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
我们是否可以如同叔本华那样从某种经验（审美的而非认识论的）或人生的实践态度（情感的而非理性的）出发，上升为另一种形态的本体论证明？
这一年７月２５日在贵阳开会，北京和武汉的两个小学术团体的关系日趋紧密，一方想着如何将哲学当作一种事业来搞大，一方总想突破原有的理性框架，追求一种“逸出整体之外”的个体生存体验。在这次会议上，海德格尔终于取代了萨特，对深层的思、诗、言的存在论意义上的思考取代了那种个人主义的左翼化了的反抗。
我们都知道，由卢梭开启的浪漫主义哲学与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一起，是构成近代西方哲学的最强音，而在这中间，浪漫主义的影响也许更大、更深远一些，特别在德国哲学中。叔本华就是其中的一位标志性的人物。
是否二者必居其一？
把浪漫主义理解为表现主义，或如斯宾诺莎那样把万物视为自然（神）的显现与敞开，这当是以后的事。
悲剧、怜悯、生存否定——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及其美学、伦理学批判
１．读叔本华（Ｓｃｈｏｐｅｎｈａｕｅｒ）的书，最耐人深思的是他的悲观主义。一位无论就其物质生活还是文化生活而言都相当舒适而又悠闲的哲学家，却要写出厚厚的书来论证人生即痛苦，说人的唯一得救就在于对生命意志的否定，这本身就引人注目。如果我们考虑到在黑格尔式的乐观主义哲学已经在德国思想界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但叔本华那极不谐和的声音却始终回响着、呼应着，并最终汇合成一股改变整个欧洲的哲学气质的宏大声音的话，那么通过对叔本华本人的哲学气质的思考，就不能不使我们在一种深沉的历史感和现实感中，带着自己的思索去直接面对他的悲观主义，并力图穿透层层观念网结而成的表层结构，去直接把握他的“自我”本身。罗素（Ｒｕｓｓｅｌｌ）简单地把叔本华对虚无的论证说成是“要尽可能接近非存在”，并由此说他不大真诚，这显然把一位哲学家对于宇宙本体及人生意义的哲学思考同他的现实生活方式混淆了起来。这两者之间肯定是有联系的，但研究者却切不可把两者等同，就像现实生活中的痛苦和灾难也绝不可等同于悲剧中的痛苦和灾难一样。朱光潜先生在《悲剧心理学》中说，悲剧表现的是理想化的生活，即放在人为框架中的生活，因此它经过艺术这个媒介的“过滤”，就已经和现实生活拉开了距离。朱先生说，不懂得这一点的人就不懂得艺术，也无法体验到悲剧的快感。对于哲学这一最远离人的现实生活的意识形态，当然也应该这样去看，否则就无法对唯心主义、怀疑主义、僧侣主义或悲观主义进行任何有意义的学术探讨，而只会充满各种漫画式的比附和图解。
那么，到底在什么意义上说叔本华是一位哲学悲观主义者呢？哲学悲观主义者应该有它特定的含义，它既不是一种性格上的缺陷，也并不表现为看待一切问题的固定角度。作为一种哲学世界观，它当然具有自己相应的理论形态；但单就理论本身而言，并不存在悲观主义问题。霍布斯从人性恶出发，说人对人像狼一样，并不被认为是悲观主义。卢梭认为科学和艺术的进步非但没有给人类带来幸福，反而只意味着道德的沦丧和人心的泯灭，也没有多少人说他是悲观主义者。
就以黑格尔那最为乐观的逻辑体系而言，如果我们从任何个体的存在和幸福在“绝对理念”面前都无足轻重这一角度去看，那么他经过一个圆圈后所达到的“有”，也无非就是“绝对理念”这一抽象观念（马克思说它本身就是无）通过无数有限的“有”的毁灭而实现的“无”，就像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的最后一个字是“无”一样。这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悲观主义。因此，问题并不在于理论上怎么说，而在于这种理论是否浸透着或体现着一种痛苦的追求，并由于理论自身所要求的完备性而与这种痛苦感情处于矛盾之中。正是这种矛盾或冲突，使人们感受到某种悲观主义的情绪。在霍布斯、卢梭或黑格尔那里，卢梭是充满激情的，但这和他的“良知至上说”并不矛盾。至于霍布斯和黑格尔，借用马克思的话说，那更是一种使感情失去了它的鲜明色彩后所具有的纯粹理智的东西，“同时以无情的彻底性来发展理智的一切结论”，尽管在抽象思维中依然有着寂寥和对内容的眷恋。在他们那里，“良知”或理性本身就能对一切冲突作出解释；而在叔本华这里，理性不但对自身与情绪的冲突无能为力，而且反过来，不得不成为体现这种情绪的工具。但叔本华作为一个形而上学思想家又不甘于这种非理性的表现，他要为自己的悲观主义情绪提出论证并力图使之在理论上成为一个必然的归宿，这就势必得出悲观主义的哲学结论。大多数人理解他的悲观主义是就其学说本身而论的，我们则认为学说可以从逻辑需要出发进行构造，只有情绪是真实的。也正由于这种悲观主义的情绪超越理解力，不可为知的结构所同化，我们才称他为悲观主义者。
２．为了提供论证，叔本华必须建立一个完备的形而上学的体系。他是一位憎恨体系的哲学家。在《康德哲学批判》这一长文中，他时时不忘提醒读者注意康德哲学的谬误有一个心理上的过程，这就是“他事先下定决心要找到那和排比相似，有助于结构匀整的东西，而这在某种程度上就已把事情弄到滑稽可笑的地步了”。但他没有想到自己也有一个和康德大体相仿的心理过程。在他那里，柏拉图（Ｐｌａｔｏ）的阴影世界（ｔｗｉｌｉｇｈｔｗｏｒｌｄ）、康德（Ｋａｎｔ）的现象世界（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ｗｏｒｌｄ）和《奥义书》（犝狆犪状犻狊犺犪犱狊）中的摩耶之幕（ｔｈｅｖｅｉｌｏｆｍａｙａ）是和排比相似的，而理念（Ｉｄｅａ）、自在之物（ｔｈｉｎｇｉｎｉｔｓｅｌｆ）和涅盘（Ｎｉｒｖａｎａ）则结构匀整。因此，维伯（Ａ．Ｗｅｂｂｅｒ）和伯尔（Ｒ．Ｐｅｒｒｙ）在他们的《哲学史》一书中，就将叔本华当做直接受康德的批判哲学所启发的形而上学运动的最后一位代表。但他与康德不同，走的又是一条“经验形而上学”或“实践形而上学”的道路，企图从某种经验（审美的而非认识论的）或人生的实践态度（情感的而非理性的）出发，上升到对宇宙本体论的证明。
由于任何证明本身都需要提供前提，而最终的前提又是不可实证的，因此他才需要一种形而上学的独断论，即他的意志本体说。在此独断下，个人的体验和实践只不过是意志这一宇宙本体的例证或显现，本身并不具有任何实在性。叔本华一旦通过把自在之物的不可理喻和现象界的虚无缥缈转化为一种对人生的反思态度，就立即可以走到《奥义书》那里去。但这只构成一个逻辑上的假象，本质的问题仍在他的悲观主义情绪那里。这种情绪正如作为宇宙本体的意志一样，由于其自身就是盲目的和非理性的，因此也就似乎是无意义的和无价值的。在这个意义上看，叔本华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情绪而不是通过理论来把意志这个非理性的宇宙本体外在化出来的。他的情绪就是宇宙本体论的证明本身，而理论只是一个外壳。
叔本华把宇宙本体理解为一种无目的无价值的盲目力量，这也是从根本上对西方世界传统观念的反叛。无论在基督教那里还是在黑格尔那里，作为本体的上帝或“绝对理念”都必须是尽善尽美或趋向于尽善尽美的。叔本华毁灭了上帝这个上千年来的完美人格的象征，使世界陷入混乱之中，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如加缪所说，不但被剥夺了对失去的家乡的记忆，而且也缺乏对未来世界的希望，成了一个“陌生人”。
苏格拉底（Ｓｏｃｒａｔｅｓ）曾说过，没有经过研究的生活是不值得活的。而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经过一套形而上学的加工，恰恰要使人相信它是经过研究后才得出的结论。早在他之前，休谟（Ｈｕｍｅ）就已经发现经验主义的理性原则必然永远伴随着怀疑主义的疑惑，“唯有不关心和不留意可以作我们的一点救药”。因此，和其他哲学家一样，他的理论和对人生现实的反思是相脱节的，特别在论及道德哲学时，基本上只限于正面阐述自己的道德理想和救治方针。叔本华把这种态度归之于对教会的胆怯。在他看来，笛卡尔的怀疑是伪装的，目的仍在把固有的一切再次抓住不放；只有康德虽然也在伪装，“但是从这次伪装的一跃——这是被允许的，因为人们原已知道，这一跃是要回到草里来的——却变成了一飞冲天，站在下面的那些人现在只有赶着看的份了，再也不能将他捕回来了”。叔本华所要求的“撕开伪装”，并不仅仅在于理论自身的完备性，而在于他时时注意使自己的理论为自己对人生的现实感受服务，因此他的书才少有抽象晦涩的哲学术语，而是到处用一种明快生动的笔调博引丰富的生活实例和人生格言，具有一种他所追求的“诗意的真理”的氛围。但也正是在这美好的外在形式和抒情意境之中，他的悲观主义才像一出震撼人心的悲剧一样，给人以深刻印象。
３．叔本华本人并不认为悲观主义是一种消极的人生态度，相反，他把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在一个意义下认作是高超人和平庸人的区别。他说，真正高超的人的悲观主义并不是指对于日常不如意的事情的厌恶，而是一种对于身外空虚的意识，对于生命痛苦的意识，这种意识也不是对于个人痛苦的意识，而是通过他本人所经历的痛苦，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从而把个别痛苦看作整个痛苦或千百万痛苦中的一个特例，因此人生的全部才被理解为本质上的痛苦。对于这一点的解释，他依赖于这一种形而上学的思辨：世界的本质是意志，意志就是欲求，一切欲求皆出于需要，需要出于缺乏，缺乏也就是痛苦。他说，正因为高超人物最能体会到意志的不可抑止，因此最为痛苦。意识到了意志带给人的只是痛苦也并不能免却痛苦，因为欲求的反面是无聊，“人生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像钟摆一样的来回摆动着”，“在人们把痛苦和折磨都认为是地狱之后，给天堂留下来的除闲着无聊之外就再也没有什么了”。
这当然是悲观主义的。它实际上是叔本华基于自己时代所表现出来的人的自私本性和发财欲望，经过从个别上升到一般，而引起的对人类普遍命运的思索。
人不仅在行动，而且要为自己的行动作出解释。加尔文（Ｃａｌｖｉｎ）的宗教改革之所以能成功，就在于它为在商业竞争中获得成功的人提供了一种由上帝负道德责任的解释。但在失去上帝之后，资产阶级为自己自私本性的辩解就显得苍白无力，无所依托，因此才有对自身存在状况的反省和不满（这也是叔本华对良心不安的解释）。在这个意义之下，对一切不能成为上帝的人来说，缺陷、匮乏、痛苦和不安就成为本质的东西。因此，从叔本华开始的非理性主义思潮或悲观主义情绪，本质上给予最大冲击的依然是当时的宗教观念，和由政治、经济、文化共同铸成并经过唯理主义的逻辑加工后相对固定下来的资本主义新秩序。叔本华把上帝的宝座让给了非理性的意志，尼采（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紧接着大喊“上帝已经死了”（Ｇｏｄｉｓｄｅａｄ），这本身也是对资产阶级在利润至上的信条下所奉行的虚伪宗教的抗议。
但这种抗议毕竟太微不足道了，这从叔本华在与黑格尔的擂台赛中惨败而归就可以看出来。至少在当时，这是两种几乎无法相比的力量。因此，叔本华的着作中也就不能不流露出对存在的事物的无法理解的敌对情绪，不能不在不稳定中感到某种压迫和冷酷。毫无疑问，他和黑格尔同属资产阶级阵营，但他过早地感受到了这一制度哪怕在其上升中也必然会散发出来的某种腐败气息，因此，一方面，他和资产阶级有着共同的历史命运；另一方面，他又表现着这一阶级所感觉到而又无法理解的危机和堕落。对此，他无能为力。这一点，构成为他的悲观主义情绪的现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