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孝武皇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
冬，十一月，张汤有罪自杀。
……
汤既死，家产直不过五百金。昆弟诸子欲厚葬汤，汤母曰：“汤为天子大臣，被污恶言而死，何厚葬乎！”载以牛车，有棺无椁。天子闻之，乃尽按诛三长史。十二月，壬辰，丞相青翟下狱，自杀。
酷吏张汤在政治斗争中死掉了。他是自杀而死的。
关于张汤最后被治罪的详细过程，锐圆就不翻译古书了，在后面附一段“白话通鉴”：
张汤自杀的直接导因是赵禹的一番责备。赵禹曾和张汤是一个部门的同事，两人交往甚欢，张汤“以兄事之”。赵禹批评张汤说：“你怎么这么不知分寸，你这些年灭了多少官员，不可胜数啊。现在，人家这么多人指证你有罪，甚至包括丞相，包括皇帝素来信任的三位长史朱买臣、王朝、边通……兄弟啊，你树敌太多了！现在是皇上要治你的罪，你还唧唧歪歪干什么，你还要和人家对簿公堂？还要让人家举出事实？靠，你也办过案，也是专业人士，皇上定了罪，还要证据？你这纯粹是浪费司法资源。”（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灭者几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状，天子重致君狱，欲令君自为计，何多以对簿为？）
张汤在和政敌的斗争中，一直是赢家，因为他后面的支持者是一个巨无霸，那就是皇帝，最后张汤所以失败，是他发现身后的支持者不在了，他突然发现，他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所以自杀，除了自知不免，以锐圆的揣测，更多的原因是有些抱怨皇帝刘彻背叛他们之间的政治同盟，皇帝翻手云覆手雨，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张汤死的时候大概明白了：原来以为自己很了不起，皇上对自己言听计从，现在看来，皇上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给自己戴高帽子，让自己扮演钟馗，鬼打完了，自己也成了鬼了。
不过张汤临死之前，也不忘报复仇人，咬定朱买臣等是诬陷自己（汤乃为书谢曰：“汤无尺寸功，起刀笔吏，陛下幸致为三公，无以塞责。然谋陷汤罪者，三长史也。”遂自杀）。
张汤死后，家产不过五百金。张汤兄弟子侄想厚葬他，被张汤的母亲制止了，这老太太政治头脑相当清醒，她说：“汤为天子大臣，被污恶言而死，何厚葬乎！”载以牛车，有棺无椁。报告传来，汉武帝心里不禁有些悔恨，他是朕的忠诚战士啊。皇帝一旦悔恨，肯定会迁怒于人，于是尽诛三长史，丞相青翟受株连，入狱以后也自杀了。汉武帝一朝，丞相多有自杀不得好死者，自绝于人民自绝于皇上，为伟大的皇帝脸上抹黑。
张汤一案，只不过再一次证明朝廷内部大家相砍是一种常态。张汤被史书称为酷吏，酷吏其实也是一种常态，不以张汤始，亦不以张汤终，锐圆又重读一遍《史记·酷吏列传》，想再聊聊酷吏。
什么是酷吏？
“酷吏”最早可能就是出于司马迁的《史记·酷吏列传》，司马迁在该篇传记里，写了郅都、宁成、周阳由、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减宣和杜周等十一个所谓酷吏，其中除景帝时代的郅都外，其余十人基本上都是司马迁的同时代人。
司马迁在《史记》里，是把酷吏和循吏作对比来写的，循吏传里有孙叔敖、子产、公仪休、石奢、李离等五人，“酷吏”、“循吏”的提法应该是司马迁首创，并成了后代修史的定例，循吏就是良吏，也是后世的清官，但与循吏对应的酷吏，却未必是贪官，“酷吏”从字面看，是残酷的官吏。
通篇读完《酷吏列传》，酷吏不能简单以残酷一言以蔽之。
从这些酷吏的从政经历看，他们多有前后提携的关系，比如张汤是赵禹的下属，王温舒、尹齐是张汤的下属，杜周是义纵的“爪牙”，但是他们不是自觉的组织，酷吏作为一个群体，要拜司马迁所赐，司马迁把一些行为风格类似的官员合并同类项，名之曰“酷吏”。酷吏有以下几个共同点。
一是他们多为司法官，他们的职业就是惩罚别人的，这样的职业容易使人变得冷血，不近人情。周勃从监狱里出来感慨“吾尝将百万军，安知狱吏之贵乎”。这就说明，酷吏首先是一种职业，是一种吃了原告吃被告的职业，这是专制司法制度的一部分，而且是活的那一部分。从这一点讲，酷吏就是残酷的官吏。酷吏既是司法的一部分，又是一种只听命于皇帝本人的特务统治工具，因此他们不是一般的拥有权力，而是拥有生杀予夺的特权，这种特权，是君权的一部分，只是人格化在他们手中，不受限制的权力不仅可以让人腐败，进而还可以让人残酷。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甚至表现出来一种对人类的蔑视，说他们反人类也不为过。
第二，酷吏的职责更多的是整肃统治阶级内部，不畏权贵是其显著的标志。酷吏是用来惩治豪门权贵的，因为草民百姓是典型的弱势群体，帝国的整个国家机器都是针对小老百姓的，根本用不着酷吏这样的高级力量来对付。一般官吏是恃强凌弱，酷吏则往往恃权凌强，“行法不避贵戚，列侯宗室见，都侧目而视”。发展到极致，就是对皇亲国戚也不客气，江充甚至欺凌到皇太子头上。
第三，酷吏不谋私利高度廉洁，起码汉代酷吏有这样的素质。因为面对的斗争对象也是强势，非权即贵，所以他们除了手段狠辣，还表现出来优秀的个人品德和职业素养。他们中很多人似乎有道德洁癖，对贪污腐败、违法乱纪有超越职务的痛恨感，因而惩治起来也格外心狠手辣。郅都“公廉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常自称曰：己倍亲而仕，身固当奉职死节宫下，终不顾妻子矣。”张汤一生权势极盛，死后家产不过五百金，其属官尹齐，死后家产不过五十金。赵禹则断绝一切官场应酬，高官权贵造访他都不依礼回访，确实够“酷”。
第四，酷吏都精于律法，长于才干。没有专业才干，没有雷霆手段，是干不了这个活的。酷吏还“以经术缘饰吏事”，以义理决狱，没有证据时，就根据思想动机定罪量刑，张汤以“腹诽”定了颜异的罪，就事论事，张汤也不能算冤枉颜异。
第五，酷吏不近人情，不知进退，不善谋身。他们严重得罪权贵阶层，自然要遭到恶报，少有善终者。如郅都是得罪了藩王被太后严命皇帝斩首，“虎冠之吏”王温舒因人告发被诛灭五族，张汤被迫自杀。侯封、郅都、周阳由、张汤、义纵、王温舒、减宣、江充等都死于非命。酷吏作为鹰犬，有点像保险套，用过就要被扔掉。现在看来，当时的酷吏甚至有点傻气，一味蛮干，顾头不顾尾。
司马迁对汉代的司法制度是有刻骨铭心的亲身感受的，即便如此，他对自己所写的酷吏也有较客观的评价。“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为声。然郅都伉直，引是非，争天下大体。张汤以知阴阳，人主与俱上下，时数辩当否，国家赖其便。赵禹时据法守正。杜周从谀，以少言为重。……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方略教导，禁奸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质有其文武焉。虽惨酷，斯称其位矣。”
“酷吏”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汉代酷吏和武则天时代的酷吏不同，和朱明皇帝的东厂西厂锦衣卫也不同，虽然都很酷，但酷得不一样。
酷吏和循吏，是两种从政理念，也是两种从政风格。酷吏多遵循法家的思想理念，执法必严，从重从快；循吏则注重教化，特别在官僚体系内部，推崇温良恭俭让，刑不上大夫，讲求和谐。其中的对错，不是一篇文章可以道尽的。
循吏还是酷吏，又涉及一个治理的宽严问题。直到今天，这还是个问题。
“能攻心即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