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思想的确给我们带来许多启发，我们得其益不浅，但是，西方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现状和中国相比是有很大差异的，他们那些理论解释的框架并不一定适合于我们。所以，我倒是有这样一种看法，不一定要过于急切地寻求与国际学术接轨，不一定要过于急切地要求与之对话和交流，事实上，今天的交流是不可能太平等的，试举一例：中国人包括海外的中国人围绕着亨廷顿最近一篇关于文明冲突的文章发表了许多文章，但我怀疑亨廷顿在学术上能在多大程度上重视甚至注意到这些文章，他的文章也主要是在美国利益的立场上立论。并且，我们还要对这种状况将可能持续相当长时间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我们更不必亦步亦趋地跟着西方的时髦理论走，当然也不是义愤填膺地施以攻击，这种攻击有时同样是力图接近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接近不了或者接近时平等不了就愤愤不平，而这种平等在某种意义上是需要水到渠成的，是要靠我们自己争气的。
总之，我最希望的是一种独立的态度，保持某种适当的距离，当然也要有互相尊重和适度交流，但重点应放在面对自己的问题，建设自己的思想学术上，包括那种真正学术意义上的国内交流，也应置于比以前更重要的地位上，它目前也许比国际交流更急需。在我看来，什么时候西方学界重视今天中国人的思想了（还不是那种作为社会思潮表征的重视），而不是仅仅重视中国人的材料或者古代人的思想，这才可以说是真正开始重视中国学术了。
另外，我说“自己”还可以有第二重含义，即指个人与群体的关系。２０世纪是集体行动的世纪，甚至“学术研究”也成为集体意志的实践活动、宣传行动和动员手段。在今天这个相对平和的社会里，我们应反省这种倾向，我认为学术基本上是个人的事业，关键性的思想成果要靠个人的努力去完成，陈寅恪所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考”是学者治学之本。
问：您觉得在你的有关世袭社会和选举社会的研究中是否找到了这种属于自己的叙述方式？
答：我想至少找到了一种角度，古代中国社会客观上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循环之中，没有什么参照物，无以比较，也就不容易产生独立的社会理论，而近代以来的中国学者又由于要急切地寻找国家富强和抵御外侮之道，对历史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受着西方社会理论的影响而没有充分考虑到中国历史文明的特殊性，这种解释常常只是被用作社会动员的手段，但无论如何，近代中国的社会演变和今天的开放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多维视角的机会，我们确实可以作一些新的尝试。
问：身处这么一个日趋市场化、俗世化的商业社会，您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如何给自己定位？
答：保持某种距离地反省社会，思考生活。对于走向市场经济的商业社会，我既不会为它高唱赞歌，也不会说它有多么糟糕，我基本上是一个旁观者。尽管我对时代和社会有很深的关切，但是作为学者，我只以一种平和的心态与学术的方式来关注它，而不会采取直接介入的方式，换言之，这种关注是一种深层、隐蔽和间接的关注。我想，历史上那些隐士或者“书斋式”学者也是对社会有益的，甚至更为有益，他们虽然不会在安邦定国上有什么贡献，但提供了某种生活意义和生活方式。
问：当前学界里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的学者非常活跃，频频就中国的社会文化现实发言，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答：这是一个好现象。我认为这些学者关注现实，提供了许多当下的、生动的、实证的材料和理性分析的方法，很有启发性，但有时在对材料的解释上缺少整体感和历史感。而我们做哲学的，则有时可能习惯于在书本里和概念里讨生活，容易显得空洞无物，大而不当。我们也许一段时间里需要“定眼观六经”，另一段时间里则需要“放眼看世界”，对其他的社会与人文学科多有涉猎，观察人生，体验生活，才有可能不断开拓学术的新境界。在某种意义上，我是主张有时不妨从哲学“兜出去”，再“兜回来”的，兜一圈回来就不会是在原来的起点上了。可以丰富和提高许多。
问：我们注意到不少在８０年代文化热中异常活跃的人文主义学者，都转而研究现实性很强的社会科学，比如刘小枫先生最近就出版了《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等一系列社会科学专着。
答：我想从单纯的人文研究到人文与社会科学各学科的交叉和重叠会是未来学术的一个发展趋势。谈及刘小枫，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像他有一次跟我说我们俩的学术路向正好是“反着走”的。他是从研究美学、诗学到哲学和宗教，近年来则越来越关注时代、社会与历史，而我在最近几年，兴趣恰好是从社会、历史转到宗教精神，因为我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思想里面不能缺少永恒这一维度。所以说，我和刘小枫的一些基本关怀是相当接近的，而且都有点野，总是在路上，不喜据壕死守，但所走的道路还是不同。
问：您所提出的底线伦理在学术界反响很强烈，试问它与“普遍主义”有何关系，世界性的普遍伦理有可能建立起来吗？
答：“普遍主义”这个概念比较笼统，使用时一定要谨慎，作出区分，要问清楚，究竟是主张什么层次、哪种范围里的“普遍主义”？比方我所说的“一种普遍主义的底线伦理学”，是讲那些最基本和最起码的行为规范具有某种普遍性，呼唤着一种社会共识，这是一种最小范围的规范呼唤着最大范围的共识，是一种最低的行为要求呼唤着各种精神来支持。现在是一个趋于多元化的时代，底线伦理的“普遍”并不是要抹平一切，统一一切，而恰恰是要主张宽容，承认特殊，希望和平共处、公平竞赛，要把这种宽容确定为一种普遍规范。并且，我们不能从任何一个特殊个人的理想和特殊目的引申出这个“普遍”，某个人或某个集体的理想可以支持这个“普遍”，但并不构成其唯一和独断的基础。我想不能不强调这一点“普遍”共识，否则动不动就因利益冲突或意见不同打起架来就太可怕了，２０世纪已经给了我们许多这样的教训。在这个意义上，一种世界性的普遍伦理的建立不仅是有可能的，而且是有迫切的必要性的。
问：您的《良心论》一书的理念大都源出于中国古代思想，您认为从中国古代旧有的体制与观念形态中能开出现代化来吗？
答：在这方面，我不主张讲“开”，我只讲“相容”。而且，“开”出什么呢？对民主、科学、现代化这些观念今天也需要分析和反省。至于中国古代孔孟的仁恕之道能否与现代人的社会生活相容，我想答案是肯定的，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再没有哪个世纪比２０世纪更需要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了，所幸这个世纪已经在血与火中过去了，而对于现代价值歧异和多元的社会来说，也同样再没有哪个社会比今天这个社会更需要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了。我认为，传统伦理的核心在底线伦理层面是完全可以与现代社会相容的，它还可以为我们反省现代性提供资源，当然这并不是说，它本身就无需改造，无需转换和重新阐述就可拿来现成地用。
问：听说您正在做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研究，可以问问现在进展的大致情况吗？
答：初稿已经完成。主题大致是围绕陀斯妥耶夫斯基提出的各种问题，尤其是有关道德、上帝与人的问题。比如个人行为的道德问题，集体行为的道德问题，以及怜悯还是博爱等等。当然，最重要的依旧是上帝问题，或者说上帝与人的关系问题。“如果上帝死了……人是否什么都可以做？人究竟如何生活？”这是１９世纪以来始终存在的一个问题；但联系到现实的人，我们也许还必须追问这么一句“如果上帝回来了……是否在激荡一阵之后仍然一切照旧？”因为多数人最想要的可能还是“面包”而不是某种精神信仰（现代化也是“面包”之一种），这一问题在陀斯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宗教大法官的传奇”中尤其显得惊心动魄，我把它看成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临终一问”，在那个传奇中，面对这一问题，上帝是一言不发地走了，人类看来只好自己好自为之了。我以为，这个问题对于今天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将帮助我们重新思考“启蒙”、“进步”、“解放”等许多问题，重新思考整个现代性的问题。
问：何老师，谢谢您抽出宝贵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最后我们想问一句，您能对我们即将进入的新世纪说点什么吗？
答：记得在我“十有五而志于学”的时候，正逢７０年代来临，当时发表的一篇“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的元旦社论听得我欢欣鼓舞，激情澎湃，但随后的十年无论对民族还是对我个人都可以说是相当艰难的十年，若没有一种坚韧的品质大概不容易过来。所以，今天我想向有志于学术的同学推荐一种“温和的坚定”。
原载北大哲学系研究生会主办《学园》“文化评论副刊”第２期，１９９８年９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