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以后，在经济恢复发展的同时，中央决策层已认识到应尽快向国外发达国家学习好的经济发展经验，用来促进国内经济发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领班人邓小平更是深刻认识到，必须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只有通过改革开放才能弥补过去多年封闭、半封闭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诸多弊端。这种改革开放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中国崛起的必经之路。
1977年编制的《1976年到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与以往闭关锁国的“赶超战略”不同的是，此次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计划是建立在大规模引进的基础之上。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就以急迫的心情，要求经济部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装备，研究扩大引进规模和方案。邓小平提出，同国外人做生意要搞大点，搞它500亿。利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形势不可错过，胆子大一点，步子大一点。不要光是议论，看准了就干，明天就开始，搞几百个项目。魏加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调控的历程》，载《百年潮》，2008年第5期。
中国对外开放是伴随着大规模对外引进开始的。1978年上半年，中央派出了三个经济考察团，分别赴日本、欧洲五国和港澳地区进行经济考察，看一看外部经济发展情况，我们能借鉴什么。
1978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听取和讨论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林乎加为团长的赴日经济代表团访日工作报告。
赴日代表团总结了日本在发展经济上值得我们借鉴的三条经验：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第一分册），1977—1978年卷，第105—107页。
第一，大胆引进新技术，把世界上的先进东西拿到自己手上。据日本官方统计，自一九五○年至一九七五年，共引进外国技术(主要是技术专利，不包括成套设备)二万六千项，用了约五十八亿美元，其中五十年代引进二千九百项，六十年代一万二千项，七十年代前五年超过一万项。他们的原则是，谁先进就引进谁的，兼采世界各国之长。他们引进技术后，迅速加以吸收、消化、革新、创造，广泛运用，并逐步出口。目前日本进口技术的金额仍然超过出口技术的金额。引进的方式，初期以进口设备为主，六十年代转为购买专利和设计图纸为主。近年来，日本企业竭力购取实验室技术，抢先投产，以占领市场，并同国外有关企业开展技术和情报的对等交换。由于引进新技术，节省了大量的摸索时间和研究经费，使许多产品由落后状态一跃而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第二，充分利用国外资金。日本企业的自有资金，一般比重很小，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资金来自银行贷款。银行资金，主要有三个来源：(1)国内存款。(2)海外借款和发行债券。(3)吸收外币存款。有的资本家为了发展生产，不惜付出较高的利息从国外借款。银行有了大量资金，并善于加速流转，既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加速地增强了企业偿付银行贷款的能力。
第三，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和科学研究，培养科技人才。许多日本人士指出，日本经济高速度发展的原动力在于重视教育，大力培养技术人才。日本有大专院校千余所，在校学生二百万，大学就学率为百分之四十左右。工厂非常重视工人的技术培训。每个企业都有一个相当规模的产品设计和研究机构，人员一般占全厂职工的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从事新技术的开发、新产品的试制和实验研究工作。资本家非常重视这种机构，不惜付出大量经费，从中取得新的技术成果。
这三条经验，我们也可以运用。要加快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充分发挥我国人民的创造力，同时学习世界一切民族的长处，并且实行列宁所说的“在经济上极力利用、加紧利用和迅速利用资本主义的西方”。日本采取“拿来主义”，后来居上，我们在技术上也采取“拿来主义”，把世界最先进的技术拿过来，以七十年代的水平作为我们的起点。日本可以充分地运用国外资金，我们在保持国家主权的条件下，也可以灵活地运用国外资金，以辅国内资金的不足。要害的问题，是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培养需要有一定的时间。但是，只要我们认识了这个问题的重要，并采取有力的措施，相信也难不倒我们。
从日本回来后，代表团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的一些同志研究了怎样利用日本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当前设备、技术、资金过剩的状况，来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大家认为，我国十年规划的主要目标已经向全世界公布了，我们必须采取一切有力措施，确保这个计划的实现。解决这些问题，主要应当是在国内，发动群众，挖掘内部潜力，同时，考虑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设备、资金和技术。
6月3日，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以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为组长的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的工作报告。赴港澳经济贸易观察组认为我们要夺回在港澳市场的优势地位，他们认为：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第一分册），1977—1978年卷，第114—115页。
我们对港澳的商品供应，总的说是有成绩的。一九七七年对港澳出口收汇十九亿美元，占国家现汇收入百分之三十。但我供港澳的商品，同当地市场需求的增长相比，差距越来越大。一九六六年我供应的商品占香港总进口的百分之二十七点四，现在下降到百分之十六点六，由占第一位变为第二位，远远落在日本之后。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商品供应量增长不快，质量下降，花色品种变化不大，更不能按期交货。有些商品数量减少，有的甚至退出了市场。
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指示，要尽快夺回我在港澳市场的优势地位。我们必须下决心狠抓出口商品生产，增大出口货源，千方百计挤出一些商品，保证港澳市场的需要；必须切实保证商品质量，按照销售商场的需要组织生产，质量不好的宁可不出口；必须努力改变商品构成，增加工矿产品和耐用消费品出口；必须重合同，守信用，按时供货，并且改进包装装潢，增加小包装。在供货体制和考核标准等方面，也要研究改进。要改变那种布按长度、猪按头、菜按吨、瓷器按件的简单的计算方法。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力争到一九八○年或者再多一点时间，把我供港澳的商品在现有基础上翻一番，夺回我在港澳市场的优势地位。
宝安、珠海紧邻港澳，顶多个把小时就可以到达，发展出口商品生产，条件十分有利，特别是鲜活商品，是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比不上的。今年三月，国家计委和外贸部派人和广东省的同志一起，对这两个县兴办副食品基地的问题作了研究。这次，我们又先后同驻港澳机构和广东的同志进一步商量，拟订了一个建设规划。我们设想，经过三、五年努力，实现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把这两个县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生产基地和对外加工基地，建设成为吸收港澳游客的游览区，使其成为新型的边防城市。
为了把两个县尽快地建设好，有必要实行某些特殊管理办法。
另外，考察组还谈了建议把宝安、珠海两县改为两个省辖市，在统一计划安排下，直接同我驻港澳的贸易机构联系，不再事事经过上报审批。来料加工的手续也要简化。至两县游览的港澳同胞、华侨和外国人，可以凭港澳居民证和护照进出，边防检查要从宽，并简化海关手续。恢复边境小额贸易办法和给渔民分一部分外汇购买渔需物资的办法。
在听取赴日本、港澳考察汇报后，华国锋、邓小平发表如下意见。
华国锋讲：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第一分册），1977—1978年卷，第118页。
这一次主要是听一下中国经济代表团访日工作汇报，同时听一下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的汇报。我们搞四个现代化，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时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要学习外国，就得出去考察了解。总的感觉，这次组织人出去，考察是认真的，考察以后起了一些好的作用。首先，同志们思想开阔了。接触到的一些问题，对我们有启发。这个方法，已经用了，今后还要用。省市委书记，管工业的、管农业的、管财贸的，也要有机会出去。还有一些工厂企业的领导，也可以出去。冶金部就带过一些企业经理出去过。出去考察一下，看来很需要，可以解放思想，看看国外有什么好东西，看看资本主义的弱点，联系自己作为借鉴。
这样出去考察好。汇报提出的问题很多，这次听一听，不能马上批准。有些意见我很赞成，有些要进一步探讨。比如在宝安、珠海两个县搞出口基地，那里的工资问题、工厂摆法问题要研究。上两汇报的总的精神我赞成。加工订货，进料加工，来料加工，原则定下来，具体问题还要研究，最好搞个文件，经过讨论，发下去执行，首先在上海、广州、北京、天津(李先念说，还有青岛)把来料加工搞起来。总的意见，参观以后，看准了的东西，就要动手去干，不要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看准了，就要抓落实。比如来料加工，不要议论议论、热闹热闹就完了，要确实落实，把它办起来。
邓小平讲：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第一分册），1977—1978年卷，第120页。
下个大决心，不要怕欠账，那个东西没危险。林乎加同志说得对，只要有产品，就没有危险，就不怕还不上钱。抢回一年时间，就补偿有余。思想要解放。阿根廷庇隆夫人执政搞得一塌糊涂。把她搞掉后，只有两年时间，外汇储备五十五亿美元，主要靠出口。
农业问题，我们原来想得太简单，支援农业，不光是肥料，还有种子。种子要从科学研究搞起。要建立多种种子公司，每年用新种子，这要支持，要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这件事。
6月30日，政治局听取和讨论谷牧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汇报。汇报建议，欧洲是两霸争夺的重点，同美苏矛盾很大，应当把欧洲当做争取第二世界的一个重点地区，利用欧洲的先进技术，为我国四个现代化服务。西欧目前经济萧条，产品、技术、资本都过剩，急于找出路。同西欧开展经济技术合作，正是有利时机。
听完汇报后，领导同志发表了一些意见：
(一)出去了几个代表团，这次谷牧同志又考察了西欧五国。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是一面镜子，可用来照照自己是什么情况，没有比较不行。今年是1978年，三年大治的重要一年。明年是1979年，是建国30周年。30年建设取得很大成绩，但用这些镜子来照我们自己，差距很大。出国考察，就是照镜子，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
(二)当前世界的政治经济形势错综复杂，根本的还是经济问题。西欧这些国家，经济处于萧条时期，但科技是发达的，带动了生产的发展，他们的问题是市场不够，能源不够，原料不够，因此要扩大外贸。第二世界是这样，第一世界也有这个问题，停顿、萧条，要摆脱困境。我们同西欧几十年没打过仗，没债可还。他们受苏联威胁，希望中国强大，希望我们成为世界稳定的力量。他们不怕我们现代化，愿意为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出点力量。他们需要，我们也需要。我们资源丰富，需要他们的先进技术；他们经济危机，需要找市场。重点放在西欧是对的。
(三)今后23年，要小心翼翼地工作。我们希望有23年的和平环境，但人家肯不肯给这个时间？谷牧同志讲的两条很对。一是安定团结，一是支付能力。要十分珍视安定团结。
(四)国内平衡问题。我们不能样样都进口，有个先后平衡问题。不然，又搞许多胡子工程。比如吃饭，一要吃饱，二是消化得了。一天三餐，一顿去吃就消化不了。要按消化能力，掌握分寸，能吃一个面包就吃一个。要集中更大力量消化引进的东西。
(五)外贸部强调外贸一统制，什么都集中在外贸部行吗？交通部有1000万吨船了，靠外贸部100万吨也买不到。买船，交通部内行，并没有吃亏。煤矿设备，应当让煤炭部去谈，外贸部参加。谷牧同志要记住一条，进了设备，借了钱，是要还账的。要切切实实去干。
(六)留学生要多派一些，但这时间比较长，现在是要派人去实习，掌握技术，和请人来帮助指导，否则掌握不了。中等技术学校要多办一些。
谷牧在晚年写文章回忆了汇报会的情况：谷牧：《小平领导我们抓开放》，载《百年潮》，1998年第1期。
这次汇报后，小平同志找我去谈话。我向小平同志汇报了出访情况，他讲了一番话，中心意思是：一、引进这件事要做；二、下决心向国外借点钱搞建设；三、要尽快争取时间。
根据中央政治局和小平同志的指示，7月上旬，国务院召开了由有关部委负责同志参加的关于四化建设的务虚会，我在会上报告了考察西欧5国的情况，并敞开思想讲了我的想法和意见。这次务虚会开了20多天。会上，大家畅所欲言，认真总结新中国近三十年的经验教训，研究国外成功经验，就如何正确运用价值规律、改革经济体制、坚持按劳分配、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等问题，特别对如何加强技术引进、扩大外贸出口、采取灵活方式利用国外资金等问题，深入进行讨论，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务虚会后，中央、国务院对这些意见又多次进行讨论，最后体现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战略决策中。对外开放这项基本国策由此被郑重确立。
也恰在这个时候，国家交通部驻香港招商局(商业机构)要求在宝安建个工业区。
1979年1月6日，广东省、交通部联合向国务院报送了一个文件：
先念副总理并国务院：
为了贯彻华主席、党中央对交通部《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的批示：“立足港澳，依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工商结合，买卖结合”的方针，我驻香港招商局要求在广东宝安县邻近香港的沿海地带，建立一批与交通航运有关的工业企业。经我们共同研究，一致同意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境内邻近香港地区的地方建立工业区。
这样既能利用国内较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又便于利用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和原材料，把两者现有的有利条件充分利用并结合起来，对实现我国交通航运现代化和促进宝安边防城市工业建设，以及对广东省的建设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李先念对这份报告非常重视，立即与谷牧作了认真研究，决定将交通部部长彭德清、香港招商局董事长袁庚两位请来，当面商议这个报告。
1979年1月31日上午李先念、谷牧等领导人听取袁庚的工作汇报。当时正值全国拨乱反正、百废待兴之时，日理万机的李先念与谷牧一起专门请彭德清、袁庚来研究招商局在宝安建立工业区问题，显然不仅仅是涉及几平方公里土地的问题，而是寻找排头兵，以打开突破口，牵动整个沿海地区改革开放的问题。
李先念听过袁庚的工作汇报后，在这份报告上写道：
拟同意。请谷牧同志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就照此办理。
先念1979.1.31.
2月2日上午谷牧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商议李先念的指示和袁庚的报告问题。到会的有：国家计委段云、顾明，国家建委彭敏，外贸部刘希文，人民银行乔培新、卜明，财政部王丙乾，交通部彭德清、袁庚、江波等。
会上，袁庚对香港招商局107年的历史作了对比，谈到5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一直不开放，在港的14家中资银行，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从东南亚涌来的大量资金从门前流过；而香港有些小银行，抓住机遇，放手运作，猛然发展了起来。袁庚又通过香港其他英资财团、华人财团的发展，具体阐明我们曾错过了大好时机。他颇有感慨地说：目前香港中区地价之贵，仅次于东京银座，1平方英尺要1.5万元港币，郊区工业用地每平方英尺也要500元以上。加上银行利息高，劳动工资高，招商局要完成中央领导《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报告上的批示所赋予的任务有不少困难。我们在反复分析和研究了香港的经济情况后，向有关方面作了汇报，并与广东省委交换了意见，有了共识：就是要充分利用广东省毗邻港澳的土地和劳力，利用香港及外国的资金、技术、图纸、资料、专利、全套设备，将两者结合起来。这样我们就同时有了内地和香港两方面的有利因素，排除了在香港办厂的不利因素，这是任何香港财团都不能和我们竞争的。袁庚汇报说：
土地、行政、企业主权全是国家的，广东省派行政管理人员。工厂的管理完全用香港的办法办，由招商局管理。产品从香港出口，偿还外债和外商投资；劳动力由广东省解决。工人工资，原则上参照香港，照顾国内，不超过200元人民币。
这个工业区的建成，不用财政部、银行一个钱，要求财政部免税10—15年，以后全部交给国家。
我们第一期上马的有五六个工厂，如拆船厂、钢丝绳厂、集装箱厂、油漆厂、无线电导航仪装配厂及玻璃钢厂等。目前用地300亩，在960万平方公里国土上，这是微不足道的。
由于在国内划一块地方，让驻港企业来开发、建设、经营，这在共和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谁都没有经验，究竟该怎么搞，只能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大家你言我语，各抒己见。
主持会议的谷牧，在会议开始、结束及中间插话，先后3次反复提到邓小平的意见：广东、福建很多地方可更开放一些。可见，中央着意让驻香港招商局在蛇口办工业区，不仅仅是为了解决一个招商局的问题，而是让招商局在全国改革开放的棋盘上先行一步，做个过河卒，探探路子。
就在中央决定让招商局在蛇口办工业区的同时，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也正在考虑如何把经济搞上去的问题。
1978年4月6日，刚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仅仅一个月的习仲勋，便接受任命，主持广东省委工作。中央派习仲勋这样一位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多年的重量级政治家来坐镇广东，其安排立刻引起国内外的关注。
7月至8月，习仲勋先后到了宝安、梅县、汕头、惠阳等21个县。沿途，他利用一切机会和老百姓、地方干部攀谈，掌握第一手资料。望着近在咫尺的繁华香港，习仲勋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香港80%以上是广东人，为什么香港能把经济搞好而广东却不行？“关键是政策”。一番思考之后，习仲勋认定，如果中央给广东一些特殊政策、机动余地，广东人民完全有能力把经济搞上去。
回到省委后，他便召集省委一班人研究论证，大家一致认为，根本的出路是向中央提出，给广东先行一步的政策。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中央召开了一个多月的工作会议。其间，作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作了题为《广东的建设如何大干快上》的工作汇报。他说：“从广东来看，要大干快上，当前面临的困难还很多，其中主要的是粮食压力大，电力、燃料紧张，钢铁等原材料供应不足……同时，我们也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比如农业机械化，如果中央允许我们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进口部分饲料，就可以一方面先把国营农场、畜牧场、淡水养殖场等武装起来，作为示范，培养人才，取得经验……”《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
1979年1月8日至25日，习仲勋主持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这是一次对于广东具有历史性转折意义的会议，明确提出要充分利用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利用外资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搞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团结广大干部群众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到改革开放的事业中去。
4月5日至28日，习仲勋再度赴京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习仲勋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南组第一次发言，正式向中央提出了广东的想法与请求。他代表省委强烈要求中央给予广东改革开放的特殊政策，请中央授权或放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在邻近港澳和沿海地区划出一些区域专门对外合作交流和吸收外资，利用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国际交流频繁便捷的优势，在“四化”中带个头，加快发展。
在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时，习仲勋讲了广东独特的发展优势，向中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我代表省委，请求中央允许在毗邻港澳的边界的深圳、珠海与重要的侨乡汕头各划出一块地方搞贸易合作区”。他大胆地讲道：“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进而提出：“广东希望中央给个新的体制和政策，这样广东几年就能搞上去。广东是一个大省，等于周边地区的一个甚至几个国家呀，但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太小了，国家和中央部门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发展。我们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中央也有利呀。”中国网：《习仲勋：为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2008年3月18日。
习仲勋的汇报令当时头脑仍未转过来的人们吃了一惊。其时，他的要求是在全国的统一领导下，给广东一点特殊政策，经济就有可能搞上去。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习仲勋、杨尚昆又向邓小平专门汇报了一次。邓小平对广东提出的在邻近香港、澳门的深圳、珠海以及汕头兴办出口加工区的意见，表示赞同。并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中央工作会议正式讨论了广东省的提议。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中共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特区。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正式将“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10页。
一个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事件终于登上了历史舞台。
深圳特区的建设吸引了众多有志于改革事业的拓荒者。1980年6月，广东省委书记、省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吴南生兼任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后的第一任市委第一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张勋甫任市委常务书记，秦文俊、黄施民、方苞、罗昌仁、贾华任市委书记，丁励松任市委秘书长。
1981年2月20日，广东省委任命梁湘担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8月21日，广东省委决定，深圳经济特区的政治待遇和广州市相同，领导干部逐步按广州市的规格配备。10月20日，省委又决定：一、中共深圳市经济特区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由梁湘、周鼎、周溪舞、方苞、罗昌仁、刘波、林江七位同志组成，梁湘任书记，周鼎任副书记，方苞兼任市委政法委员会主任，刘波兼任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邹尔康任市委秘书长。二、深圳市经济特区人民政府由梁湘任市长，周鼎、周溪舞、罗昌仁任副市长，甄锡培任秘书长，李馨亭、李定、舒成友任副秘书长。10月31日，深圳市委根据中央精神，决定恢复宝安县建制，隶属深圳市领导，方苞兼任县委书记。
从1979年1月建市到1981年8月，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深圳由一个小小的县城一跃而为与广州市同级的副省级市，连升三级，足见它在改革开放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中央对它所寄予的深厚期望。
四个特区的建设，深圳特区先走了一步。在深圳特区的建设中，蛇口工业区又先行了一步。蛇口工业区在董事长袁庚的率领下于1979年7月开工建设，由香港招商局负责投资开发，是以对外出口为主的工业区。它实行“以工业为主，积极引进，内外结合，综合发展”的方针，重点发展工业，相应发展为工业服务的商业、房产、旅游、运输等行业。蛇口工业区的“五通一平”工程在1980年底基本完成，打响了特区建设的第一炮，并以它的特有魅力，吸引了一批又一批赴特区的建设者。
在继深圳经济特区首先动工建设之后，1980年10月，珠海经济特区正式开始动工建设；1981年10月，厦门经济特区开始动工建设；1981年11月，汕头经济特区开始动工建设。至此，四个经济特区的建设全面展开。此时，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特区的面积分别有327.5平方公里、6.7平方公里、1.6平方公里、2.5平方公里。
特区建设虽刚刚起步，但特区的魅力很快辐射到全国，尤其是深圳创造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观念，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为全国后来的大改革大开放创造了可供借鉴的经验。
任何决策尤其是具有长期指导作用的重大决策，只有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改进，才能趋于完善。创办经济特区，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的大胆创新，我国特区的政策和管理体制是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完善的，四个特区也是在克服困难、排除干扰中开拓前进的。
就邓小平提出创办经济特区这个问题，从总体来说，中央领导的意见还是一致的。1981年底和1982年初，有一个调查组到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4个经济特区作了“调查”，写了“调查报告”，开头写了对特区的肯定性简况后，就列述了“特区建设中也暴露出许多严重问题”：“引进外资和设备有很大盲目性”，“同外商打交道吃亏上当的情况还相当严重”，“引进企业的职工所得太多(月平均为150元，少数人高达200元、300元甚至500元)”，“经济管理相当混乱”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指责“经济特区成了走私贩运通道，不法外商同特区和非法特区的一些企业勾结进行违法活动。
这份“调查报告”指责道：“引进外资成片开发，要警惕有形成变相租界的危险。”他们在撰写这份“报告”的同时，又整理了一份材料，题为《旧中国租界的由来》，发向全国各省市。
就在这时，社会上一些人趁机指责经济特区的开拓者，说引进外资，开发特区，搞土地有偿使用，是因袭历史的老路，搞变相租界，“卖国”，给海外资本家提供奴役和剥削我国劳动人民的独立王国。
因而，“调查报告”的最后这样写道：在经济特区，“外资充斥市场，宗教迷信活动加剧，淫秽物品大量流进，暗娼增多，台湾反动宣传加紧渗透，港台电视也占领了阵地，特区几乎成了不设防的城市”。
各种社会舆论和流言飞语沸沸扬扬，有的说，“特区搞错了，要刹车”；有的说，“特区除了天上飘着的五星红旗以外，地上搞的都是资本主义那一套”、“特区乌七八糟，成什么样子？几十年的革命成果，生命与鲜血换来的社会主义江山，可不能白白断送在你们手里！”深圳特区的“垦荒牛”，几乎无日不在被咒骂、中伤和围攻中。谷牧后来回忆这一段风风雨雨、是是非非后说：“‘很有些秋风萧瑟’的味道。”谷牧：《小平领导我们抓对外开放》，《回忆邓小平》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页。
这个时候，在广东担负主要领导职务的是任仲夷、梁灵光等，他们顶住了压力，没有动摇军心。具体操持特区事宜的有关领导人吴南生和秦文俊、丁励松、黄施民等面对压力，也没有退步，他们在给上级的总结中说：倪振良：《深圳传奇》，海天出版社1994年版，第71—72页。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我省各特区的建设已取得明显的成绩。除汕头特区起步较晚以外，深圳、珠海特区已初步打开了局面，在国外引起了好评。深圳、珠海特区原来都是荒僻的边陲县镇，现已成为初具规模的城市……这两个地方，原来都是农业渔业县，现已办起了一批具有比较先进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的工业、交通和旅游业；过去经济、文化发展十分缓慢，自从试办特区以后，面貌日新月异，已成为全省经济、文化发展速度较快的地区。
“总结”分六个方面具体阐述了特区建设的成就：(一)引进了一批外资和技术。(二)特区的基本建设已经展开。(三)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四)加强了教育文化事业的建设。(五)初步进行了经济体制和机构的改革。(六)改善了人民生活，稳定了边境秩序，密切了党和群众的关系。
这六个方面，都以大量翔实的事例、确凿的数字来说话，总结的结语是：“事实充分证明，中央关于试办经济特区的决策和一系列政策是深得人心的，是完全正确的。”
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特区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和支持，保证了特区的顺利发展。在1980年12月16日至2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指出：“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置几个特区的决定，要继续实行下去。”陈云指出：“打破闭关自守的政策是正确的。”陈云十分强调总结特区的经验，他在1981年底和1982年初，两次提到：“广东、福建两省的特区及各省的对外业务，要总结经验。”他在文件中批示指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力求使特区办好。”这些指示，使经济特区的建设者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