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Ｓｃｉｅｎｃｅ）两位。很快这些观念又被“革命”、“阶级”等观念遮蔽。后来人们又反省还应该有“莫先生”（道德，Ｍｏｒａｌ）、“洛先生”（法律，Ｌａｗ）等等，类似的重要观念还有多少自可商议，而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西方观念大举登陆中国已逾百年，深刻地激荡了２０世纪的中国。如果不参照西方的观念，一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将不知如何说起。这些观念已经深深地积淀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各种制度之中。而与其他一些民族的观念改变世界的变革例证不同，这里的许多观念并不是土生土长的，而还是舶来的。今天，我们大家对这些观念都已经耳熟能详，有的甚至成为我们响亮的口号，但是，对这些已经在深深影响我们生活的观念，我们是否真的了解或了解得足够深呢？我们是否真的对这些观念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和反省呢？不断兴起的一代代年轻人在享受或忍受这原动力乃至主轴仍是来自西方的“现代性”或“全球化”的过程中，是否也愿意系统地来思考一下打造这些动力和主轴的关键词呢？
总之，中国在２０世纪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也许可以做一点回顾整理——回首一个多世纪来我们对这些观念的认识和实践。我们必须离的足够远才能对观念的成果或后果看得比较清楚。而今天当风暴的尘埃基本落定，我们也许的确有条件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是故首先有编辑“西方经典·观念读本”之议，我们想重点选择体现在中国发生过巨大影响的西方文化核心或重要价值、又为国人文化迄今仍有所缺憾或需重新认识、乃至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主题词编辑成书，首批分为两辑，一共三十种。
具体来说，“西方经典·观念读本”书系包括的观念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具有实质价值意义的观念，如平等、自由、宪政、法治、民主等等，它们相对来说是西方特具的观念；一类是指称某一学科、理论的领域或实践、感受的范围的观念，如科学、音乐、婚姻、幸福等，它们自然为各民族所有，但我们这里所关注的是西方人对之特殊的理解；最后还有一类初看不像观念，比如指称某一类人或某一地域的名词，例如哲人、知识分子、欧洲、美国等，这些名词在西方人那里实际也已经形成独特思想的范畴，常常表现为一种自我或他者的镜像。
另外，这一书系也可视作对一个翻译大国百年成果的回顾和利用。最早的思想作品的系统“中译”我们或可以严复的翻译为代表，称之为“严译”。但可能是受文言的限制，严复的译名虽然“旬月踟蹰”，相当精审，但却大都没能留传下来，而是被“日译”的名称所代替。今天我们不必恢复“严译”的名称与文字，但却可以考虑恢复和发扬颇具远见卓识的本土“严译”的精神。
我们这套书系的定位是希望为中学程度的读者就能看懂的、主要面向大学生的通识读物，故选文不求文献总汇、学科专精或知识新锐，而只求经典通俗。在一般读者能读的前提下，遴选在西方思想中具有重要性或对社会有影响力的篇章。
选文亦不限体裁，包括讲演、对话、书信、论文、论着节选、散文、随笔等，乃至于少量能鲜明体现这一观念的小说、戏剧节选。但即便如此，一种阅读的功夫和努力恐怕还是不可免的。而我们还希望或许可以藉此给读者提供一条阅读经典的进路。
阅读经典有各种方法和进路。我们可以从某个我们喜欢的作者进入；可以围绕着某个领域或时代来读。还可以从观念着手，毕竟，所有的经典都是试图提出、阐述、处理或传达观念的，而我们由观念入手，还可以巡视历史中的观念，察看交相辉映或互相辩驳的观念。
在某种意义上，当我们说到“经典”，常常就意味着它已“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考验，它拥有比较持久的生命，不是普通的书籍，它是“有历史的典籍”，它还是“作为经纬的典籍”。而我们判断和认识经典也要隔开一段时间，把一颗石子放到眼前，它甚至可以遮住远处的大山，但它不过是一颗可以掷拾的石子，无法与经久不动的大山相比。经典中总是凝结了时间，时间使它更有味，更醇厚。时间是书的最好试金石，甚至是它的克星。但经典不害怕时间，它是“陈年老酒”，而不是“明日黄花”。在它出生伊始，和其他出版物差不多一样，有时是无声无臭，遭到冷遇，有时则被非议，攻击；当然，有的一开始就遇到好评，但这样的幸运并不是很多，尤其是思想深刻的着作。经典要依赖时间来和其他作品分出等级。而经典本身也被时间分出等级。有十年、百年一遇的经典，也有千年一遇的经典。
经典会被一代代人重读，这样文化尤其是作为精髓的文化就有了传承。当然有些也是隔代遗传，甚至经过世纪尘封。但一般来说，还是需要每一代人都有人真正喜欢它，哪怕只有很少的人喜欢它。有些经典的命运非常孤独，有些好得多。
经典是时间的造物。在时间中它又有了自己的历史，一些读者会把自己的生命又加入进来。经典不怎么时髦，经典是安静的，经典等待着。它必须等到一个好的读者才能复活，这个读者有多好，它就能够复活得有多好。
这是从经典本身、从文化的传承而言，从我们个人来说，为什么要读经典？这也许是为了获得或者说加入更广大和更深刻的经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外在和内在的直接经验都是有限的。我们还常常受到时代的限制，尤其是在一个快速变化、追新骛奇的时代。但还是应当有人注意更深沉和更广大的东西。虽然单纯时代的书也是不能不读的。我们要培养对时代的一种感觉，我们也自然而然关心切近的事，另外，我们的本性也自然而然地有喜欢轻松的一面。但我们也还要努力“摸高”，我们要通过这样一种更高的经验获得一种鉴别力和鉴赏力。就像歌德所说：“趣味是靠杰作来培养的。……如果你通过阅读这些杰作打好了基础，你对其他作品也就会有一个标准”。
这套“西方经典·观念读本”毕竟只是一个编选，虽然我们努力挑选重要的观念和上乘的编者以保证质量和水准，难免还是会有疏漏，会受编选者的视野以致个人见解的影响，但我们深信，这套丛书一定还是能够开启、而不是堵塞好学深思的读者进一步阅读完整的经典，系统把握那些伟大而深邃的思想的道路。
（附记：此文原是为“西方经典·观念读本”丛书撰写的总序，后此丛书易名为“大家西学”，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原载《读书》２００８年第１期
心灵史上的无语者
２０世纪初的学界政坛，曾有一对相当活跃的夫妇——刘师培与何震，其人其事始终让我耿耿于怀。它唤起的感情倒不是喜欢和敬重，而是一种哀伤与痛惜，尤其何震的命运让人感到怜悯。
刘师培是扬州世家才子，１９０３年会试不中，自此绝意科举，走向革命。１９０４年携未婚妻何震赴上海，何即入爱国女校就读。何震原名何班，字志剑，也是书香世家，而一旦接触新思潮，思想比自号“激进派第一人”的刘师培还要激进，其性格也相当强势。为显示男女平等，她不仅改名，将姓氏也改为从父母两姓，自署“何（殷）震”。１９０７年与刘师培、姻亲汪公权、苏曼殊同赴日本，与章太炎同住一处，跟苏曼殊学画。
何震并发起“女子复权会”，夫妇俩又与人创办“社会主义讲习会”，而以刘师培为主要撰稿人的《天义报》也是作为“女子复权会”的机关报发行，刘、何两人在该报发表了不少当时影响甚大的文章。如何震撰有《女子解放问题》，认为不仅中国社会男女不平等，西方社会的男女职业平等、女子和男子拥有同样的选举权和参政权也还不是“真平等”，必须实行“根本改革”，女子才能真正解放，这就是要走所有人均等、废除私产和政府之路。“故谓职业独立，女子可以解放，不若谓实行共产，妇女斯可得解放也。”又“与其对男子争权，不若尽覆人治”，“由运动政府之心，易为废灭政府之心”。何震还写了《女子宣布书》、《女子复仇论》、《论女子当知共产主义》、《女子革命与经济革命》、《〈共产党宣言〉“论妇女问题”按语》、《论中国女子所受之惨毒》等文。
１９０８年刘师培夫妇与章太炎闹翻，章搬出刘家，其原因迄今还不是很清楚。
有的学者认为或许是因为汪公权是何震情人，两人经常双飞双入而让章看不惯，或何、汪觉章碍眼，而刘又受何挟持。如朱维铮写道：“平情而论，刘师培与何震，名为夫妇，情如狮羊。就现有材料看，何震在婚后宣称与刘师培‘男女平等’是假，以传统的‘河东狮吼’方式对付刘师培是真。”事后何震还写信给吴稚晖“揭发”章太炎，不管怎样，夫妇两人以后在日本的处境就开始有些麻烦了，备受党人冷淡，故当年１１月即回国。后刘师培又转投清末权臣端方幕府，思想渐趋保守，沉潜于国学。何震也渐渐安静下来，没有再写文章，也未闻什么风波，似拟重回家庭，夫唱妇随，走“相夫教子”老路。１９１０年何震产下一女，可惜几个月后就不幸夭折。
辛亥革命年，何震留在武汉，刘师培随端方入川。端方被杀，刘陷四川。何震曾辗转千里蜀道寻夫。后又随夫到晋做家庭教师。当１９１９刘师培年仅三十六岁即辞世时，何震因受刺激精神失常，后来削发为尼，法名“小器”，不知所终。
何震性格虽然要强，却最后还分明是一弱女子；观念一度激进，却还是又退回家室；感情或曾出轨，最后也还是夫妻同命。这里有社会和时代的原因，也有人之本性和个性行为逻辑使然。但尽管何震的人格确有瑕疵，思想也有偏颇，这毕竟是一个生命，一个曾经有高远理想和勃勃生气的生命，不能不让人为之唏嘘。发愿宏远而终归“小器”，震烁一时却旋即歇绝，悲夫！
而何震如此大转折究竟是如何考虑，她没有留下文字，我们不得而知，何震遁入空门后的心路历程，我们更是无从得闻。她是仅仅因丈夫逝世所激而削发为尼，还是最终看破红尘而获得了新的信仰？在古寺青灯的漫漫长夜中，她如何看待她的也曾一度“叱咤风云”、与诸多名人有纠缠的往事旧文，她是忏悔、回味还是认为政治事小、信仰事大而将一切恩怨荣辱都视作尘埃而轻轻拂去？我们对这些一概不知，只有“不知所终”四字。或许她最终找到了自己心灵的安宁乃至幸福（如此怜悯者就可能反而要被怜悯了），只是我们不再知道而已。我们甚至不知道何震在遁入空门之后还生活了多少年。她还不像刘师培留下了许多学术着述，很快就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或关心这个名字了。
而在充满诡谲争纭和政治风暴的２０世纪，中国人的心灵史上还有多少这样的无言者或失语者？在那最后的一夜，被反复批斗之后于太平湖边久久踯躅的老舍想了些什么？安静地准备自尽的傅雷夫妇在死前的那一夜想了些什么？拥有一支健笔、最后也是“不知所终”的储安平想了些什么？年过八旬，被红卫兵抽打后驱逐到一小黑屋、早已感到“寿则多辱”的周作人想了些什么？最后形销骨立的刘少奇想了些什么？而曾经不可一世的“第一夫人”江青，在床头结束自己生命之前又想了些什么？然而，他（她）们都没有留下什么文字或声音，对这些我们均一无所知。我们这里尤其指的是这样一些无言者，他（她）本有敏感的心灵，又有相当的思想和表达能力，在大难或大转折之后或生死之际，虽然此前在其他方面多有表现，甚至叱咤风云，在精神状态和心灵转折方面却不着一辞，这不能不是一个遗憾。
他们是万念俱灰，还是因形格势禁而不得不噤声？当然，无言或寡语者还有别的可能，或是为了保持自己某种容隐的尊严，甚或是因为已经睹见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光明。这我们也许可以从一些逝者的只言片语窥见一二。王国维自沉于西湖昆明湖前遗言“义无再辱”，李叔同在渐渐消瘦枯槁致死的最后时刻绝笔“悲欣交集”四字，而何者为“义”，“辱”系何指，“悲”为何事，“欣”又何为，他们都不再明言，或者也无法明言、不必明言。一切已尽在无言中。
的确，无言也可以是一种“声音”，可标状出环境的险恶和人心的无奈，甚至可标状出某种非语言所能描述的精神境界。然而，为一代代后来者的精神之旅计，我们却还是希望听到更多的即便是发自深深黑暗的心声。
原载《ＳＯＨＯ小报》２００８年第２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