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
胡发云在武汉编一本《沧桑人生》的文集，回忆知青时代的生活，我便写了这篇短文，试图说明“回忆”为什么在我们这里变得越来越轻省。这一年恰好也是发动“文化大革命”三十年的日子。也就是从这一时期起，我便开始了自己的“回忆生活”，并把视线转向其他一些思想者们的记忆方式，看他们是如何回忆过去的。
这一年夏天是在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度过的，记忆最深的就是在宣良家看了雷蒙·阿隆的一本书：《入戏的观众》。我觉得我们这些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政治或具有政治意识，在某种意义上说，其实都是一些“入戏的观众”。既然只是“观众”，就不应该让“灵魂拷问”与“严酷现实”间的冲突让自己为难。可惜的是，我们太“入戏”了。这也是我十二年后写出专论阿隆的《五十年政治反思中的基本事实》（《书城》２００９年第８期）一文的思想动机。
越来越轻省的回忆
人变老了的一个确凿无疑的标志就是喜欢回忆，而且要回忆的东西似乎就存放在嘴边，只要一张口就能竹筒倒豆子似的“倾泄”出来。我见过许多人在不停的回忆中消磨着自己的晚年，我也会偶然猛省到自己身上某些类似的苗头，特别是在孩子面前，总喜欢说那些从上一辈人口中常能听到而自己早已厌烦的与过去有关的话。
于是有了些悲哀，便不大说那些回忆性的话，特别是不大想说那些似乎预先就已知道会说些什么、会怎么说的人和事。这一类的书报、影视节目也不大看，因为预先就已知道大概会说些什么、会怎么说。
自己或别人还未开口，就已预先知道了自己或别人会说些什么、会怎么说，这就更其令人悲哀了，因为它不但让你确凿无疑地知道自己老了，而且知道自己是与自己那整整一代人同时都老了，这里的“老”当然已不再只是个年龄上的概念——听说联合国正在辩论到底多大年纪的人才算老。就年龄而言，七八十岁的人真可能并不老。过去有一首歌曲叫“革命人永远是年青”，这几天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车间主任》的片子中又重新听到。我听到后的一个感觉就是“革命人”真的老了，尽管影片中集体唱这首歌的人还不到我们这个年龄。
当我们已经感到我们老了的时候，如果有一位七八十岁的“革命人”高唱自己的年轻，那他很可能真的年轻；但如果是成千上万个七八十岁的“革命人”集体合唱着自己的年轻，那你就只能觉得他们在同时老去，或对“老”有一种集体的意识。
所以“老”并不相对某个人而言，它是一个标识整整一代人或一茬人的概念：人也都只能通过判别自己身边的或与自己属于同一代的人所说的话来确认自己是否已老。假设鲁滨孙一个人在荒岛上活到一百岁，他不会认为自己已老。特别伟大的人物之所以很大年纪了仍无老的迹象，就在于对他们来说已无身边的人或与自己是同一代的人，就是有，也不在他们眼中。
同时、同步、模式、套话，一样的框架、一样的感受，再加上一成不变和共同经历，这就是我在我们这代人身上所体会到的“老化”，即每个人作为“集体人”中的一员的“老”。
与上一代人比较起来，我们这代人也许更“老”一些。抗日战争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在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可我们这代人却少有未加入或不想加入红卫兵的。解放战争时，也不是谁都在关心三大战役，但对我们那代人来说，任何一个“最高指示”都不会留待天亮了再去欢呼游行。我们今天对沈从文、钱锺书、张爱玲的小说忽然发生了兴趣，就在于那里有在同一历史背景、同一年龄段上的人的完全不同的情感经历与话语方式。我们却不行，一回到那一时代，共同的一切就把我们整整一代人框在了一起，谁也别想找到“时代最强音”之外的语言。所以类似于《私人生活》这样的作品，只属于陈染他们这代人。
我们这代人，是被同一个话语模子铸造出来的。
我们的父辈，有的是共产党，有的是国民党，有的教书，有的经商，各有各的面孔，各有各的经历，也各有各一张口就能说出来的话。尽管解放后的几十年一直要求并努力想把他们训练（改造）成说一样话的人，但总有些人一有机会仍免不了“原形毕露”（阶级立场大暴露）。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哪怕“阶级立场”（出身、成分）并不一样，但说出的话和说话的方式却彻头彻尾得一模一样。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当我们这代人聚在一起想说些饶有趣味的新鲜话时，大半要依赖于讲述我们父辈的而不是我们这代人的故事。我们这代人没有只属于自己的故事，就是恋爱、婚姻，也无不打上“集体模式”的烙印。或在这一模式内花样翻新一下。
以此类推，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梁启超、章太炎、吕思勉、陈序经、张东荪的书已不知不觉成为我们追逐的“青年朋友”，这到书店一看便一目了然，精明的书商也早已知道我们这代人最想结交的新朋友恰是那些活跃在二三十年代的文坛老人。按某些人充满信心的预言，对我们的下一代，也就是对下个世纪的人来说，他们的青年朋友该是王阳明、朱熹、董仲舒或孔夫子了。
历史就这样烙烧饼似的翻着个，每翻一面，都有“新”可言，而对每一代感到自己老了的人来说，又只有更老或干脆已死去很多世纪的人才是所要寻找的青年朋友。
所以回忆也就变得越来越轻省，因为一切都存放在嘴头，只要张口，过去的事就会流淌而出；这“过去的事”，既指使我们变得老去的共同经历、共同话语，也指使我们这个民族已足够老但又总有“新”可言的事和话。
“文革”年代，我们很是抱怨过自己既生得太晚、又生得太早；太晚，指未能参加巴黎公社、十月革命、推翻蒋家王朝的战斗；太早，指也许不能亲手埋葬全世界的帝、修、反。当然有的人很有信心，觉得历史的目的将在我们这代人手中实现，于是齐声欢呼自己赶上了火红的年代。也许我们的下代人将如我们向往巴黎公社、十月革命一样津津乐道于我们这代人的大批判、三结合、五七道路和上山下乡。
当“火红的年代”已作为“耻辱的一页”，成为人心中的某种禁忌时，在半秘密状态下讲述那些过去的事也还有些乐趣。可惜秘密并不是越讲越少，而是越讲越多；一个秘密带出一串秘密，话是说不完。而且任何事都是在讲完了的时候才发现与未讲时一样多，甚至比不讲还多，其中包括着自己的情感经历和个人体会。
不被人知的秘密算不上秘密，但真正使秘密失去诱惑的，就是它永远有着越讲越滥、越讲越一律、越讲越一样的一面。要想使大家对“文革”、上山下乡都失去神秘感，最好的办法之一就是放开由着你讲，爱讲什么就讲什么，讲来讲去，大家就会发现不过尔尔，于是也就兴味索然。也许每个人都觉得只有自己的经历才是独特的，也只有自己说出的话才真正属于自己；但当你要把它说出来时，就会发现表达它的方式、语句、词汇以及这件事所可能具有的意义都是公共的，而且有既定的模式，甚至连自己的感叹也与别人相差无几。这使得任何讲述都成为轻而易举的事，只要你惯熟了那套话语的组织方式就行；同时也使人腻味，觉得无话可说，或还是不说为好。现在的中学生，恐怕已很难体会到当我们上中学时，曾因资本主义国家有无科学家而发生的激烈辩论。最后学校给出的答案是：为了追逐名利，会有一些科学发现，但不能持久，人格上也不伟大，所以不能算真正的科学家。当时大家对这一结论都心悦诚服。今天重新讲起这件事，只能先营造一种非常轻松、非常无所谓而且带有几分自嘲的气氛，否则这样的话怎么说得出口？而实际上，离开了当时那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人又很难体会到每个投入辩论的人的情绪激荡。可这种情绪激荡难道是我们今天可以用这种无所谓的口气传达出来的吗？
事情想到这一步，有关“那年那月”的话题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不过还在说，比如在讲台上、书桌旁，我们这代人仍说着那些最确凿无疑证明自己老了的话，而且同代人相聚，仍免不了回忆些“那年那月”的事；虽说大不了还是那些事，却还要动感情，有时也洒些眼泪，过后觉得过于廉价，但到了那时候还是控制不住自己，就如我们在买廉价商品上已吃了不少的亏，一见到“跳楼价”、“大甩卖”的广告仍不免心动一样。
回忆是无穷无尽的。人老了话多，指的就是回忆不断给回忆增添着要说的话，于是越回忆也就越回忆不完，并不存在“话终于说完了”的一天，除非自己觉得多余。
是的，那年那月——我眼前出现了西安市刚刚解放的那一天，有马队在大街上狂奔；二府街中级人民法院门前的大树上吊着一个女人的头颅，血往下滴着，地上是殷红的一片；母亲捂住我的眼睛，而我努力睁大眼睛看着那颗头；接着就是镇反时的刑车，一眼望不到头，钢盔在阳光下闪亮，每辆车上都架着机枪……这些事我已写过了，但重把这些事变成文字，心仍砰砰在跳，那些已属于遥远过去但又似乎就在眼前的一幕幕往事让我激动不已。我也似乎觉得自己真有话可说——虽说已经说过了，但重说一遍，又等于重新经历一遍。
“重新”这个词很重要，它使回忆真正成为了自己的事，而且不再是“从头说起”式的努力搜罗那些秘不示人的往事，而是“重新体验”中的“旧事重提、旧话重说”。
黑格尔举过一个例子，说一个老人口中说出的“这个人真好”与一个入世不久的小伙子说的“这个人真好”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想差别就在“重新体验”中的深度与力度。
当代法国思想家利奥塔有一篇专门论述“重新”的文章。在他看来，“回忆”就指的是“重新”，如果着眼于时间，可用中文“从新”表示，如从１９６６年说起；如果强调的是“旧事重提”中的空间关系，如１９６６年与１９９６年，则用“重新”。“从新”与“重新”、“从头”与“回到”不同，可见中文之妙，这是利奥塔万万想不到的，因为在英文中，就只加了一个前缀“ｒｅ”。
利奥塔论述的就是这个前缀“ｒｅ”回到（ｒｅｔｕｒｎ）、启示（ｒｅｖｅｌａｔｉｏｎ）、救赎（ｒｅｄｅｍｐｔｉｏｎ）、重生（ｒｅｂｉｒｔｈ）、更新（ｒｅｎｅｗａｌ）、革命（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等等都与这个“ｒｅ”有关；而且在英文中，记得、回忆、提醒、觉察、评论、留意、重塑、改造这些词也都离不开“ｒｅ”这个前缀。在利奥塔看来，回忆（ｒｅｍｅｍｂｅｒ）这个词最基本的含义就是重建（ｒｅｍｏｄｅｌ）、重获（ｒｅｐｏｓｓｅｓｓ）。所以对我们这代业已老去的人来说，只要在内心深处还存活着对早已成为陈旧往事的“那年那月”重获、重建的希冀，人也就仍有“重活一次”的可能，仍有再唱“革命人永远是年青”的权利。下面，我想把利奥塔的这段话录下，算是对“重写那年那月”中的“重”字的一点体会。
我回想起来，在彻底体验法里面，可供我们使用的唯一指导线索就是情绪，或者更确切地说，对情绪的倾听。句子的一个片断，信息的一个碎片，一个字，出现了。它们马上和另一个单位被联系了起来。没有推理，没有论点，没有中介。用这种方式前进，我们慢慢地接近了一个情景，某件事情的情景。我们描述这一情景。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我们只能确定，它有关某种过去，既包括最久远的也包括最邻近的过去，既包括我们自己的也包括他人的过去。这一被遗忘的时间不是像一幅图画那样地被再现，它甚至没有得到表现。它是表现一幅画，一幅不可能的画的组成部分的东西。重写意味着记录这些组成部分。
显然，这种重写并不是提供过去的知识，这也是弗洛伊德的看法。分析并不服从于知识，而是服从于技术。艺术，其结果不是对过去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定义。相反，它预先假定，过去本身是给予了头脑用来建构那幕情景的组成部分的动原或动因。
这篇文章选入《后现代性与公共游戏》之中，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１月版。
至于我自己作为“老三届”中的一员在下乡插队时的经历，还有与湖南的朋友谈起江永知青群体时的场景、话题、表情，总之那种情绪性体验（至今为止，我认识的每个湖南朋友均与江永有关），我还想在自己的心中再埋藏一小会儿，为的是使它更弥珍贵，更为我自己所拥有。
原载《新创作》２００７年第５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