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1907—1946），原名秦邦宪，乳名长林，字则民，江苏省无锡市中市桥巷人。
1926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王明、张闻天等人是同学。1930年回国后曾负责编辑《劳工报》。1930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来华，直接插手中国党的内部事务，准备扶植王明上台。接着，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米夫出席会议，并作了总结发言。米夫推荐王明担任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博古负责主持团中央宣传部工作。4月，在共青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博古被选为团中央书记。9月，王明去莫斯科，指定博古担任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并经共产国际批准，补选为中央委员。这样，博古在共产国际的一手扶植下，走上了中共最高领导岗位，年仅24岁。
1932年底，博古等中共临时中央主要成员先后由上海出发，经福建永安、上杭，于1933年1月初抵达瑞金。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博古开始全面主持党的政治、经济、军事、组织等项工作。随着实践范围的扩大和日益深入实际斗争，博古对中国革命的某些基本问题的认识开始变化，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提出了不同于“左”倾冒险错误的新政策。
他在深刻反思中共临时中央被迫撤离上海的原因中，认识到革命军队在武装斗争中的重要性，同时又认识到农民在武装斗争中的作用。于是他指出，要想扩大红军，开展武装斗争，就必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只有解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才能使他们成为苏维埃政权激进的赞助者与支柱，使他们成为无产阶级可靠的盟友与后备军。博古还强调：“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道路，才是苏维埃的道路。”随着反“围剿”军事斗争的展开，博古又进一步体会到发动农民进行游击战争的重要，主张要组织新的游击区与苏维埃根据地，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尽管博古这时还没有认识到游击战的战略地位和长期性，但是思想上毕竟开始朝着这个方向转变了。
1933年5月8日，博古担任了中革军委委员，开始了无论对中国革命、还是对他自己都产生相当大影响的短暂的戎马生活。博古不承认敌强我弱这个严峻的现实，提出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的口号，坚持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和“短促突击”“分兵把口”等战略战术。
当时，中央苏区在毛泽东等人的领导下，经过长期斗争，已经形成一整套建设苏区的正确方针和一整套建军原则、战略战术，锻炼出一大批既会建军打仗、又懂治国安民的领导骨干。在这种情况下，博古等人为了实现对苏区和红军的直接控制，便剥夺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权。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周恩来就洛甫代替毛泽东任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事询问博古，指出“似无此必要”，博古表示“因毛泽东不管日常事”，坚持不要毛泽东担任这个职务，继续排斥毛泽东。
1934年1月，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召开了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博古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会议把“左”倾冒险错误发展到顶点，盲目断言，“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的形势在中国存在着”。4月上旬，蒋介石集中11个师的兵力分两路向广昌进逼。中共中央决定在前方组织野战司令部，调集红军主力9个师的兵力，全力保卫广昌。博古兼任野战司令部政委。他同李德一道，在广昌战役中，采取以集中对集中、以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和“短促突击”战术，尽管予敌重创，红军亦受很大伤亡，广昌失守。于是，毛泽东又提出红军主力应立即突围的建议，并认为：此时“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这一建议又遭到博古等人的拒绝。于是，“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1935年1月，在毛泽东等人的努力下，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首先由博古作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看出了当时的形势，对军事错误作了一定的检讨，但是也强调了许多客观原因，为临时中央和自己的错误作了辩护和解释。博古的报告遭到了大家的反对，认为基本不正确，并展开了争论。最后博古承认自己军事路线的错误是挫败的主要原因。
会议期间和会后，个别坚持“左”倾错误的同志让博古顶住，让博古不要“交权”。所谓“交权”，就是把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出来。博古严正地拒绝了个别人的挑拨性意见，表示应该服从集体的决定，交出了自己的指挥权，并且在遵义会议后，坚决地执行中央的决议。伍修权回忆遵义会议时说：“博古同志虽然是会上主要批判对象之一，但是，他的态度也是比较端正的。他主持会议，却不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磊落态度。会后，他又坚持和执行中央的决定，并严正地拒绝了别人的挑拨性意见……这些都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应有的品质。”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长征路上会师后，在讨论一、四方面军战略方向的多次会议上，博古都站在毛泽东等一边，激烈地抨击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博古的这种态度对中共中央批评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起到了积极作用。
1937年6月，博古与周恩来等一道，作为中共代表，参加了国共两党的庐山谈判。9月初，又抵南京，与国民党代表康泽就“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组织”等实质问题进行谈判。在谈判过程中，在原则问题上，博古毫不退让，拍着桌子，同康泽激烈争辩。国共两党经过反复谈判，终于促使蒋介石同意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于9月22日公开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又发表《蒋委员长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第二次国共合作遂告形成。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博古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王明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资格，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系统阐述了他的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强调“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放弃无产阶级领导。
对此，博古完全采取了附和的态度。他说：“当前革命是国民党与共产党共同领导，依靠国民党军队进行抗日救亡运动。”此后，博古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现状与前途的文章。他忽视了抗战初期失利的重要原因在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而将其归咎为敌强我弱和军事战略战术上的某些错误，说“蒋先生雄才大略，足以领导抗战”。抹杀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仅仅认为如果说有斗争，也是在争取抗战胜利的某些具体方法上，以及如何在抗战过程中实现民权与民生主义的步骤上。
1942年6月全面铺开的延安整风运动，对于博古思想认识的彻底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43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指示》，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在深入学习的基础上，研究总结王明、博古在内战和抗战时期的“左”右倾错误所造成的危害，以便提高认识、增进统一团结，为将来讨论七大决议从思想上做好准备。
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学习会，对他批评得很严厉。博古初期感到压力很大，表现很沉闷，不愿意暴露自己的思想。后来，毛泽东亲自找博古谈话，对他说：“你有错误，你就检讨嘛！”他所在《解放日报》的其他领导人本着对犯错误同志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主动同博古接近，关心他，与他谈心，从而提高了博古对整风的认识。他努力去学习、领会整风文件，开始了对自己思想发展道路的彻底反省。
1945年4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博古在会上作了系统的长篇发言，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深刻检讨了自己自1928年以来所犯的“左”右倾错误以及这些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认识到错误的根源在于“根深蒂固的教条主义；深厚的宗派主义；恶劣的个人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使他对中国革命的“形势、性质、动力、对象”等一系列问题的分析，不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而是生吞活剥苏联经验。他表示对这条政治路线所造成的恶果应负全部责任，很痛苦于不可挽救的损失，特别是想到许多同志在错误路线打击下而牺牲，感到罪孽深重，百身莫赎，表示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脱资产阶级胎，换教条主义骨。
博古在七大的发言，标志着他已经彻底抛弃了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确立了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是他一生思想发展中的光辉转折。
1946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派博古作为中共代表前往重庆，参加政协宪草的审议工作。解放日报社的同志在延安中央印刷厂礼堂举行欢送会。在会上，他强调指出：“我们只能是去为人民努力工作，尽可能替人民排忧解难，不能去做官当老爷，贪图那里的物质享受。否则和国民党有什么两样？”博古的讲话给报社全体同志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欢送会竟成了他和全体报社同志的诀别会，这次讲话竟成了他留给同事、战友的最后遗言。
2月13日，博古同董必武、王若飞一道飞往重庆。14日，博古同周恩来、董必武出席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首次会议。博古在会上代表中共中央全面阐述了对宪法草案的主张。22日，国民党煽动重庆学生举行反苏游行，特务暴徒乘机捣毁《新华日报》民生路营业部、民主同盟机关报《民主报》营业部，两报工作人员多人受伤。对此，周恩来、博古等于23日致函蒋介石，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同日，博古又与王若飞一起，以中共代表团的名义接见青年学生，向他们揭露国民党特务的阴谋和暴行，号召学生们起来同反动势力进行斗争。
4月8日，因全国停战协定、东北停战协议、整军方案以及政治协商会议关于宪草原则、人权保障、和平建国纲领等项决议，遭到国民党的严重阻挠，为与中共中央商讨坚持上述各项协定的办法，博古同王若飞、邓发等人冒着恶劣的天气，由渝乘Ｃ47式运输机飞赴延安，途中因气候变化，飞机在浓雾中不幸于山西省兴县东南的黑茶山触山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博古时年39岁。
（撰稿牛保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