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却林无疑是个充满活力的人，他总是在斗争、经历、冒险、搏击。生命的原力在他身内汹涌奔腾，到处寻找着出口，使他无论到了哪里都要惹是生非。他处在与愿意老死在床上的人对立的另一极端——他是一个宁愿最后抛尸荒野或者大海的人，是一个跟那位懒惰萎靡的奥勃洛摩夫正好相反的人。冈察洛夫写奥勃洛摩夫起床，写到几十页了，那位老兄还在床上穿袜子呢，可是皮却林却能平静哪怕一天以上吗？他的行为和他的内心一样，总是处在一种激烈的骚动过程中。
在作者的笔下，皮却林身材适中，躯干匀称而苗条，肩膀宽阔，足以忍受流浪生活的一切困苦和恶劣气候的变易，有一副无论首都的淫佚生活和内心的暴风雨都不能征服的强健体格，而他的豪勇、机智、才华也是完全可以与其身体相媲美的。他气质有点怪异，譬如说吧，有时候他整天在外面冒雨受冻去打猎，别的人都快冻僵了，筋疲力尽了，他却没事人似的，而有时候，当他在自己屋里坐着，只要有一丝风吹动，他就会说他已经着凉了，窗板若是发出响声，他就会浑身颤抖，脸色发青，但他却独自一个人去猎过一头野猪；当他笑的时候，他的眼睛却总是不笑，当阔别很久的老友气喘吁吁地跑来，正要搂他的脖子时，他却冷淡地只伸出手来。
他非常敏感、机智、不乏幽默，虽然这种幽默常常变为恶意的冷嘲。他富有才华。才华与活力之间是否具有某种联系呢？巨大的才华是否必然伴有巨大的活力呢？而我们确实容易看到：那些拥有巨大才能的人往往是些不安分的人。
他具有那种冷漠的激情，他在理智上的冷眼旁观和“看透一切”并不妨碍他在意志和行动上仍然像烈火旋风一般炽热和翻腾。皮却林说：“我爱怀疑一切，这种思想倾向并不妨碍性格方面的果决，相反地，就我来说，当我还不知道什么在等待我的时候，我永远都在更勇敢地前进，要知道，绝不会发生比死还坏的事情，而且你又逃不掉死！”他那具有虚无主义色彩的怀疑论也不妨碍他的意志和行为的果决；同样，他在死亡问题上透露出来的宿命论也并不妨碍他对生命的拼命榨取和大胆有为；他在达到一个目标后常常流露的失望、沮丧和悲观情绪也不妨碍他马上又扑向另一个新的目标，并且在奔向这一新目标时是那样的昂扬、热烈、充满自信和势在必得！
蓬勃的生命力加上巨大的才华不是可以成就许多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吗？
甚至在适当的条件下不是还可以做出一些震撼历史的事情吗？但他看来却把自己的精力浪费在一些最琐屑无聊的事情上了，甚至浪费在一些给别人带来不幸和灾难、于己也并不有利的事情上了。《当代英雄》实际是一组以皮却林为主人公的中、短篇小说，在“贝拉”中他冒险掳来一个纯真美丽的蛮族女子，最后导致了她的丧生，而即使她不被别人杀害，他最终也会将她抛弃，因为他觉得“这蛮女的无知和单纯跟贵妇人的妖媚同样使人厌倦”。在“塔满”中他寻求奇遇，和一个女妖似的女子有一场搏斗；在“玛丽公主”中，他先是有计划地挑逗一个高贵的公主获得成功，继而又声明不爱她而使她陷于绝望，同时还和另一个女子私情幽会，并在一场决斗中打死了那位公主先前的一个追求者。
就这样，一边是蓬勃的生命力加上巨大的才华，一边却是琐屑的目标乃至恶作剧。多么机智和精明的努力，达到的却是多么无聊而令人厌恶的结果啊！
无论如何，皮却林又决非一个平庸之辈，他内心所达到的深度大概许多人都难以企及，因此，再来深入地探索一番这个不安分者的内心世界是有意义的。
他说他曾经爱过。是的，也许他和其他年轻人一样有过天真烂漫的时期，他也曾希望过、憧憬过、幻想过，相信世上存在着美好的事物，社会将变得越来越好，可是，他说他失望了，“我准备去爱全世界，但没有一个人了解我，于是我学会了憎恨”。他的第一个信条看来是：要么全部，要么全不。要么热爱和拥抱全世界，要么和全世界处在相互憎恨相互对立的状态中。他说：“如果所有的人都爱我，我一定会在自己心里找到永不枯竭的爱的泉源。”然而，这是一个多么高的要求啊！他太绝对了，这样，他碰到的头几件丑恶的事就会使他完全转向。他的第二个信条因而就是“罪恶产生罪恶，最初的苦痛便提供了借着折磨别人来愉悦自己的概念”。但是，为什么罪恶一定会产生罪恶，为什么只有一条以恶对恶，以腐烂对腐烂，以仇恨对仇恨的路可走呢？
皮却林现在在这个意义上爱他人——既然他们不能成为真正热爱的对象，就把他们作为争斗的对手，作为玩物，作为泄愤的对象来喜爱：“我非常高兴，我爱仇敌，虽然并不像基督教那样。他们使我开心，使我的血液激奋。永远怀着戒心，提取每个眼光和每个字儿的含义，猜透诡计、揭破阴谋、假装受了欺骗，随后猝不及防地用一击去推翻那用狡诈和阴谋所建成的艰巨的整个建筑物——这就是我所说的生活。”皮却林过的正是这样一种生活，他体内蓬勃的生命力使他不可能因厌恶人类而避开他们离群索居，他的智慧也没有冷静和成熟到这一步。他还不够老，他还有一种青春的骄傲。现在他是这样来理解骄傲和幸福的：“作为别人痛苦和快乐的原因，而没有一点这样做的确切权利，这不是给我们的骄傲准备的最好食料么？而且幸福是什么呢；得到满足的骄傲罢了。”
无论如何，看到这样一幅图景：“看到一个青年人失掉他最好的希望和幻想，看到那幅他透过它来观看人们行为和感情的玫瑰色的薄纱从他面前揭去，这是很悲惨的”，虽然常常也是无可奈何的。在皮却林那里，虚无主义的观点总是与生命的努力相伴而行，使得皮却林并不注重他努力的目的，并不注重它们是否取得成功，能否达到什么功利性的效果。他注重的倒是这些努力过程本身，他需要它们来耗他的力，不然他就要憋闷死了。一种虚无主义的观点在这一段对话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迟早我要在一个美好的早晨去世。
我比你强，除此之外，我还有过一个信念——那就是在一个极龌龊的夜晚我有过诞生的不幸。
诞生被看作不幸，死亡却被看作福祉。生命于是成了一件丑恶的东西，成了一个难堪的重负。但千万不要以为他会去自杀，恰恰相反，他倒是要尽情地利用和享受这生命的。说到底，这还是因为生命力的洋溢这一事实。这种生命力往往比思想、观点还要更为有力地决定着一个人的行为。
虚无主义的观点也给生命的努力抹上了一层浓厚的悲观失望的色彩。皮却林对自己恶作剧的成功感到索然无味，他并没有在给别人带来的不幸中得到快乐，甚至同样感到不幸。这在主观上也许可以看作是他的良心没有泯灭的证据，客观上则说明了这样一个常规：归根结蒂，把生命力浪费在无聊恶意的事情上并不会给从事者带来幸福。皮却林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他说：“如果我是别人不幸的原因，那么我自己也仍旧不幸福。”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许多给别人带来不幸的人们，而究其根源，造成这一状况的不仅有个人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普遍造成这一状况的社会制度是可诅咒的。它堵塞人们从善的道路，使许多生气勃勃和才华横溢的人们面对悲惨和不幸却感到无能为力；它不仅造成大量的死气沉沉的个性，也造成大量恶意地消耗自己生命力的人；它不仅使人们有意为恶，甚至使有意为善的人们也造成恶。因此，改造这一社会制度，消除一些最重要的不幸，自然就成为理所当然的结论。
在皮却林那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种痛苦的反省，例如他在决斗前想到：“所有我的过去的生活都从我的记忆中流过，我不由得问自己：我活着是为什么呢？
我生来是为什么目的呢？……命运留给我的竟是一种崇高的使命，因为在我的心灵里感到无穷无尽的力量……我却永远丧失了崇高憧憬的热情——人生最美丽的花朵。而且从那以后，我在命运的手中已经扮演过多少次斧头的角色啊！……
但是，只要一觉醒来，——幻想就消失掉……剩下的只是加倍的饥饿和失望！”他发出了这样的呻吟和叫喊：“我的灵魂已被尘世所毁、思想混乱、内心没有满足，一切在我都平淡无味。我对忧郁就像对欢乐那么容易地混熟了，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空虚，我只剩下一个方法，去游历，只要能够，我马上就要出发，但是却不到欧洲去——天啊，我要到美洲、到阿拉伯、到印度去——我也许会在路上什么地方死去，不过我总相信，借着风雨和险恶路途的帮助，这最后的慰藉不会很快就消灭掉的。”他最后果真在从波斯归来的途中死去。
生命力的冲动无疑是一生物学的事实，没有这种冲动，也就没有生命的存在了：这种冲动在动物那里是无意识的、不自觉的、盲目的、不由自主的；在人类那里却常常是件有意识的、自我觉察的，趋向某一目标的，受着一定管理和控制的。
但是，即便在人那里，它仍然有一部分是没入无意识或我们尚不知晓的黑暗之中。
一般的说，这种生命力的冲动在青春时期表现得尤为强烈、外露和咄咄逼人。青年——他们骄傲的不是他们的经验，不是他们的智慧，而是他们旺盛的生命力。
我们在许多地方可以看到这种生命力冲动的影子，发现它留下的痕迹——这可能是巍峨壮观的建筑物，也可能是不可见底的深渊。
不同的个体秉赋有不同强弱的这类冲动，这里面既有先天的、来自遗传的，表现为原初的性格和气质的因素；又有后天的、来自环境影响或者本性与环境交互作用的因素。我们上面谈到的皮却林和奥勃洛摩夫就属于处在对立的两端的人物。假如必须在这两个人中选择一种生活方式，撇开其他因素不谈，而仅就生命力而言的话，我想年轻人大概多会选择皮却林而不是奥勃洛摩夫，就像人们当然要选择生命而不是死亡一样。马克思很喜欢这句格言：“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那么，类似的一句话“人所经历的我都要经历”，倘若加以正确理解，也就不妨以之作为一个人生目标了，即一个即便永远达不到，却仍然不失为是一个理想的目标。
它可以鼓舞人们积极有为地去生活，使生命呈现出尽可能丰富斑斓的色彩，但人们当然也要随时准备修正自己的道路，至少努力避免犯同样的错误。人啊，昂扬地活下去吧，但是要记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