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街我最想见到的人是王宏斌。对于这位“庄主”，我是久闻大名，从心底里深怀敬佩。南街的成功，似乎让我看到一种村庄发展的范式。我可以不去管南街的未来，也可以不在乎外界对于南街的争议，以今天南街建立起来的村庄秩序和发展成就，无论如何都值得人们给予足够的尊重。因为我熟悉农村，在农村的土地上挥洒过汗水，穷尽了最宝贵的青春年华，我知道在农村做事不易，做大事更不易，而王宏斌做好了，不管他以怎样的方式，也不管人们对他的方式如何理解如何评价，似乎都不应该影响我把最崇高的敬意献给他，把最诚挚的祝福送给他。
我非常希望有机会告诉他，我对于南街的看法。尽管这对于他并不重要，甚至可能毫无意义，但是对于我却是一个深入了解南街的机会。可是见他不易。吃完午饭，我早早地等在村委会，见人就问，见人就自我介绍，怎样才能见到你们王书记呢？多数人都还客气，说，没见人在村委会。等了很久，有个人指着一间关着的办公室告诉我，王主任在办公室。我顺着这人的指引敲门，老半天王主任才开门，我立马又自我介绍，讲自己为什么来南街，希望如何云云，岂知这位先生一句话就把我给打发了：找党办雷主任。
这种结果倒不意外。经常去东莞招商，这种感觉并不陌生，名村、富乡多点尊严搞点派头不足为怪，不然全国的乡镇党委书记都去拜访人家，谁也没闲工夫接待。折回来，正巧碰上雷主任。雷主任倒是热情，说是刚接待过某理工大学的一批研究生，答应尽量回答我提出来的问题。我像学生一样，向雷主任问了几个问题，好像是在乡村治理中南街模式有标本价值吗？南街着力营造的意识形态氛围在教育农民的过程中真的很管用吗？南街的未来会怎样？他没有直接回答我，好像谈的都是教育农民的问题，我记得他反复强调过“关键是教育农民，把农民教育成为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新农民”。他说我听，怎么做他却没有细说。在雷主任看来，似乎南街的意识形态还是管用的。临了，他送给我一套南街的对外宣传材料。
我不能在村委会傻等王宏斌，我没有这种耐心，也不愿意在南街太失自己的自尊。见不着王宏斌自然遗憾，但似乎并不影响我对于南街的考察。其实，我很早就开始关注南街，而且我对于南街的全部理解都是来自党内报刊，没有受到过网络舆论的任何影响。因为我没有兴趣去跟一个村庄计较走什么道路，我始终关注的是南街成功的路是怎么走出来的，以及决定南街成功的因素。以一个乡镇党委书记的经验，在南街成功的路上，关键几步没有非凡的胆识和气魄是迈不过去的。承包地回笼，不要说与政策相悖，就说村民的钱袋子和米袋子谁能保证能够更满？还有非现金分配方式，等于在南街确立了劳动价值均等的价值观，与平均主义分配方式无异，在多劳多得的社会价值观背景下，人们的内心世界真的就如此单纯？把这些工作都能做顺畅了，靠什么？靠村庄精英觉悟了的村庄意识和人格魅力。
南街的精英决定了南街的成功，而王宏斌又是南街精英中的杰出代表。在我看来他的确属于那种威猛型的村庄精英，是能够驾驭众精英的精英。应该说，1980年代的农村，村庄精英普遍都还在村庄，体制内精英也好，一个两三千人的村庄能没有几个精英？况且南街杂居着两个民族，这样一个村庄一定有着深刻的村庄记忆，有着不同类型的村庄精英，宗教精英、宗族精英、经济强人等各方面的精英与体制内精英对峙，这将是一个多么复杂的局面。有资料说，王宏斌曾经在县里的一家公司里做事，是老书记把他接回来的。他开始担任一个生产队的队长，直到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才当上了村支部书记。作为体制内的精英代表，王宏斌能够驾驭村庄各方面的精英，并把各方面的力量团结在他的旗帜之下。以我对于村庄的了解，这是相当了不起的。王宏斌真的有什么特别的能力吗？我以为王宏斌除了有比较鲜明的个性之外，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仅仅读过几年书，连小学都没毕业，他靠的是什么呢？
体制内精英要实现自己的治村抱负，首先要得到体制外精英的认同，然后通过体制内外精英的互动，共同撼醒沉睡的村庄意识。1980年代初，南街和全国农村一样搞起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时候的南街与别的农村似乎没有什么不同，但是王宏斌可能表现出了某些与他人不同的思维方式，他决定收回大队里过去办的面粉厂和砖瓦窑厂两个企业，由村党支部、村委会代村民经营。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南街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创业，而最为重要的一步就是在村民自愿的前提下收回承包地，走集体化的道路。王宏斌给村民的承诺是把地退了，人员安排到企业工作，不种田有粮食供给。10年时间，南街不仅打响了村庄的名气，而且也创造了村庄的财富。南街走过的路正是王宏斌设计的路线，透过这个路线图，我们也看到村庄精英在南街的惊人表现和无与伦比的作用。
精英目标不同，决定了精英境界。一种村庄精英治家不治村，另一种村庄精英治村也治家。两种精英对于村庄都很重要，但村庄普遍缺乏的是“普世精英”。以我的观察，治家的精英什么村都有，只要你留心，在发达地区的任何一个角落，几乎都可以看到从村庄里走出来的成功人士。在我工作的乡镇，这样的人很多，他们文化水平并不高，在村庄里的时候并没有表现出与众不同，但生活的锤炼让他们在市场的大潮中如鱼得水。这些人是精英，但不普世。“普世精英”不同，他在村庄的气息中可以嗅到自身的价值，因为在他身上有一种浸泡着村庄文化的悲悯情怀，散发出一种悲情的特质。这种悲情的特质时刻把他自己的命运与村庄命运捆在一起，他们有创造财富的能力，更有组织村民创造财富的能力。“舍得割自己的肉”，是这种悲情的外露。王宏斌的悲悯情怀在南街初创时期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村庄“普世精英”身上，我们看到不懈的斗争精神，这种斗争精神充满维护公平、正义的人性光芒。“普世精英”为了实现他的普世目标，可以持之以恒地为之奋斗，可以与一切敢于阻挠目标的行为斗争，这一点不仅在王宏斌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而且在许多成就不如王宏斌，却同样受到群众爱戴、被媒体广泛宣传的农村支部书记身上也表现得十分突出，只不过是他们的斗争策略和方式不同而已。南街的斗争主要是斗私，王宏斌说得最多的话就是：“让南街人富得一分钱存款都没有。”且不说这个论断是否合乎逻辑，按照这一逻辑分析，财富不在个人就在集体，集体的财富大了，怎么分？这就必须建立一种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王宏斌再牛也要翻船。所以，王宏斌不懈追求的不仅是建立村庄利益的公平分配机制，而且还要为维护这种机制作斗争。相信在这个方面王宏斌作了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尽管我认为他的操作方法不一定都恰当，但是能够把公平的旗帜在村庄里高高举起，能不得到群众拥护吗？
村庄的“普世精英”胸怀远大目标。让南街人都过上好日子是王宏斌的理想和目标，但怎样才能让南街人都过上好日子？王宏斌是全国村庄精英中最早的觉悟者，他知道农业是过日子，而只有办工业才能过上好日子。可是没有本钱办不了企业，没有本钱做不了大事，钱从哪里来？这时候，王宏斌做了一件可能是他一生中最为自豪的事，就是从承包经营中折回去走集体化道路。实际上，在中国少数几个名村的实践中，我们同样看到了类似的做法，只不过别人只做不说，而王宏斌是做了还要说，居然还宣称南街是中国土地上最后一个人民公社，引来非议不说弄不好还是路线错误。在看王宏斌的讲话录像时，不时听到他说咱们农民文化水平不高，但知道坚持毛泽东思想是写在党章里的话，谁能说他有错？中国的许多事没有王宏斌这样的农民还不行。小岗分田也是。从法律意义上讲，小岗人分的是人民公社的田，但这些人硬是分了，最后还分对了。那个时候的农村精英不是都能看到土地集体化后的潜在优势，不然就不是工业时代的城市化，很可能就是工业时代的乡村化。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村庄的“普世精英”对于村庄秩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作用有时是国家行政力无法达到的。但是，对“普世精英”同样需要一种约束力，一种制衡力量，没有这种力量同样也是十分可怕的。人治是南街走不出的阴霾，南街必须按照王宏斌规定的路线走下去，别无选择。在“班长”崇拜的语境中，王宏斌不仅是南街意识形态的发言人，而且是南街福利的实际控制者。他搞的“星级”管理，有权决定摘谁的星，摘了星就等于取消了福利，甚至企业高管人员也不例外。这着实有些恐怖。在南街，一把手说了算在决定“永动机”项目是否上马中表现得令人尤其吃惊，在几乎所有人反对的情况下，王宏斌还是决定上马“永动机”项目，买了几辆新奥迪，拆了奥迪发动机，装上“永动机”，可汽车并不发动。这种荒谬的事王宏斌做了，结果给南街带来了2000多万元的损失。最后“庄主”自我批评，这是他“一生中犯的最大错误”。舆论对于南街指责最多的是贷了银行16亿元没有还，说南街已经资不抵债。在舆论的阴影中，人们不禁要问南街是否真的繁荣？南街村民是否真的幸福？对于这些揣测，我都可以不去理会，我只想提醒南街，不能以一种所谓的意识形态去取缔宪法赋予村庄的自治权利，一个村庄的命运捏在一个人手中，不管这个人曾经有过怎样的贡献，也不管这个人有着怎样的能力和气魄，这个村迟早会玩完的。
这个预言如果不是谶语，那么南街必须把约束力和制衡力请进来。精英们应该懂得，精英的作用是撬动村庄意识，当村庄意识觉醒之后，自治就应该成为村庄管理的常态，这也是公民社会必须遵循的原则。不要说南街要建设共产主义社区，就是一般的村也应该遵循。王宏斌还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外圆内方”，这是说南街共产主义小社会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大社会如何接轨的方法问题。可是人们也看到，外圆内方中的村主任王金忠，死后清理遗物时人们竟发现他有2000万元存款。这对于月薪只有250元的村主任，是不可想象的，坊间更有王主任二奶找上门要求分割遗产的传闻。不管这个传闻是否属实，被“庄主”津津乐道的 “外圆内方”，其实并非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共产主义思想在现阶段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并不那么纯粹，这是客观存在的实际。不管这些实际情况是否可能导致南街神话破灭，但是作为“普世精英”还应该再多一个意识，这就是普世并不是普万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