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找到冯哥
四十多年前，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那场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还没有严重影响到上海这块宝地的时候，我漂泊到这里。头上的“右派”帽子刚刚摘除。
那时，从上海的外滩沿江朝南走，快到江水要转弯向西的地方，是一些小竹木码头。那里江边停靠着几只木船，岸上有几处房舍，其中有一家小茶馆。这天，我在那里见到我的邻居老方要我去找的冯哥。
冯哥矮矮胖胖的，人挺壮实，四十来岁，一身破旧的中山装上拦腰捆一根麻绳，两只不大的眼睛闪着亮光，上下不停地打量着我这个陌生人。我把老方写的纸条交给他，他对我亲切地笑笑，说老方专为我的事来找过他。
他让我坐下，给我叫一碗茶，继续打量我一阵，才拍拍我的肩膀说：“我们这儿干什么活，老方给你说了吧？”
“说了，是从船上往下卸木头。”我回答。
他认真地再问我：“兄弟，这活，你干得动吗？”
我犹豫一下才回答他：“干得动。”
“家里有几口人？都要你养活？”他又问我。
“父母亲，和两个孩子。老的老，小的小呢。”我回答时低着头，心里很不是滋味。我等他问我更多的话，比如我过去的经历等等。他却什么也没有再问，就说：“那好吧，明天早上六点钟以前，你来这儿，跟大伙见见面，咱就开始干活。我们一共十几个人，都是来找碗饭吃的。他们人都很好，会照顾你的。”
冯哥没说再多的话。我告辞走出茶馆，感觉到他一双闪亮的小眼睛还在身后打量我。不过我知道，他和老方一样，是好心人。他怀疑我是否干得了这个活。
回到家里，我告诉母亲我找到一份工作，母亲问：“是什么工作？”我含糊其辞地没有明白回答她。不能让她知道我要去江边扛木头。第二天天不亮我就起床，用饭盒装满一盒子冷饭带上，就出发了。我乘有轨电车赶到外滩南头的长江客轮码头，再走向那个荒凉的地方。
已是秋天，早上冷，江风迎面吹来，颇有些寒意。沿途一个人影也看不见。我鼓起勇气向前走，我是在走向自己未知的将来，必须鼓足勇气。不过这时我心里想的并不那么遥远和抽象，我更多是在想着马上要我去干的活到底怎样，我是否干得下来。我只知道要扛木头，什么木头，多长，多大，多重，我一点也不知道。我有些害怕，不止是“有些”，应该说是很害怕，非常地害怕，但是我不能回头。我的人生道路必须走下去，家里还有四口人要吃饭。我只能朝那家茶馆店快步地走。
和弟兄们见面
冯哥已经立在茶馆门前等我了。他引我走进店堂，昏暗的灯光，四五张低矮的小茶桌，每张桌前围坐着三四个人，总共大约有十七八个人。我看不清他们的面容，只觉得他们全都在注视我。冯哥一手拍着我的背脊，像个大会主席似的举起另一只手，要大家听他说话。他对在场的那些人说：“哥们，我刚才说的新弟兄，他来啦。今天茶钱他开了。往后照顾着点！”
冯哥说完，还没落座，已经有个二十多岁的小身材大脑袋大耳朵的年轻人立起来把我拖到他的小桌边，一杯茶已经为我泡好了。他用衣袖抹一抹我要坐的椅子和我面前的桌面，两手扶住我的肩头，让我坐下，然后向我介绍他自己：“我姓朱，叫我小朱好了。”
马上我就听见好几个人的抗议声：“啥个‘小猪’‘大猪’的！猪头三！叫他‘猪头三’！要不叫‘猪三’也行！”
“猪三”腼腆地笑笑，说：“朱（猪）三就朱（猪）三吧。你就叫我‘朱三’！你呢，叫你啥？叫‘老王’吧？”
一个说浙江话的戴一顶破呢帽的高个子，大约有四十来岁，穿件破旧的有肩带的军装，他姓蒋，绰号叫“蒋介石”，他呼地站起来大声含笑地责骂朱三：“你个猪头三！人家兄弟今天头回见，你就骂人家是个‘老王八‘！”
大家哈哈大笑，笑得很开心，很尽兴。同时在笑声里酝酿着应该给我一个什么称号。我听见他们七嘴八舌地议论，有的建议叫我“二毛”，因为我那时虽然只有三十来岁，头发却已经白了一半，但是没人响应这个提议；有的说，应该叫“白面书生”，其他人说太长，啰嗦，不好叫；这时，有一个鼻子很高的、穿一件破西服的大汉郑重提议：“我说叫他个‘教授’！冯哥不是说了，人家原先是教书的，还教过大学呢！”
马上一致同意。从此我就是“教授”了。那以后再过二十年，我真的当上教授，职称评定时，我所在的那个系的系主任，为了自己能够也评上教授，做了各种手脚，让我不禁回想起这一伙哥儿们这天对我的开朗、坦诚、爽快的“评定”。
在一致同意的笑声和掌声中，我听见另一个瘦瘦的人说：“还是杜鲁门来事！有学问，这个名字起得好！”
我于是知道这个大汉姓杜，绰号“杜鲁门”。大约因为他鼻子高，同时又穿一件破西服的缘故。
他们教我怎样干活
这时天已经大亮，应该开始干活了。冯哥去江边看过回来，说船是到了，不过还没靠稳，跳板也没架好，要大家再等一会。他叮嘱朱三给我讲一讲工作的要领，吩咐他负责教会我，还要另外两个人，一个叫“戆都”，一个叫“老板”，在干活时一前一后护卫我。
杜鲁门问我有没有垫肩，我不懂垫肩是什么，他从自己脖子上摘下一个厚厚的圆形的布圈，给我从头上套下，正好遮住两边的肩头，我才明白过来。我要取下来还他，他用手压住，说：“我家还有一个。今天我不用，这个给你。”说完便走开了。
朱三告诉我，从这个小码头上卸船的，全是盖楼房捆脚手架用的杉木，每根三丈多长，最大的直径八九寸，有三百来斤重，小的有碗口粗，一百四五十斤。听他说到这里，我心里开始发毛，虽说我在农村劳动过，可是已经很久没干了，又刚刚生一场大病……朱三见我愣着，马上又说：“你刚来，不会让你扛大的，冯哥他们会拣细的给你的。你能行。不要怕！再说有窍门的，我教你。”
他告诉我：“木头杆子有弹性，扛在肩上，你随它一上一下弹动时候迈步子，它会带你往前走；堆场离江岸大约一百多米，去时累，回来就能休息；从船上下来时候，那块跳板不好走。脚下要踩实，眼睛往前看，别往河里看，看见河水心里要发慌。”
他用身体的动作比画着告诉我，走在跳板上，要让肩头上木杆的弹动和脚下跳板的弹动正好配合上，脚步子也要配合上，就又省力又稳当地向前走了。他说，这点窍门一定要学会，要不就干不了这活。但是这个窍门我能学会吗？……
不容我考虑和犹豫，只听得冯哥一声吆喝，大家都从座位上立起，我跟随朱三、戆都和老板往外走。
朱三兄弟
我们刚迈出茶馆门，我和朱三同时一回头，看见那个名叫小李子，外号叫“乡下人”的矮个子的年轻人，正在从卖早点的小姑娘的篮子里偷偷抽出一根油条来，往自己嘴巴里塞，边吃边往外奔。
我还来不及反应，朱三一步跨上，朝急奔而去的小李子脊背上捶一拳头，再转回身去，丢下几分钱和一张粮票给那小姑娘，才继续往江边走。我跟在他后面，对他刚才的行为心怀着敬意，仔细地欣赏着他瘦小的背影。他并不知道我在观察他，自顾自地往前走，一边大声地唱起小调来：“腊月的梅花开呀，开得真奇怪呀，开来，开去，小妹妹怀上胎呀！”
他一开口唱，前后走着的哥儿们便都笑起来，蒋介石问他：“你还会唱点别的不？唱来唱去，就那么一个调调儿。”
老板在我身后接嘴说：“人家心里想人家的小妹妹，你管啥闲事？”
“你的那个小妹妹不就是个卖油条的吗，你说？要不你为啥给她钱呢？”后面一个人接着说。
大家哈哈大笑着。朱三不理睬他们，反倒唱得更起劲：怀胎的正月正呀，十五的玩花灯呀，水面上的浮萍草，未曾扎上根呀！
怀胎的二月二呀，二月二龙抬头呀，一心想，奴的哥哥，跟俺手牵手呀！
怀胎的三月三呀，三月里是春天呀，一心想，奴的哥哥，跟俺玩一玩呀！
……
在朱三南腔北调的唱腔中，大家快活地走到江边。
第一次干活
前面几个人已经开始干活。我看见，一条不大的木船停靠在另一条大一些的、当码头用的空木船外边，上面满载着杉木杆，一块跳板从岸边搭上那条空船，再一块跳板从空船伸到那条满载的船上。冯哥两手叉腰立在那船头指挥着，另有两个人在把一根木头抬起，放在蒋介石肩头的垫肩上，他是第一个上船干活的。
我仔细观察蒋介石的每一个动作，看他把那根又粗又长的大木头呈四十五度角地扛在他的右肩上，用一只手扶稳它，保持住两头的平衡，便似乎很轻松地、一弹一弹地踩过那两块跳板上了岸，大步向堆场走去。后边一个接一个地，朱三，杜鲁门，瘦猴，江北人……都扛着他们的木头随他而来，一个个呼哧呼哧喘着气，目光严肃，神色紧张，心思非常专注。
戆都和老板（他从新疆回来的，原来的单位是银行，所以外号叫“银行老板”，简称“老板”）把我夹在他们中间，从船尾另一块跳板走上货船。我咬紧牙关，心在扑扑地跳。戆都叮咛我，要紧跟他，看他怎么走我就怎么走。老板不停地给我打气，说：“你能行，不要怕，我头天来时，连跳板都不敢上，你比我强得多！”
说着说着，我们三人已经排在最前面，一根粗大的杉木已经落在戆都的肩头上，他一转身走开，便轮到了我。
冯哥微笑着对我竖起大拇指，意思是说我能行，要我别害怕。那两个负责上肩的兄弟，当然是事先说好的，挑一根只有小饭碗口粗细的木杆稳稳地也是重重地放在我的肩头上，喊一声“走！”我就一脚踩上了那块跳板。
我刚踩上那第一块跳板，全身就都在颤抖，我几乎立刻就要倒下去。而我的脚下是滚滚的黄浦江，后面紧跟着扛一根粗大木头的老板。我没有退路，只能咬紧牙关，踩着跳板朝那只当码头用的空船走。我觉得自己随时都有可能掉进脚下的江水中，我的心已经绷紧，我几乎停止了呼吸……
恰在这时，我听见老板在我后面大声地对我说：“走得好！就这样！往前走！”
这时我前面的戆都已经踏上第二根跳板，他立即和着老板的话说：“教授，你能行！跟紧我！”
他们的鼓励让我心理上的恐惧消失了许多。我脚下的跳板因为老板的脚步而猛力地弹动，不知怎的，我的脚步立刻顺应着这股弹力，自然地在向前移动。说话间，我们三人都已经上岸，尾随着前面的几个人，大步向堆场走去。
我夹在他们中间向堆场走，我感到自己的肩头疼痛难忍，两条腿好像不属于我，只是在机械地自动向前移。我咬紧牙关，埋头向前走。肩头实在太痛了，我把腰向下弯，让脊背帮助肩头来承担一部分重量，马上我听见，老板在我身后大喊：“把腰挺直走！肩头用力，头抬起！这样不行！你要压垮的！”
我听他的话，咬着牙把木头的重量移回到肩头上，继续拼命朝前走。
忽然一阵大风，把老蒋的帽子吹落在地上。他走在最前面，我看见他原来是个生秃疮的光头，怪不得叫他“蒋介石”，也叫“蒋光头”。
这时，只见紧跟在他身后的朱三立刻小心翼翼地蹲下身去，把那顶帽子拾起，再快走几步，赶上老蒋，伸手把帽子给他扣在头上。在整个这个过程里，那根粗大的木头始终压在朱三的肩头上，他用一直手保持住木头的平衡，让它不从肩上滚下来，而且嘴里还在哼着他心爱的小调“十五的玩花灯呀……”
大家为朱三危险而精彩的表演连声叫“好！”整个紧张而有序的搬运并不因此停顿，反而情绪更高涨。在这种气氛下，我更是咬紧牙关，知道自己必须坚持住。
我一到达堆场，放下肩上的木头，前后到达的几个人马上为我欢呼起来，他们齐声叫好，祝贺我的胜利。戆都和老板一左一右地搂住我的肩头，戆都傻笑着。
老板突然想到这样说：“教授呀，叫你来干这个，这是我们国家、我们社会的悲哀啊！”
他说得我脸红了，连忙说：“我哪里是什么‘教授’！……”
这时我心头涌起一股自怜的苦味来。
不过这时我也为自己居然能够把这根木头扛下来而高兴。我居然踩过了那两块悬空的窄窄的跳板，越过脚下滔滔的江水，从船上扛下一根木头来。这是我有生以来的一次全新的体验。
我虽然心中还在害怕，但我仍觉得，从此以后，再苦我也能受了，我能够面对人世为我安排的任何艰难困苦向前走了。
回程时，老板告诉我，蒋光头头上有病，帽子不能离头，朱三是怕他发病，才拼命给他把帽子拾回，还给他再戴上。我眼睛朝前找到朱三的身影，觉得他一点也不矮小，而且很高大。
我跟在戆都后面又上了货船，可是冯哥把我拉出队伍，叫我立在他身边，命令似的吩咐我说：“听着：他们扛两根，你扛一根。现在休息！”
我真是从心底里感激他的照顾。
“你的钱我拿得下手吗？”
每扛一根，便有人递给你一只小竹牌。最后用这些牌子去领工钱。不论木头粗细、轻重和大小，每根都是一个牌子，都挣两毛钱。知道这个规矩，我才真的知道了我是处身在一个“哥儿们”的集体里，享受着他们大家心甘情愿的照顾。他们都抢着扛粗的，而把最细的留给我。
戆都挣的牌子都交给老板，这是冯哥吩咐的，怕戆都会不小心丢掉。我把自己挣的牌子十分珍惜地藏在贴身的衣袋里，我觉得它们是最宝贵的东西。它们每一只可以换来两毛钱，我可以用它买一斤半米养活我的父母和儿女，并且，它们包含着这一伙好兄弟给予我的友情和温暖。而更重要的是，它们还体现着我的生存能力，代表着我的做人的自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