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
那年我初中毕业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来到伏牛山腹地一个只有七八户人家的山村插队落户。那天半下午的时候，邮递员送来一封信，我拆开一看，是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来的通知，要我去县城参加一个座谈会，会议日期就在第二天。会议通知是三天前发出的，由于山高路远收得迟了。这儿离县城有七八十华里，山路就有三四十里，出了山才有个叫高坪的小镇子，是高坪公社所在地，听说镇上有通往县城的班车，一天两趟，早一趟，晚一趟。不知能不能赶上晚班车，我只管急急忙忙地往高坪镇赶。
走的时候，生产队长说我第一次出门，要给我派个向导，我说不用了，我能记住一个多月前来时走过的路。哪知道上山时和下山时的视觉不一样，走着走着也弄糊涂了。走到一个三岔口时，我难住了，不知道朝哪个方向走，山里的路不像城里的路有名字，有牌子，一看就知道。这山路既没名字也没牌子。不像城里弄不清楚了找个人问问，这里连找个人问问也找不到。我站那儿等了好一会儿，过来个放羊娃，问半天他哇啦哇啦说不清楚，我也听不明白，只凭印象往岔口左边的那条路走。走着走着没路了，天也黑了，我急得身上冒出了汗，只好原路往回返。又返到那个三岔路口时，我想既然朝左走不对，那肯定就是右边那条路了，就顺右边这条路走。这时候天已经黑定了。山里的黑夜跟城里的黑夜不一样，城里的黑夜是万家灯火，山里的黑夜四处不见亮光，一座座高低不平的山头就像一尊尊怪物，随时就有可能把人吞没掉，令你毛骨悚然。在知青点上这种感觉并不明显，这时候走在山路上，心里的感觉就像进入了一个莫测的世界，产生一种惶惑和恐惧。不知又走了多长时间，我才隐隐约约看见远处有一丁点亮光，就像一只萤火虫似的若明若暗，这时，我才觉得有了希望，又走了一阵，感觉亮点大了，心想，那里可能就是高坪。黑夜的亮光看着很近，其实很远，又不知走了多少时候，才走到亮灯的人家。
我走上前去，“咚咚”敲响了门。
“谁呀？”院子里传来一位中年妇女的声音。
我忙答：“我是老北山过来的知青。”
“知青？”她迟疑着问。
我“嗯”了一声。
“你？……”她没有立即开门，仍迟疑着问。
“往高坪去，走这里对吗？”我问道。
她告诉我：“往高坪不是走这条路，高坪在正西方向，离这儿有三十多里呢！”
天哪，我一听可蒙了，跑了半天的路全白搭了。
这时，她把门“哗”一声打开了，站在门正中对我说：“今晚你是走不到了，这里往高坪没正路，全是沟沟岔岔不好走，山沟里又有野狼、野猪，今晚你就住下，明个儿再去吧！”
“明天我得到县城开会呢！住这儿明天就赶不上开会了。”我犹豫着。这时我心里直后悔没听生产队长的话，怨自己太逞能。
她见我还在犹豫，就不冷不热地说：“你住了就进来，不住我就关门了。”
不住有啥办法，往前走不了，往后拐不回。我自觉不自觉地跨进院里，又跟着她进了屋。
到屋后，她拉一把椅子让我坐下，自己在堂屋正间“嗡嗡”地摇着纺车纺棉花。借着昏黄的灯光，看得见她清瘦的面孔有了皱纹，看样子有三十七八岁。
“家里的人呢？”我意思是问她的丈夫。
“公公婆婆去世了。丈夫修水库去了。”她指指依偎在身旁的那个七八岁男孩，“就俺娘儿俩。”
歇了一会儿，我觉得有点渴，就说：“大……大……”“大”了半天喊不出来，称大嫂吧，她年龄有点大，称大娘吧，她年龄似乎有点小，我想了想，对长者还是尊称吧，就冒出了一句，“大……婶，有水吗？我渴。”
“不要喊大婶，你啥都别喊。”她说着站了起来，“你等等，你还没吃饭吧，我去给你做。”
说实话我早已饥肠辘辘了，可我还是客气道：“不用了，不用了，喝几口热茶暖暖身子就行。”
她没有说什么，停住纺车，把那小孩子哄睡，用个大棉袄将孩子包着放到里屋床上，就往灶房里去了。
过了几分钟，她端着一碗热腾腾的鸡蛋茶递到我手里，说：“吃吧，照俺山里的风俗，吃双不吃单，可屋里就攒这仨鸡蛋。”
我看见了，碗里是三个嫩乎乎的白里透黄的荷包蛋，我不好意思地说：“给孩子吃吧！”
“你吃吧，他睡了。”她边说边逼我快吃。
就在这时，那男孩子突然调皮地从里屋蹿出来：“妈妈，我没睡。”他眼巴巴地望着碗里的荷包蛋，“我也要吃鸡蛋！”
她被孩子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很尴尬，忙劝道：“睡吧，睡吧，鸡蛋给客人吃。”孩子嚷闹着：“我不，我不，我也要吃……”
“你不听话，妈就……”她说着扬起了巴掌。
这一弄，我更不好意思吃了，忙拉那孩子吃。她拦着我说：“不要管，不要管，你吃吧！”
孩子“哇”一声哭了，淘气地用双手扑打妈妈：“你说话不算数，你说过这鸡蛋让我明天过生日吃的！”
听孩子这么一说，我咋也吃不下去了，把碗搁到了桌子上，后来，她去拿来一只碗把那荷包蛋分一个给孩子吃，留两个逼着我吃下去。
虽然吃下那两个鸡蛋充了饥，可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坐在那里直发呆。
过了一会儿，她从右边卧室里抱过来一床被子，领着我到对面的卧室。其实就是三间房，中间一间叫堂屋，两边是卧室。她把被子搁在床上，说：“学生你休息吧，天不早了，你明早还要赶路。”
她把我安顿好以后，又去坐到堂屋正间，“嗡嗡”地摇着纺花车纺线线。
我本来就有个神经衰弱症，在学校时，经常要喝维磷补汁。她那纺车嗡嗡响着我怎么也睡不着，睡不着就想那孩子刚才要吃鸡蛋那一幕，心里咋也不是滋味。唉，我怎么把人家孩子过生日的鸡蛋吃了，想着睡不着，越睡不着越想，越想越睡不着。睡不着就在床上翻身，一翻身子那床就吱吱响。
她可能是听到了床的吱吱响声，停住纺线线，走到我的卧室门口靠墙站着问：“学生，是不是纺花车响，吵得你睡不着？”
我没正面回答，只说：“天晚了，你也该休息了。”
她说：“我也就不纺了。”
不知什么时候，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后来，靠近窗户的鸡笼子里，一只公鸡雄劲有力的高歌吵醒了我。我睁眼一看堂屋的油灯还在亮着。她怎么还没睡？我轻轻地从床上起来，轻轻地走过去，看见她在缠线……此时，我禁不住热泪流了下来，她为了避免响声吵我睡觉，就干起无声无息的活儿。她还是发现了我，头也没抬地说：“鸡子把你吵醒了吧？”
我走过去说：“你怎么一夜不睡？”
她尴尬地笑笑：“实话给你说，家里就那一床被褥。”
我一听眼泪扑簌簌流下来，多好的父老乡亲啊，多好的农民母亲，知识青年真应该来接受他们的再教育……
鸡叫三遍，东方微微泛白，我说趁早往高坪去，争取赶上往县城的班车，她点点头，送我出门。
走到门口时，我扭过头说：“谢谢你，叫你受了一夜苦。”她淡淡一笑，说：“免谢了，你们知青从大城市来到这大山里也够难的，说实话，你要不是知青，我不会给你留宿。”
我再次感动地流下眼泪，说：“这个村子叫什么名字，有机会我再来看你。”
“你走吧，再不要来。”她说，“这道沟里就两三户人家，没有村名。”
“这道沟叫什么沟？”我问。
“你不用问了。”
“那你总该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我可能不会再来，可我会在心里永远记住你。”
“你也不用问了，我不会告诉你。”她很坚定地说，“出了这个门你对谁也不能讲在这里住了一夜，如果有人知道了，咱俩都会弄得一身不干净。”
“有啥不干净呢？”听她这一说，我心里怔了一下，她咋能这样说话，这一夜我们是清白的呀！接着，我说：“住这一宿，我受到很大的启发教育，我在你身上看到了很多闪光之处，看到了中国农民母亲的纯朴和伟大，我深深体会到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次到城里开会我的发言就有了丰富而又生动的内容。”
她一听慌了：“学生，你千万不能说呀！俺家是地主。”
“地主？”我突然像触电了一样。
她“嗯”了一声，说：“你想想，你要是说出去，人家会说我是拉拢腐蚀知识青年，你也跳到黄河洗不清。说实话，昨夜我并不想留你，硬是天太晚、山又高、路又险……唉，不说了，你快走吧！”她把我推出来，“哗”地关了门，从门缝里又扔出来一句话，“不过，我不是地主分子，我公公是地主分子，我只是地主家儿媳妇，俺娘家也是贫农……我嫁过来没几天这里就解放了。”
这事儿，在当时是很忌讳的，我埋在心里好多年对谁也没讲过，可我心里常想起那个夜晚，那盏煤油灯下纺线线缠线线的她。
真是山不转水转，水不转路转。前年我又调到了这个山区县工作，时过境迁了，不用忌讳，我给许多人讲起这个故事，大家听了都说应该去找找她才好，我说，往哪里去找呢？不知道是哪道沟，也不知道她的名字，恐怕只会是踏破铁鞋无觅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