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想去当兵
“我想去当兵！”
这句话是三十八年前的冬天，给我老师肖石磙说的。
那天晚上，我们两个蹲在村西头的一截矮墙上看电影。他听了我这句话吃了一惊。因为我们俩一天到晚在一起，从来没有给他说过要当兵的想法。
记得那是一个寒风习习、上弦月很甜蜜的初冬夜晚。村西边二队的场里放电影。当天晚上上演新拍的国产战斗故事片《侦察兵》。方圆十里八村的青壮年男女都赶过来，把银幕前后挤得水泄不通。当时，石磙老师我们俩算是村里的“公众人物”，为了少说闲话（村民或熟人见面互相搭讪、问候，没多少实际意义的对话），就在离银幕很远的场地边沿找了一截矮墙蹲了上去。电影开始后，影片中王心刚的英武形象吸引了在场的老老少少，约有上千人的露天场院内鸦雀无声。我看得更是异常认真，内心深深地被一个侦察英雄的威武、俊逸、豪迈气概所打动，几天来内心反复酝酿、升腾的梦想随着电影情节的流动逐渐清晰强大起来。就在亮灯换片、孩子们喊声起伏的那一刻，马上把心里话给石磙老师说了出来。
“我想去当兵！”
我能把这个重要想法首先给石磙老师说出来，除了由于他被抽调到公社征兵办公室帮助工作，可以给我帮忙这一因素外，其实，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石磙老师比我年长六岁，我们两家住在村南面的东西一条街上，相隔不到三百米。我们是一个老祖宗，但坟院早已分开，按乡亲论他比我低一辈，平时叫我大。石磙老师一家在我们村是很有威望的家族，祖父辈弟兄仨，父辈亲弟兄四个，父亲是老大，在公社卫生院工作，二大在公社供销社“赶马车”，三大在供销社当会计，四大在村里任党支部书记。这样的家庭在当时应该是有权有势。然而，他们这一大家族，家风淳朴，知书达理，人脉旺、人缘好，颇受乡邻的尊重。石磙老师为人诚恳谦逊，富有师长风范，是我崇拜的偶像。这几年一直跟他在柿园联中上学。那年上半年初中毕业后，由于他和肖德河校长的精心运作，秋季开学时让我回柿园学校任代课教师。三个多月来，我俩上学下学同路，教学开会一起，可以说是形影不离，无话不说，而且有心里话必定先给他说。石磙老师练了一手好钢笔字，工作认真负责，这几年每年征兵的时候，都被公社抽到“征兵办”帮忙。这几天有了当兵的想法后，一直急着想见到他。因为只有给他说了，听听他的意见我才能下决心。
石磙老师先是有点惊讶，当他看我一副认真的样子，就问：“给俺爷说了没有？”
石磙老师家族受人赞赏的过人之处就是对人亲热，注重礼节，每称呼对方的老人、大人，必带“俺”字，长辈就是“俺爷”“俺大”，对同辈必带“咱”，“咱大”“咱伯”“咱哥”，让人感到非常亲切，好像是一家人一样。
我说：“还没有。”
“这么大的事儿不给俺爷、俺奶说可不中！”
“我先给你说说，你看咋样，要是中了，还得你出面先给俺大说说。俺娘的心大，估计没有啥事儿，俺大心眼儿小，怕他受不了，你先侧面给他说说，看他的态度啥样。”
我有这样的顾虑，石磙老师也是知道原委的。过去，被国民党抓壮丁到前线的人，常常是九死一生，家里人担惊受怕，因此，不要说积极主动去当兵了，躲都躲不及。我伯父就是被抓壮丁后杳无音信的。这种阴影在老辈人的脑海里一直挥之不去，在民间，有“好铁不打钉，好儿不当兵”的说法。十多年前，我三姑姑家的二儿子十六岁去当兵时，由于事先没有给我姑父说，当姑父突然看见换了军装的儿子时，意识到宝贝儿子要离家远行，要去扛枪打仗，听人说当兵是“死了没埋，好去难回……”一下子精神失常了，见人不说话，行为不正常。直到我表哥服役五年退伍回来，三姑父的精神才慢慢恢复正常。我父亲也是属于性格比较内向的人，我又是从小娇生惯养，被全家人捧着护着，如果突然说要去当兵，还真怕老父亲思想上接受不了。
“中，那我明天就去家里先给俺爷透个信儿，看他啥态度再说。”石磙老师说。
我平时瞌睡很大，可是，那天晚上我失眠了。躺在床上，睁着俩眼想心事，怕父母亲不同意，怕体检过不了关，怕丢了学校那个临时代课的岗位，怕走了以后家里没人干活……想得很多很多。
那天的早饭是端到我家大门口的“饭市儿”上吃的。因为蹲在“饭市儿”上吃着饭向西边可以看见石磙老师从他家走出来。渴望、急迫的心情搅得我对那天早上的饭是热是凉，一概没有在意，那颗焦躁不安的心在盼望着石磙老师快点到俺家来，快点知道我父亲的态度。
石磙老师出现了。他是赶早一点儿吃了饭去公社武装部上班，并且今天还要特意拐到俺家见见我的父亲。
为了引起父亲的注意好引导话题，石磙老师到“饭市儿”上问候了一番，说了几句客气话以后，就走近正在蹲着吃饭的我父亲身后。我屏住呼吸，听着石磙老师与父亲的对话：
“样兵开始了？”我父亲问。
我们这里农村把征兵说成“样兵”。平时我天天和石磙老师一起去学校，这几天没有一起了，父亲应该是已听说石磙老师又抽到公社武装部（征兵办设在公社武装部）帮忙去了。
“开始几天了。”石磙老师说。
“今年的兵往哪儿去哩？”
“听说是北京、青海。接兵的还没到。”
“去北京中！”我父亲边吃饭边与石磙老师说。
“叫根胜大也去吧？”石磙老师抓住火候就说。
“不着（不知道）人家叫不叫！”父亲随口说了一句。
石磙老师接住话茬儿说：“要想去了，先报名儿，到时候我再给他们说说。”
父亲没应声，已放慢了吃饭的速度。我的心跳有点加快，接近于屏住呼吸。
这时，蹲在父亲旁边的一位四十多岁的族兄接上了话：“胜娃恁大个子，到北京当当兵也老美！”我的小名叫“胜娃”。我族兄这句无意的插话，把话题说活了。
我一个族叔，与石磙老师年龄相当，他俩关系也很好。他一直为守寡的母亲当年没有同意他当兵而后悔。他碗里的饭吃完了，手里端着个空碗站着，还没有打算回家的样子。听到议论当兵的事，他也来了情绪。
“到部队干几年，当个军官多美呀！”我族叔的脸上显出了兴奋神色。
接下来大家七嘴八舌饶有兴致地开始议论我们村上在外“当军官”的几个人，这种漫无边际的议论无形中也帮了我的大忙。
农村“饭市儿”就是个“无主题论坛”。长长短短，天南海北，无所不说。今天早上倒是说了个正经事儿。
石磙老师觉得有了说头，又把我父亲喊到家：“壮爷，给俺根胜大报个名吧？”我父亲的名字叫“壮”。
“晚不晚？不晚就报吧，你给‘招呼’（帮忙、协助的意思）着。”我父亲说。
“报名还不晚，我给村里说说，到公社把名儿添上就中啦！”石磙老师说完话就急急忙忙去公社了。
我得了父亲这句话，心里一块大石头落了地，丢下饭碗，赶快又踏上每天要走两三个来回的“代课路”。
去学校的路上，微微西北风很快把我的头脑吹得冷静下来，而思想的鼓点又敲得深沉起来——虽然当兵的事儿父亲表面上同意了，然而他内心究竟是不是真的愿意让我去当兵？因为我知道父亲希望的并不是让我长大了去当兵。
2.父亲的希望
要说父亲的希望，还得从我们家五六十年前的历史说起。
我们家在冢头镇西约两公里的李子曰庄。冢头镇是个非常美丽而又很有文化底蕴的历史名镇。它处在淮河支流北汝河上游的蓝河中段，明清时期以前，曾是淮河上游最后一个码头。冢头因处在黄阜岗上的汉薄姬冢前而得名。据有关史料记载，某年春天，薄姬到郏城东北的纪信庙祭奠在楚汉“荥阳之战”中替刘邦捐躯的功臣纪信，奉祀之余发现此地北靠黄阜岗，南对紫云山，清清的蓝河水绕岗而过，“黄阜蓄锐，蓝溪藏精”，意欲百年后葬于此地。薄姬死后，其子汉文帝刘恒尊奉母意将灵柩在蓝河之滨埋葬，并建屋造院派兵守护，此后皇亲国戚、达官显贵年年节节都前往谒拜。人马聚集，商贾渐至，在冢头的南边逐渐形成了集市，酒楼、货栈、商号由此而兴。到明清时期，冢头镇已成为远近闻名的水旱码头，商贾云集，生意兴隆，已是“呼卢处处酒家楼”的繁华集镇。它西靠伏牛山，东面黄淮大平原，处在郑州、南阳、洛阳的中间地带，土地肥沃，物产富饶，是河南中部重要的粮食、烤烟、药材和布匹的集散地。在民国以前，中原地区的不少官绅商贾知冢头而不知郏县，形成了远近闻名“日进斗金”的“小上海”。我父亲当年就在冢头镇的烟行里当会计。
我们村没有什么特殊的历史印痕，不知是何种原因起了一个不大好记的名字叫“李子曰庄”，因为叫起来有点拗口，平时都称李庄。虽然紧靠“小上海”，我们村却穷得出名。在旧社会有一种被称为“要饭吃生意”的是做“鸡毛掸子”，就出在我们村。这种买卖就是由于家里穷，过春节前走村串户，到富人家里给人家宰杀鸡子，吃饭时主人送一碗饭吃，结束后把拔下的鸡毛带回家，加工成鸡毛掸子、做成扇子再卖给有钱人使用。村里人能帮人杀鸡子挣饭吃，能加工鸡毛掸子换钱，说明我的先辈并不是太愚蠢，而世代贫穷的原因则是不得地利。
李子曰庄处在郏县城以东、黄阜岗以西的低洼地带，到我记得事的时候，村里村外还有七八个大水坑水塘，面积加起来比村庄都大。我们家门前还有一条自东岗向西洼自由流淌的人工渠，旱天没有水，涝天水满槽，常年展示着“唯我自东向西流”的豪迈。村子以南以西的地里常年湿洇洇、明晃晃的，大道小路两边全是水沟水渠。旱天地不干，涝天水无边，被戏称为“蛤蟆叫唤地”。有人民公社以后，全公社各村抗旱，我们村是除涝，一夜大雨过后，公社领导第二天必先去看看李子曰庄淹了没有。能卖钱的烟叶由于怕水我们村的地里不能种。因常年地里水湿泥泞，不能播种小麦，仅可撒播大麦。地里生长的红薯往往因水分大不能窖藏过冬；如果收获时节遇到下雨，水浸过的红薯不仅没有淀粉，而且还煮不熟。所以，能高产的红薯也不能种。全村种得最多的是高粱，其次是玉米。
这样的水浸薄地，在我爷爷一辈时，我们家有十来亩。我有六个姑姑、一个伯父，我父亲是兄妹八个中最小的，当然最受全家呵护。我爷爷送我父亲进了由外村人在我们村开办的私塾。当时，家里很穷，爷爷送他读书，父亲深感艰难和不易，所以，读书非常用功。他除按要求熟读四书五经之外，还熟读了《汉书》《后汉书》以及《郏县志》等历史书籍，从汉代的张良、纪信，唐朝的孙处约、马燧；到“文追秦汉、诗逼苏李”的明代著名文学家王尚，以及清代的诗坛巨擘仝轨，他对郏县这块土地上风云人物的成长熟稔于心。到我们弟兄懂事之后，父亲常讲郏县名人的历史，讲这些风云人物刻苦读书、求进成才的趣闻逸事。可以说父亲从小就悟透了“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
父亲读几年私塾后，十六七岁就进入冢头镇上的烟行（烟草经营门店）。由于他有文化，很快就当上了会计。这在当时是我们村里年轻人中少有的好职位。
蓝河水自北向南穿镇而过，把冢头分为东西两寨。冢头西寨梁姓是望族大姓，我母亲在西寨也算梁姓中有名的“闺秀”。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父亲母亲结婚成家，迎来了我们家最阳光的时期。当然，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使我父亲真正认识到了读书的意义、知识的重要。
然而，好景不长。1943年夏季，也就是我父亲结婚后不到一年，我伯母患伤寒病不治身亡，留下我三个堂姐一个堂兄，当时大姐十二岁，我堂兄仅半岁。我伯父脾气不好，一看三个未成年的女儿和一个嗷嗷待哺的襁褓婴儿，觉得日子没法过，干脆一走了之（后来听说当了国民党兵，没多长时间在郑州附近的战役中炸死）。第二年我爷爷也去世了。奶奶悲伤过度，眼泪哭干，双目失明。一个本来不富裕的家庭很快濒临崩溃。我父亲含泪辞掉烟行的工作，十几亩薄地卖掉一半，还清外债，撑起了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在以后十几年的岁月中，父母亲忍饥挨饿，含辛茹苦，用宽厚的爱心把他兄嫂撇下的四个孩子抚养成人。
新中国成立后，家里生活得到了改善，但由于我家的老闺女多，所以穷亲戚特别多。我三个堂姐陆续出嫁以后，家里日子仍然非常艰难，但我父亲依然坚持让我堂兄上学读书，并向我奶奶承诺，要把他培养成有用的人。
1949年，堂兄七岁，村里有学校的第一年，父亲就送他上学。堂兄上初中时，正值“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其日子艰辛和生活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堂兄能坚持上学，而且能把小学读完又读初中，这在当时不少家庭即使对自己的亲生儿女也很难做到，而我父母为了让死去的哥嫂放心，真正做到了如父、如母的亲情付出。1962年，堂兄初中毕业回到村里后，先到白龟山水利工地当记工员，结束后没多长时间大队就把他调到另一个生产队当会计。这是我们家自从父亲辞掉工作十几年后再次出现的“奇迹”——家里出了个生产队会计。我父亲不仅为把哥嫂的儿女养大成人而高兴，也为他这个宝贝侄子有了出息而自豪，这也使我父亲再次认识到了读书的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