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邵陵厉公正始七年（公元246年）
汉大赦。大司农河南孟光于众中责费祎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敝穷极，必不得已，然后乃可权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贤，百僚称职，何有旦夕之急而数施非常之恩，以惠奸宄（guǐ）之恶乎！”祎但顾谢，踧（cù）踖（jí）而已。
诸葛亮是走法家路线的，综名核实，追求治理实效，是一个严格或者严酷的管理者。诸葛亮死后，刘禅形容为“政由葛氏，祭则寡人”的政治路线和管理模式就难以维系了。
小时候看《三国演义》小人书，以为诸葛亮生前选定了“徒弟”和接班人姜维，所以诸葛亮死了以后，姜维在主导蜀国的大局。其实不然，姜维充其量继承了诸葛亮的军事路线，坚持北伐而已，至于内政，姜维没有什么话语权。既然在朝廷上没有话语权，那么坚持北伐也就多半成了一种自说自话，不能形成国家意志和统一的行动。所以姜维不能成为诸葛亮第二是必然的，本事可以倾囊相授，权力不能倾而相授，丞相大权，及身而已，毕竟老板是人家刘禅。
诸葛亮死后刘禅多少要有一番政治作为，对诸葛亮来说是“人亡政息”，对刘禅来说是“拨乱反正”，用“文革”的语言讲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这个时期。主导蜀汉朝政的是费祎，他当然要服从刘禅的思想路线，所以他颁布了一次大赦令。“大赦”是中国历朝历代实行所谓仁政的规定动作，要对老百姓实行仁政了——减免税？发红包？实行公费医疗和义务教育？修建廉租房？……这都要皇帝哥哥花钱，那是绝对不可能办到的。能办到的就是清空监狱，从财务角度看，这是可以减少皇上开支的。
大赦的对象有刑事犯，也有政治犯。专制体制是个大量制造政治犯的体制，大赦政治犯当然是政治和解的重要措施，但是有个前提，就是以前的政治迫害太多太过分。以常情推之，诸葛亮时代处理了不少渎职失职的官员，费祎的大赦令直接让这部分人受到了宽赦。
诸葛亮死了，认同他政治路线或管理方式的官员仍在不少，所以有人站出来反对费祎，直接把大赦的作用归之为“以惠奸宄之恶”。当然这种指责也是针对刘禅的，如果刘禅、费祎是那种不容置疑的性格，这种行政方式不同的争论就会变成你死我活的内部斗争，结果一定会变成“一边倒”的政治生态。不过刘禅、费祎都不是那种意志坚定的人，他们无可无不可，孟光才敢这么厉声责问费祎。
司马光在此引用《三国志》作者陈寿的评语：“诸葛亮为政，军旅数兴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
诸葛亮从严治蜀，曹操从严治魏，都是着眼于后汉为政失之于宽的弊端。专制体制下的宽松和谐，并不能惠及小民，最后受益最大的是各级官僚。因为纠察不严，正好可以贪渎腐败，大捞特捞，对基层老百姓的侵害则变得更普遍、更严重，因而社会危机也更深重。
如果看不透宽严治乱的辩证关系，要么只务虚名导致纲纪涣散，要么严苛百姓导致民怨沸腾。刘禅、费祎见识不及于此，“由是蜀人称亮之贤，知祎不及焉”。
诸葛亮死后，刘禅有一种彻底的放松感，在国家治理上放松了，个人生活作风方面也放松了，这种松弛，有极强的传染性，上下都想着享受太平。贪官污吏拥有了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政纪政风就会逐渐变坏，日甚一日。若在大一统时代，政局尚能维持一段时间，而刘禅处在分裂竞争时代，状态松弛下来无异于自取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