么希望有人能来帮我一把啊……我的眼前几乎是一抹黑，只顾紧紧地握住车把。忽然，我听见哐朗一声，那根钢轴已经搭在烘机的钢架上了。我猛地清醒过来，急忙把小车向后一拉，车子脱出来了，而我也仰倒在滑道上。
我忍着脊背和后脑勺上的疼痛，把小车送回到染缸旁边。我感觉很后怕，不过也很得意，这时的我，很需要听见有个人对我说一句夸奖的话，但是没有。我回头一看，见赵师傅立在他的平台上，并不理睬我，好像他认为，我刚才经历的艰险没什么了不起，而且跟他毫无关系。这时我心中涌起一股对他莫名的厌恨。
我回到烘机旁，感到很累，很需要把自己紧张的心情和肌肉放松一下。我在机器脚下找个地方席地而坐，埋下头去用裤腿擦额上的汗……我把头靠在烘机上休息，忽然啪的一声，一大团东西从天而降，落在我的脚边。
赵师傅把一团肮脏的回丝从他的平台上向我抛来，对我说了两个字：“揩车！”
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已经发脾气了。
“叫你揩车，听见没有？”
原来我的工作任务里还包括这个！我真想对他说一句我很累，需要休息，但是我只好立起来，拾起他抛来的那团回丝。我不知怎样做，仰面朝他望着。
“看我干啥？揩车！不懂吗？”
这俨然是在下命令。受人家如此粗暴的指使，我心里很不痛快。但是不能反对。我是来当个临时工，挣钱养家的。有什么办法？
这时，他对我说了这样一番无理的话：“你想要一个夜班只推八趟车，就挣一块四毛钱和一顿不要钱的饭，是吗？天下哪有那么便宜的事！”
我真想把那团回丝摔在他的脸上，骂他一句“工头！”或是“资本家！”、“老板！”，然后脱掉身上工作服——一条臭短裤，回家不干了。但是我没有这样做。家里老小等着我这一夜挣的一块四毛钱。
我拾起他丢来的回丝开始擦机器。他从他的高处下来，立在我身后，一声不响，明明是在监督我。这让我更是讨厌他。
当我正在烘机的一侧立在梯子上用力擦拭时，忽然赵师傅在我背后“哇！——”的一声大叫，吓得我从梯子上摔下来。我回头看见，他正向烘机的尾部飞奔而去，不一会儿，他怒气冲冲地转回来，手里捏着一段刚烘干的新布，大约有七八尺长。嘴里仍在唠叨着什么“好人不当，偏要当个贼！不要面孔！……”见我莫名其妙地呆呆望着他，他对我说：“以后你也要留神！听见撕布声音就去抓贼。那些不要脸的女人家，老是要来偷布的！”
他又多加给我一项任务。我心里对他又多一份怨气。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刚重新爬上扶梯，还没开始擦机器，赵师傅又在我身后大叫。我随他的那一声“哇！……”转过头去，看见他又离开我们的烘机奔去。这次是奔向烘机的左侧，那里是洗布机的区域，坯布染色以前，要先洗涤脱脂，那架机器的长长的大槽里满是浓肥皂水，坯布就从那里面经过。有些工人便从中取皂水来洗自己的衣服。这是赵师傅绝对不能容许的事。只要让他看见，就立刻要去抓人。
又是一个女工。她正把一只铅桶浸到肥皂水中，还没来得及提起，听见赵师傅的大叫声，吓得转身就逃，铅桶还泡在长槽里。
他拿来女工丢下的桶，仔细查看上面的字样，嘴里嘀咕着：“我能查出你是谁！……”
这时我心里在想：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半夜两点钟，我去食堂吃夜餐，工友们见我是新来的，都向我注目。一个同桌吃饭的工人知道我在赵师傅车上干活以后，马上说：“你跟厂长干呀！当心把你累死！”
“怎么，赵师傅是厂长？”我莫名其妙地问。
那个工人笑起来，同坐一桌的其他人也哈哈地笑。另一个人告诉我：“他的官衔儿还多着啦！你以后可以叫他‘厂长’，也可以叫他‘车间主任’，叫他‘警察’，叫他‘看家狗’，叫他‘怪物’，都行。可就是别叫他‘师傅’，他不配给你当师傅。”
其他人又都哈哈大笑一场。
第二天晚上，我八点钟就从家里出发。下大雨，我撑一把破伞，到达厂门口，已全身湿透。正好碰上赵师傅，我想躲也躲不开，只好跟随他一同往车间走。我走在他身后，路过几处，人家和他开玩笑，叫他“厂长”，“主任”，他只当没听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