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代是汉朝最雄壮的时代，汉武帝为什么选择大量酷吏充斥朝堂？汉武帝如何成功实现削藩？汉武帝时代的经济政策为什么选择了“国进民退”？幸运之神为什么对卫青与李广厚此薄彼？汉武帝发布的轮台诏的真实背景和目的是什么？这是一份流传千古的皇帝罪己诏吗？
汉文帝和儿子汉景帝在执政期间，尊崇“黄老政治”，归到一句话，就是“无为而治”。与后代很多王朝相比，这个时期政府比较守规矩，皇帝主动降低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从不考虑文治武功之类大事，也不攒着力气想让自己留名青史，做人很低调。平时也是尽量不打扰老百姓的生活和生产，只要是老老实实地以创造社会财富为己任的，国家都很激赏和喜欢。对那些自己勤劳致富，也为国家贡献粮食和力气的，国家很少流着口水，主动扑上来张口就吃。至少从皇帝那里，一般也不巧立名目，强取豪夺。两代皇帝严守这一政治理念，实践表明，国家不找事，百姓的创造力就能得到极大发挥。汉朝的天空下，逐渐出现人丁兴旺、钱花不完、饭吃不净的盛世。等到了武帝当道时，政府已经富得相当骄傲了。按照史书记载，如果皇帝再不出来帮助大家使劲地花钱、吃粮，放在仓库里的钱粮都会被活活地糟蹋成垃圾。
不过，在自然法则和自由经济主宰的天下，“马太效应”也得到疯狂发挥的机会。有本事、有地位和有权势的人，借用有利的资源，兼并土地，偷逃税收，抢占国家资源，变得越来越有钱有势、有力量。这些豪强中，有的仰仗自己祖上立下的功劳，拿着国家俸禄，跑马圈地，野蛮生长。有的攀附权贵，攫取政治资源，然后官商合营，拉当官的下水，分财分物，家财和势力也是越滚越大。还有一些人，虽然没掌握什么正经的政治权势，但因为肯花大力气，也敢出头、敢玩儿命，逐渐当上了本地的黑社会头目，甚至强横的官府也不敢招惹（谁惹他们，他们给谁拍黑砖，或者为他制造正常死亡的现场），胆小怕事的百姓更是忙不迭地跑来依附（认了大哥，欺负他的人，只有一个人；不认大哥，敢欺负他的就是一群人），最后也都一个个地混成走路看天不看人的地方土豪了。后来的情势很壮观，到处都是敢和政府明里暗里掰手腕的人物。
更让皇帝受不了的是，皇帝有点自己的想法，想将之变成现实，但不符合豪强们的利益，也都被这些人软抗硬顶，很难有效实行下去。看这情形，武帝想当上名垂青史的大人物，是没指望了。仅当个保住太平、吃喝不愁的平庸皇帝，对于没啥大追求的人来说，按说也不错，但对自命不凡的武帝刘彻来说，就会让他活得既泄气又憋气了。就以打匈奴来说，武帝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动这个心思了，很想扫荡这些没事来找事、没钱就来要钱、不把自己当外人的货色，出出刘氏皇族憋了四代人的恶气，当然这也是保家卫国、永葆江山的好事，更是成就他丰功伟业的大事。但干这种事，就要烧大笔的钱，还要死很多“棒劳力”。豪强们一旦支持皇帝，以前抢来和攒下的钱肯定会让皇帝拿去花，自己就要勒紧腰带。依附自己的百姓也必然要拿刀扛枪，出门去卖命，那么，谁还为自己端屎盆、喂饭食？继续骄奢淫逸肯定是不可能了，弄不好，豪强们也要亲自上阵杀敌，想想这些事都让人睡不好觉、吃不好饭，自然对汉武帝鼓动打仗的吆喝不理不睬。
武帝被折腾若干次后，彻底认定，豪强们根本就是假装与皇权穿一条裤的样子，骨子里却仅把皇权看作自己享福享乐的工具。没事时，这些人高调宣称，皇帝是大哥、是亲爹、是上天派下来的。一旦祸事来了，就希望皇帝当“冤大头”，“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如果为此该有人壮烈地去死，皇帝就该第一个去，至于第二个谁去，那肯定是傻帽指数足够高的去，并依此类推。更让武帝闹心的是，这些豪强之间平时争权夺利，也是你咬我、我咬你，毫不“口”软。可是，一旦和有损自己利益的皇帝意志较量，他们就会自愿地挽起手腕，誓死保卫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决不让皇帝和他的狗腿们跑进来“偷菜”。从实际情况看，这些人也真是够多的，每个人的“护食”精神又很强悍，皇帝不玩硬的，看来还真难办。
武帝深深地感到需要赶快重新洗牌，把这些人整肃彻底。当然，皇帝打牌，不会伸手亲自去洗牌，他只负责出牌，洗牌的都是那些出手快、有眼色和手法熟练的。而这些人仅会洗牌也是不够的，还要会帮皇帝出“老千”，而在出“老千”被发现后，还能做出比豪强更强悍、更不讲理的霸道行为，彻底打压那些指责皇帝出牌犯规的人，个别手段高超的人还能天衣无缝地编排出天衣无缝的谎言，宣称让其他人出了“老千”还输了牌，皇帝才是成受害者。到那时，皇帝出着“老千”赢着牌，牌友们担负着恶名，既输牌还罪该万死，这种场景让人一想起来就能激动万分。这些人是皇帝要的那种会洗牌的高人。靠这些人出来洗牌，不管皇帝掌握的牌技多臭，他都能成为最后笑傲天下、赢尽天下的赌神。
当然，皇帝也懂得一个浅显的道理，养狗是为看家护院，养猫是为抓老鼠和没事哄着玩的，但也要给足好处，才能让这些猫狗为自己的生活服务。皇帝养这些鹰犬式的官吏，自然也不会亏待他们的胃口和脸皮。从感情上，皇帝肯定是不管有事还是没事，都要对他们嘘寒问暖，以表示对这些洗牌高手的身心健康非常关心和爱护。还要经常在他们面前表现出自己其实很忧心、很不快乐，目的也是为了让他们感到皇帝真不拿他们当外人。当他们被委派替皇帝解忧时，临行前，皇帝给他们节杖之类的皇家神器，表示他们即使以自己的名义在地方上做得很过分，也不会被追究。说白了，他们就是仗着皇帝的权威把自己装扮成吃了人还没吐骨头习惯的恶魔，皇帝也认了。对这些大部分没啥军功、没啥祖上荫庇的官吏来说，这种信任即使是要命的毒药，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喝下去，对他们而言，因此而死，也是一种无上光荣。当然，除了这种杀人于无形的情感炸弹以外，皇帝也会用金钱、美女和官爵对酷吏们循循善诱，表示只要听他的，这些都会有。这种来自精神和物质的双重诱惑，按照惯例，只要不是圣人，没有几个人能受得了，这是人世间之常态——诱惑太给力，抵抗太吃力。这些人从地方到中央纷至沓来，史书把他们都归拢到酷吏的行列。
这些酷吏常年精研法律，并靠此安身立命、飞黄腾达，可以说，他们已对法条正背和倒背都如流了，个别狠角色进化到了对法律“活学活用”堪称出神入化的境界，达到最高层次的还能根据皇帝意愿（皇帝一般不说，基本靠猜），因地制宜地创造出新的律条。他们之所以精通法律且以法行事，追求的是“杀人杀到明处”的境界，保证每个被整治的人，包括感到死得憋屈的人，都得到一个说得出口的理由（至少酷吏们这样认为）。毕竟国家承袭了秦制，法律至上是国策大政，依法治国可不是说着玩的。正因为有“皇帝圣明、法律万岁”这杆大旗罩着，这些人抄家、杀人、灭门，把几十万人早早地送进地狱，也没有啥不适感，反而正义凛然，好像在做着多么万众敬仰、流芳千古的伟大之事。在他们的协助下，那种“豪强们指到哪儿皇帝就打到哪儿”的局面，得到彻底扭转。对此，皇帝看着喜欢，心里满意，出手也大方，说到做到，坚决兑现之前的承诺，除了把信任进行到底外，加官晋爵，给房，给地，给美人，挡都挡不住，以此鼓励这些酷吏把他们有生之年的所有疯劲使完用尽。
在屠杀豪强、排除异己过程中，皇帝培养和历练出一批大大小小、有名没名的精悍酷吏，张汤、杜周、宁成、严延年等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在这些人中，有廉洁奉公的，有藏污纳垢的，有无赖阴鸷的，有乖巧伶俐的，也是形形色色，什么人都有。当然，在专制体制的激励和约束下，这些人从出生到坟墓，始终秉持着唯上是从的天性，他们干起活来争先恐后，力争让皇帝惊喜得“掉下巴”。由于下手太狠，豪强们反复表示受不了，要求他们温柔点，但他们从未答应过。其实也不是不能答应，关键是，他们理直气壮地认为，豪强们以前欺负人的时候，啥时候也温柔过呢？更何况，豪强们一般都有着为富不仁、蹬鼻子上脸的前科，不给出一个过硬的理由，让酷吏和皇帝觉得他们确实老实了、改恶了，就网开一面，也是说不过去的。
不过，酷吏们干得正带劲时，被逼得狗急跳墙的豪强们，受到酷吏迫害或不尊重的人们，深感“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于是自觉地团结起来。大家纷纷豁出去，亮出獠牙，对酷吏们狠狠地反咬一口。实事求是地看，一些酷吏的屁股也确实不太干净，豪强和自觉受酷吏欺负的人给这些人安的罪名，并不是完全无中生有，他们被杀、被逐或被关，也算是死得其所、罪有应得。可是，从家犬变成野狗和死狗，从根上说，还真不能说完全是因为这些人偷吃了主人的粮食，或者把坏人放进院子里，谁听说过，家犬犯了几次错，就被主人拉出去煮成狗肉吃了呢。大概是天下被整肃得差不多了，需要安定团结、欣欣向荣的局面，武帝答应了这些恨酷吏的人咬人解恨和保命的要求，或者说，汉武帝觉得又有好的酷吏出来，原来的酷吏有点碍事了。总之，在汉武帝一朝，大部分酷吏最后落了个引颈就戮的下场，个别识相或赌气的还提前抹了脖子，得好死的酷吏凤毛麟角。
大家都知道，实际上，这些酷吏最大的功劳就是成功地帮助武帝完成了政治体制转型，因为他们的努力，一系列有利于维护皇帝威严的集权制度和法律，在那时候渐露雏形。但武帝也知道，仅靠酷吏的蛮横压服，大家决不会持之以恒地尊重皇帝和皇权的，更不会心情放松、真心实意地拥护皇帝搞专制。这就需要给大伙儿找一套体系严密、基础扎实和令人心服口服的说法，武帝选定了面目老实巴交、内里温厚讲理的儒学。儒学与酷吏们留下的政治遗产联姻后，皇帝的集权制度被打造成“阳儒阴法”的模样，又实用，又好看。从此，皇帝们就可以更加心安理得地既当好人，又做坏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