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课教师，短波收音机
1966年，我在上海一所中学当英语代课教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生和“革命教师”的许多大字报都冲外语教师而来，我也不例外。我被勒令交出家里所有的“封资修”的外文书籍。交出后不久，我就伤心地在厕所里发现一些外文书的碎片，是从我珍藏多年的罗马教廷出版的古希腊语《圣经》词典里撕下的；就是在那所中学里，两位高中三年级的女同学在大字报中“揭发”说，我在课堂上公开要学生“偷听敌台”，其实我是要他们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对外英语广播；还有一位女同学说，我在教口语练习时，教学生学买东西，买这买那，就是不教学生买毛主席著作，“难道这不是公开反对毛主席吗？”……这以后，我被解雇了。
回到家里，我马上又遇到不愉快的事。住在我前面的那位造反派，并不顾及宪法保障的公民居住自由，门也不敲就闯进我房里，伸直手臂指着我家的收音机，声色俱厉地说：“你这个是有短波的，是吗？！”见我眼睛瞪着她没有应答，又接着说：“你是懂得几种外语的，美帝和苏修的广播你都能听懂的，是吗？！”……
里弄小组长也到我们楼里发出警告，要我们不许收听敌台。
我马上把那架收音机送到旧货商店去卖掉了。从此多年都不敢再买收音机。
卖掉收音机也不行，那以后的多次“刮台风”（造反派盘查反革命分子）的行动中，他们会半夜三更光顾我的家，搜查我家中所有与外语有关的东西，有一次甚至非要我交出“外文密电码”来。
每到这种时候，我总是后悔这辈子学了外语。
“反革命集团”的成员
大约是在1968年夏天，那时，因为我一家五口无法维持生活，里弄叫我去一家印铁片的工厂拖钢板，每天给我一元八角钱。一天，我正在满头大汗地工作，突然一大伙戴红袖章的人涌进车间，把我五花大绑，捉了出去，推到停在路边的一辆卡车上，让我立在车的正中央，车上我的两旁是一边五个手持长矛头戴藤盔的武士。临开车前，我看见，那条马路上还用白粉写上了好大的字：“揪出现行反革命分子某某某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到底怎么回事，当时我完全不知道。
当车子沿延安路一直向东开，到大世界门前向北拐去的时候，我才猛然想到，大概又是外语给我惹的祸。但是我也顾不得再想更多。那时只觉得，我是被拉去枪毙的。因为我见过好几次枪毙人都是这个架势。那一顷刻间，想起家中的老小，不觉流下眼泪来。这时我的头脑中又浮起过这辈子真不该学外语的后悔思想。车子开了一段路以后，我渐渐清醒，马上凭常识想到，大概不会是枪毙，因为并没有对我有过审问和判决之类的过程呀……果然不是枪毙，而是把我捉到那家工厂设在杨浦区的总厂去。一进总厂大门，那群造反派把我关进一处地下室。
从批斗会上人们的话语里我知道，的确又是因为我懂得外语。我的一个在轮船上工作的中学同学被抓起来了，罪状是企图开船外逃（后来证明这是莫须有的事）。他既然要通敌叛变，自己外语不通，当然需要一个会外语的人参与，于是他们在这位同学的社会关系中找出了我这个人，我便当然地成了他那个“现行反革命集团”的成员。事实上这时我已经几年都不曾与他有任何来往。
我被他们关在那个地下室里许多天，几次被拖出去批斗，脖子上挂一块很重的大牌子，那根粗铅丝在我的皮肉上勒出好深的一道印痕，几年后才渐渐消去。
后来，由于“查无实据”，他们把我放了。不过他们说，抓我还是正确的，叫做“事出有因”，这就是那个时代的逻辑。我被他们押送到我所在的街道办事处，由里弄干部接收，继续审查。那份拉钢板的工作是丢掉了……这一次的经历我将写在另一个故事里。
“用外文，肯定有问题！”
也许你会说，以上这些事都是我自己的特殊身份招来的，与外语无关。如果我是一个干干净净的好人，就不会有这些麻烦了。是的，我在1958年曾经当上右派，但是到发生这些事时，我已经光荣地摘帽七八年了。而且那时我所在的街道和里弄有许多个右派或摘帽右派，那些人都不是学外语的，他们都没有遭遇到我这些事情。我的这些麻烦事的确主要都是由于我懂外语才惹来的。我还有几次仅仅因为外语，而并非因为我的右派身份才有的尴尬经历，也可以在这里用作旁证。
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大约在1960年代初期，我在上海依翻译外文科技资料为生。那时没有复印机，给我的原件有时是照片。有一次我不小心把人家交来的照片丢失了一张。托译单位把照片底片给我，叫我自己去照相馆加印一张。
我在取照片时被照相馆的人留住了。他们把我叫到柜台后面的一个房间里，三个人围住我盘问起来，先问了姓名住址，又问了职业等等，我没有对他们说出我的“摘帽右派”身份，只说我是个“自由职业翻译工作者”，因此他们继续盘问时也并没怀疑到这一点。但是不管我怎样解释，他们都不肯理解，反而要我把全部人家要我翻译的资料都交出来。三人当中的一个年轻小姑娘比较坦率，她说：“不用中文用外文，肯定有问题！”
“为啥要拍照片呢？不就跟电影里那个特务用个小照相机偷拍文件一个样？”
“你是在哪个国家偷拍了带到中国来的？”
我怎么也说不清楚，最后只得由他们带上我把我交到我所在的里委会。后来里委会的人替我把照片领了出来。他们也为此费了很多的气力，包括去那个给我底片的单位调查，才解决了问题。
还有一次，也是在“文革”前。我为了多挣点钱养家，在做代课教师的同时也做外文翻译工作。我必须抓紧每一分钟时间来做，而又不愿让同事们知道。每当学校没课的时候，我便找个地方去做。有一天，我在学校旁边一家点心店里边吃边做，这又招来了是非。
店里的人开始注意我时，我并不知道，只顾自己埋头工作。后来感到他们不停地在我周围走动，还从我背后伸头来张望，让我很不自在。再过一会儿，一个服务员拿一些汤来非要给我添在碗里。他故意把汤水倒在我的翻译原稿上，然后一边说着“对不起”，一边把我的原稿抓起拿到柜台上，说是给我擦干，其实是在检查。这还不够。在我还没有回到学校时，他们已经通知了警察和学校。他们怀疑我在“搞间谍活动”。幸亏学校那个人事干部稍懂事理，对我也有所了解，才使事情平息。为了让我不致有思想负担，他在处理完这件事以后还特意开导我说：“我们的群众能有这样高的革命警惕性，这是好事情，你应该向他们学习。”
“你和他们什么关系？”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就提得更加高了。于是我这个懂一些外语的人便又遭遇到类似的尴尬事。
那一天，我去外滩一座大楼北侧的一个小门里找一个有关的人事部门要求工作。没有结果，我出来，正茫然地低头立在路边发呆，忽然听得耳朵边响起讲俄语的声音。从1958年当上右派到这时，我已经十几年没听到过俄语了，自己当然也没有机会说俄语，因此一听这声音，便觉得非常亲切、熟悉，而且好听。我抬头一看，是两个穿水手服装的外国人，他们显然不懂中国话，只是随意找一个人碰碰运气，而恰好就碰上我这个会说俄语的。我立刻和他们交谈起来。其实他们只是想知道在上海哪里可以买到一些日用品。我建议他们去中百一店，并且把他们往南京路的方向领去，和他们边走边谈，也只是谈些外滩和南京路的事，我连他们是哪个国家的人都不曾问过。在短短的几分钟里，我只顾体验着讲这种我所熟悉的外语的兴奋而快乐的心情。
把他们带到南京路口，我指给他们要去的方向，再说了中百一店的大致位置，挥手告别了他们。见他们远去，我便要离开，一转身，一个身穿中山装的中年人立在我的面前。他挡住我的路，并且要我停住，劈头第一句话便是：“你是干什么的？！”
“我？……”我被他问得莫名其妙。
“你和那两个外国人是什么关系？”他紧接着又问。
我更是莫名其妙了。只能重复他的话说：“是什么关系……？”
“我在问你呢！”他态度很不客气。
就我的脾气，是受不了这样无理的盘问的，我又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但是我心里明白自己的无业游民兼摘帽右派的身份，便不敢顶撞人家，只能回答他的问题。
“我不认识他们。”我说。
“那你怎么跟他们说话，谈得那么亲热？”
“亲热？……”
“当然是亲热，还一起走了那么久。你们都说些什么？”
“他们问我去哪里买他们要用的东西。我把中百一店指给他们呀。”
“你跟他们用什么话交谈？”
“用俄语呀。”我说。
“俄语？你会说俄语？说得那么好……你是干什么的？”
对他再次这样的盘问我很气愤，很想回他一句“你管我是干什么的！”但是我不敢。我便不予回答，既是抗议，也是回避。而他并不放松，态度更严厉地说：“把你的工作证给我看看！”说着把他的一只大手伸到我面前。
我当然是没有什么工作证的。只能低下头，说：“我没有工作证，我没有工作。”
“你没有工作？我见你从革委会人事处出来的。你在那里干什么？”
原来我一从那里出来他就盯上我了。但是他一提到那个人事处，我好像找到了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我立刻回答他说：“我去那里要求工作的。不信你去问！”
他并不放过我，当真要我随他再去那个办公处走了一趟。他让我等在走廊里，进房间和那位刚才接待过我的人谈了好一会，当然是了解了我的种种情况，才出来把我带出那个地方。出门以后，他放我走掉前，还再问一次，“你到底跟那两个人说过些什么，再好好想想！”他大概是一个有权力调查我的人，后来他还到派出所去联系过，是那个负责管我的户籍民警过后告诉我的。
这件事让我再一次悔恨这辈子学了外语这一行。但是，说真的，我也知道，国家的安全是当然是要保卫的。而我自己的这些尴尬遭遇又算得了什么？不过……
现在，我们的国家每天每时都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国际交流。APEC会议、奥运会、世博会……是人们日常谈到的话题。在我们的大街小巷里，经常会有许多的外国人，如果愿意，你可以和他们随意地交谈。我们大家都真正体会到我们是国家的主人。我自己这些年也接待过无数外国朋友，出访过许多国家。学外语和懂外语已经是我们生活中的必要因素。我们的电视中，还有一个生动活泼的、教中国普通老百姓学英语的“英语一百句”节目……想起这些，我往往会有所感慨，不由得便回忆起几十年前我自己的这些往事来。让我来把这些小故事讲给你听，也算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忆苦思甜”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