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具有优秀的史学传统，但是传统史学也有自身的缺陷。到了西学东渐之后，面对着近代西方史学的挑战，这些缺陷日益暴露了出来。一百年前，梁启超在其《新史学》一文中，最早对这些缺陷进行了全面分析，并号召创立一种新史学。从梁氏的诠释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新史学与传统史学的主要差别，在于前者实际上是以近代西方史学为蓝本设计的。近代西方史学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是日益社会科学化（亦即越来越依靠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历史），因此梁氏在《新史学》一文中大力鼓吹史学研究应当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之上（在该文中，这个理论即为进化论），要探讨规律和规则（即“求得其公理公例”），要从社会科学各学科乃至自然科学有关学科中汲取方法（“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梁氏的这个号召体现了时代的要求，从而开启了中国史学的新时代。
史学的社会科学化，使史学得以利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进行研究，从而极大地改变了史学本身。但是这也意味着：一旦社会科学中的主要理论和方法发生变化，那么史学也难以不受影响。而随着社会的变化，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也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因此史学倘若不随着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而变化，就难免陷入僵化的结局。而僵化的结果就是史学的衰亡，诚如年鉴学派第三代领导人之一勒高夫所说：“我们希望继续存在和发展。静止等于死亡”。
20世纪是一个社会科学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这个剧变对于史学产生了空前的冲击，从而导致了全球性的“史学危机”。这个危机开始于1960年代，到20世纪末达到高潮，现在仍在发展。这个危机的矛头主要针对的是构成以往史学研究基础的理论与方法。因此国际性的史学危机，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危机。要摆脱危机，就必须不断地改进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换言之，必须全面检讨原有理论和方法，扬弃其中已经被证明不合理的部分，从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中汲取有用的成分，不断探索新的理论和方法。出于这样的原因，在20世纪最后一二十年中，国际史学界出现了一个检讨与探索理论与方法的浪潮。这正是历史学力图克服危机、争取生存和发展的表现。
在国际中国经济史研究中，自20世纪中期以来，理论和方法一直不断变化。但是直到1980年代，许多学者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都把从西方经验中获得的发展模式当作不容置疑的真理，有意无意地将其强加于中国实际。然而，这些模式近来正在受到猛烈的批评，并在许多方面已被证明是谬误。一些激进的学者更明确声称：如果要改进对中国经济史的认识的话，就必须摆脱一切从西方经验中得到的原理、分析概念乃至认识规范。由于对现在使用的理论和方法感到惶惑，中国经济史学界出现了一股怀疑主义的思潮。一些学者甚至主张中国经济史研究应当回到以考证为主的旧日汉学去。
今天中国经济史学出现的这种危机，并非一种孤立的现象，而是过去几十年中历史学遭受的全球性理论危机的一个反映。对于如何对付这个危机，现在学者们在许多方面尚未达成共识。但是有一点已经很清楚：如果要使中国经济史学“转危为安”的话，我们必须正视这个危机，而不能回避之。
在本文中，我将重点讨论明清江南农业经济的变化。江南即长江三角洲，自公元9世纪以来一直是中国经济最先进的地区，并且在中国今日的经济发展中扮演着火车头的角色。而本文中所说的明清时期，始于16世纪中叶，终于19世纪中叶，也被称为中国的“近代早期”。
一、“脱离常轨”——江南农业经济变化的一贯特点
在过去的20年中，江南的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此方面，无锡县可以说是一个代表。虽然该县很早就被认为是中国较富裕的县份之一，但在1980年代以前，它一直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县，农村人口占了全县人口的绝大部分。直到1983年我第一次到该县调查时，农村仍然相当贫穷。许多人家还住在土坯和稻草建成的老房子里，新建住宅的式样和内部设施也很差。很少人家有彩色电视机，没有私人电话，没有自来水，自行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然而自1979年开始，该县农村经济的发展步伐逐渐加快。在1980—1994年间，该县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高达20%以上。到1994年，全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5000元，比全国平均数字高出3倍以上。而这一高速成长的主要动力又是来自农村。到1993年，农村工业产值已占到该县工农业总产值的85%，而且绝大部分农村劳动力都在农村工业中工作，因此可以说该县农村已经工业化。但是这个工业化并未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到1994年，该县农业生产已基本实现机械化，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在一些村子，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每人每年平均生产粮食超过11吨，劳动收入大大超过农村工业中的工人。由于经济的高速成长，农村居民的收入也随之大大增加。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因此而有了巨大的提高，几乎全都搬进了式样美观、内部设施完备的新住宅，彩色电视机、自来水、洗衣机早已普及，电话、录像机、煤气、摩托车等也正在迅速普及之中；甚至大多数中国城市家庭不敢想象的高级奢侈品——小汽车，也正在进入这里农村居民的家庭。
江南大多数农村的情况，与无锡县大体一样，只是在程度上不同而已。因此我们可以说，在过去10多年中，江南农业经济有了巨大的进步，已经初步实现了近代化。
江南农业经济20年来发生巨变的原因何在？人们通常把这一巨大变化归功于1979年的改革。这一改革是对以前30年实行的农村经济政策的否定。这些政策阻碍了江南农业经济的发展，所以改革才引发了巨大的经济进步。然而，不论在1979年以前还是以后，中国领导者在制定农村政策时，主观目的都是尽快地实现农业经济的近代化。他们力图使用其所认为最佳的方法来达到这一目的，但是这些方法却有着巨大差别。1979年以前所采取的主要方法，是把家庭农业改造为集体农业，从而实行大规模的经营；取缔农村手工业和商业及限制农家副业，从而使得农民专力于农业，实行农业生产的专业化；等等。而1979年的改革，却恰恰相反。集体农业回复到家庭农业，从而使农业经营方式又从大变小；恢复和发展农村工业、商业和副业，因而使农民又变成了“亦农亦工”、“亦农亦商”的生产者；等等。
对于今天的大多数中国学者来说，1979年以前所采取的那些方法，似乎是十分合理的；而1979年以后的“回归过去”的方法，反而有些难以理解。原因是前者符合那种公认的农业经济近代化的“正常道路”，而后者则与这种道路难以相容。因此，虽然人们都承认1979年的改革的确导致了江南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但是他们对1979年以前和以后政策所体现的农业经济近代化方式及其后果却感到迷惑不解。人们只能说：江南农业经济的变化脱离了近代经济发展的“正常轨道”。
然而，令人迷惑不解的还不仅限于此。江南农业经济变化的“脱离常轨”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新情况。如果从一个更长的时间范围来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在过去的一千年中江南农业经济的变化，也总是“脱离常轨”。
早在公元9世纪后期，江南已经出现了一个相当发达的农业经济。我虽然不同意“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论，但是也承认宋代江南农业确实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在农业技术、亩产量、商业化、劳动生产率等主要方面，江南无疑都走在当时世界大多数地区的前面。如果我们只是从11世纪至13世纪的情况来推测未来的发展，那么肯定会认为：如果说世界有一些地区将有可能出现近代农业革命的话，那么其中最有希望的地区之一应当就是江南。一直到17世纪初期，无论用西欧或者其他地区的标准来衡量，江南农业仍然是相当先进的。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学派对17世纪中期以前江南农业发展已经取得的成就和所达到的水准予以很高的评价，并且相信它完全可能出现西方式的近代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然而一直到20世纪中期，这个近代农业革命始终没有出现。学者们将其原因归之于农业技术停滞、人口压力加剧、农民生产经营规模狭小、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以及地主、商人和国家对农民剥削的加强，等等。他们假设：如果消除了这些因素，江南农业仍然可能甚至必然会出现近代发展。然而事实却是：尽管江南的人口压力由于太平天国战争（1853—1864）而大大减轻了，西方的近代农业技术也逐渐传入了江南，但是到1949年为止，江南依然没有出现近代农业革命的征兆。1949年以后，江南农村社会被彻底改组，旧的生产关系随着地主、商人阶级的消灭而不复存在，过去的小规模的家庭农业被改造为大规模的集体农业，近代农业技术也开始被有计划地积极引进和推广。然而，在1949—1979年的30年中，尽管江南农业也确实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却一直在下降。农村依然很贫穷，农业生产技术和方法仍然很落后，距离近代化还是十分遥远。
总之，最近一千年来江南农业经济的变化，总是和我们对它的预期相违：在我们预期它会出现近代发展的那些时候（例如在宋代或明代后期），这个发展并未出现；在1949—1979年间，尽管国家积极地采用那些大家认为会促进近代发展的手段来推动这一发展，结果却是以失败而告终。然而，在1979年以后，这个发展却又出人意料地出现了。更出人意料的是，这个发展所走的道路完全不同于我们心目中的那种近代化道路。由此可见，“脱离常轨”确是江南农业经济变化的一贯特点。这里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二、西方中心论与江南经济史研究
简单地说，“脱离常轨”之所以成为江南农业经济变化的一贯特点，是因为这个变化实际上所走的道路，和我们心目中它应当走的道路很不相同。那么，我们心目中的经济发展道路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总是把这种道路作为经济发展的正常轨道呢？
很明显，我们心目中的中国经济变化应当走的道路，实际上就是西方经济变化已经走过的道路。而我们之所以把西方走过的道路当作“正常轨道”，又是因为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观在我们的研究中占据着统治地位。
近代中国的经济史学是从西方和苏联引进的，它们又都以19世纪的西方学术为基础。19世纪西方社会理论的主要特点之一，是以西方为中心，把西方的经验（特别是近代早期以来西方的经验）视为人类社会变化的共同的和必然的规律。非西方社会中的变化也被认为基本上是沿着与欧洲相同的道路，尽管在这条道路上走得很不成功。这种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观，也成为了中国经济史学的基本观点之一。尽管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政治上和感情上都强烈反对那种把西方视为至高无上的帝国主义观点，但是依然相信近代早期以来西方经济变化的道路是近代经济成长的唯一道路，中国经济变化也一定会沿着这条道路前进。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也如此，特别是他们在解释中国何以未能发展出自己的资本主义时，基本上也是以欧洲为标准来寻找原因。因此，每当我们发现中国历史上的某些经济变化与近代早期西方经济成长有相似之处，我们就认为这是中国会发生近代经济成长的证据；相反，中国与西方的相异之处，则被视为中国之未能发生近代经济成长的障碍，如果消除了这些障碍，中国仍然会出现近代经济成长。因此，许多中国经济史学者们耗费了巨大精力所进行的研究，实际上是一种预先设定了结论的研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力图把中国历史的真实，硬塞进西方近代早期以来的经济发展模式。但是由于中国的实际与西方模式确实有很大的差别，所以从西方模式来看中国的历史，自然发现中国的经济变化总是不合规律，脱离常轨。
这种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观，在最近一二十年中已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破除西方中心论、从中国实际出发来研究中国历史，正在成为新一代历史学者的共识。然而，西方中心主义之所以应当破除，不仅是因为实证研究证明了西方的经济成长模式难以适用于1850年以来中国经济变化的实际，而且也由于这种模式本身存在严重问题。
首先，近年来关于西方经济史的研究已经表明：过去公认的“近代西方发展道路”并没有普遍性，因为工业革命和近代资本主义并非到处可以出现。不仅如此，工业革命和西欧发展道路也不一定必然联系在一起，因为即使在西欧，近代早期的经济发展也不一定会在每个地方都引起工业革命。事实上，就是在英国，工业革命为什么会出现和如何出现，至今仍然还不清楚。关于工业革命的较近研究指出：在西欧，工业革命并非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在西欧情况尚且如此，那么中国在1840年以前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怎么可能必然最终导致工业资本主义的出现呢？
其次，近年来关于东亚经济近代化的研究也表明：一种传统经济与其近代化发展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而且这种关系也因时因地而异。东亚经济中的许多传统因素，按照西欧的标准来看是消极的，但却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正如托马斯·史密斯（Thomas Smith）所言，很难说德川时代的日本和近代欧洲之间的差异，与某种程度的落后相关；日本的某些传统因素，已经证明是一种促进近代发展的力量。同样，中国传统经济的一些基本内容，也绝非近代化的障碍，而是近代化的积极因素。一旦真正的障碍被排除，这些因素就会有力地促进近代经济的发展。因此，明清中国经济与近代早期西欧经济之间有共同之处，并不能表明中国会走上西欧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二者之间有差异，也并不能说明中国不能沿着自己的道路出现经济近代化。
最后，现有的共识也存在方法论方面的问题。人类社会的历史变迁的性质极其复杂，但这种共识的许多结论却建立在一些非常成问题的假设的基础之上，因此它提供给我们的只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解释。其真正关心的，并不是研究“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而是研究“中国应当发生什么变化”和“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它应当发生的变化”。换言之，它最感兴趣的是如何用近代西方的标准去评判中国的过去和预测中国的未来，而非解释中国过去的实际。但是，正如希克斯所警告的那样，对于过去发挥想象力是危险的——甚至在为了“理论的目的”而这样做时也如此。要真正了解过去的情况，决不能运用想象；相反，我们必须设身处地地站在古人的立场上，假设“如果我就是那样一种人”，问一问“如果我处于那样一种地位上，我将会怎么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开始猜测过去的情况究竟如何。因此，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研究阻碍了我们对明清中国经济的真实情况的准确了解。
三、经济发展的方式不止一种
按照西方中心论，近代经济发展只有一条道路，即欧洲的道路。既然江南经济走的不是这一条道路，因此它必定不能发展。我们必须思考以下的问题：近代经济成长是否只有一种模式？如果近代经济发展的道路不只有一种，那么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没有出现这种形式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不会出现其他形式的发展。只有弄清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摆脱欧洲中心主义，把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置于中国实际的基础之上。
从理论上来说，经济发展的道路并不止一条。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指出：即使就近代经济成长（即所谓“发展”，development）而言，也有两种形式，即斯密型成长（the Smithian growth）和库兹涅茨型成长（the Kuznetzian growth）。导致这两种成长的动力和条件大不相同，所引起的后果也不一样，而且这两种成长之间也不一定有必然联系。但是它们都属于近代经济成长。换言之，它们都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主要特征。
姑且不谈这种“纯”理论上的可能性，我们从实证研究中也可以看到确实存在不同的近代经济成长道路。例如依照史密斯的研究，在德川时代的后半期，日本出现了与工业革命前夕英国和法国所出现的近代经济成长相似的真正的近代经济成长。但他也指出：日本的发展与西欧的发展非常不同。此时期内日本农业经济中的重大进步，标志是亩产量提高、农民副业工作增加、许多小的技术改进、农村制造业（特别是纺织业）的迅速发展，等等。他总结说：此时期日本的发展，是一种“以农村为中心的发展”，大不同于西欧“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因此近代经济发展有不止一种道路，这不仅是理论上的可能性，而且也是存在于某些地方的客观现实。
以上情况也完全适合于近代以前的江南。在费维恺所指出的两种发展道路中，尽管清代江南确实没有出现库兹涅茨型的近代经济成长，但是它却完全有可能出现斯密型的近代经济成长，因为后一种近代经济成长并不是以近代技术为基础，而且与近代工业没有什么关系。斯密型的近代经济成长所依靠的，主要是分工和比较优势。而分工和比较优势在清代江南都是明显存在的。
事实上，在清代江南农业经济中，除了斯密所强调的分工和比较优势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有助于斯密型的近代经济成长的出现。例如拙著《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中译本第一、二编中所指出的那些进步，都能够明显地增加产量。由于这些进步普及到江南各地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所以从整个江南地区来说，它们所能产生的经济增长也是长期的。然而，由于清代前中期江南有效的人口控制机制和城市化的发展，使得农村劳动人口增长颇为缓慢。因此在这个时期中经济成长超过人口增长是可能的。换言之，尽管土地没有增加、技术没有重大突破，农业中的劳动生产率仍然可能保持一种长期的和缓慢的持续成长。因此，仅仅因为江南没有出现库兹涅茨型的近代经济成长就断言江南农业中的劳动生产率必然下降，是不符历史真实的。
四、不同种类的农业经济
不同地方的农业经济之间往往具有很大的差别。在长期的变化中，各地农业经济根据自身的条件形成了各自特有的技术体系和经营方式，或者说不同的传统。因此，对一个地方农业经济变化进行研究，首先必须弄清其特点，承认传统中所包含的合理性，而不能以另外一个地方农业经济变化的特点为研究的出发点，一概否定传统的价值。
江南和西方的农业经济之间具有巨大的差别。这种差别之大，甚至使得人们在农村—城市、农民—工人这样一些最基本的概念上，都很难获得共识。今天，当你走在无锡县东升村的主要街道上时，你可能不会相信这是农村，因为你所看到的完全是一派美国西部新兴工业园区的景观；你当然也不会相信这里工厂里的工人是农民，因为他们一年中在工厂里实际劳动的时间，比大多数城市国有工厂工人劳动的时间还多。然而这些村子的确是农村，因为农业仍然是村里的重要产业；这些村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的确还是农民，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每年仍然拿出一部分工作日从事田间劳动，尽管这部分工作日的数量远远少于他们从事工业劳动的工作日的数量，而且他们的主要收入也来自工业。
上述情况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在明代后期以来的江南，除了那些作为地方行政中心的城市（即省城、府城和县城）之外，在农村和城镇之间、农民和工人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线。较大的村子往往就是较小的城镇，而较大的城镇也往往由一两个村子发展而来并且继续保留着相当明显的农村特点；农村中有相当的人口主要并不依靠农业生活，而许多城镇居民（特别是地主）的主要生活来源却来自农业；相当多的城镇居民主要是在农村经营业务（例如商人、高利贷者），而城镇手工作坊中的工人则有很大一部分生活在附近的农村；农村居民大多“亦农亦工”，除了农业之外也从事农村工业（特别是纺织业），而许多城镇居民也“亦工亦农”，除了从事纺织或其他手工业外，也种桑养蚕，或者耕种一小块土地，为自己家庭生产食物；等等。此外，在最主要的工业生产（即纺织业）中，城镇工业往往只是农村工业的延续，而最重要的城镇商业（粮食、纺织品和肥料的贸易）也以农业作为基础。因此，确实很难在农村与城镇、农民与工人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线。只是到了20世纪，由于江南农村经济的衰落和上海等近代城市的兴起，这条界线才开始变得分明起来。而在1949—1979年间，由于国家实行严格的城乡区隔政策，这条界线才成为真正的界线。然而到了1979年以后，这条界线又开始模糊，以至今天我们无法再按照西方的标准，给江南的农村和农民下一个准确的定义。
江南城乡的以上特征，也为牟复礼（Frederick W。Mote）关于明清苏州城市史的研究所证实。他指出：和工业化以前的欧洲相比，中国的城市是相互开放的，彼此之间没有明显的空间利用方式相互隔绝开来。中国人的生活，在心理、社会和物质方面都有一种城乡延续性。中国的城市明显地把乡间生活和农业活动包含于其中，而很大一部分城市经济活动（例如商业、金融业和制造业），有很大一部分分布于城郊。城市的特色延伸并且影响到了城外，而农村的特色在城里也受到欢迎。因此中国的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在这样一个开放的社会中的中国城乡、工农关系，当然很不同于处于相互封闭状态中的欧洲城乡、工农关系。如果以欧洲的标准来研究中国，必然会在确定“谁是农民”和“谁是工人”以及“谁是城市居民”和“谁是农村居民”的问题上遇到很大困难。白馥兰（Francesca Bray）指出西方的历史学家在研究亚洲历史时，往往对诸如“农民”这类概念感到棘手，正是因为西方的有关概念很难准确地符合这里的实情。
这些特征的根源，部分在于水稻农业的特点。较之欧洲的旱地农业，东亚的水稻农业更加富于生产性和劳动密集性，因此在水稻地区更容易达到一定的人口密度，从而形成城或镇。同时，如白馥兰所指出的那样，当水稻农业的进步吸收更多的劳动时，这些进步既不会成为难以克服的问题，也不会排除把水稻农业与其他经济活动结合起来的可能性。因此水稻农业很容易与工商业结合起来。这就使得城乡之间的界线更加模糊。不仅如此，水稻农业需要更多的肥料并生产更多的粮食，因此农民为了收集肥料和出售粮食，不得不与城镇发生更密切的联系。布罗代尔已注意到中国南方城乡的相互依赖性比西欧更大，同时也注意到在日本，水稻与旱地越冬作物轮作的一年二作制的普及有助于把农村与近代经济联系起来。
这些源于水稻农业的特征，不仅在形成东亚前近代社会（pre。modern society）的特点方面，而且在决定这个社会的近代化可能走何道路方面，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史密斯将日本的“前近代经济成长”（pre。modern economic growth）或发展（development）称为“以农村为中心的成长”（rural。centered growth），并证实了这种成长对日本经济的近代化具有巨大影响，使得日本的经济近代化道路不同于西方道路。即使在今天，日本经济模式的许多特征仍可追溯到这种以农村为中心的前近代成长，并且也表明：对于日本的近代化而言，这些前近代的遗产并非一种消极的力量。
很清楚，前近代的江南农业经济非常不同于西欧的农业经济，二者的发展道路也彼此大异。这就隐含着这样的意思：从西欧经验中得出来的农业发展模式，可能不能很好地适用于江南。那么，江南农业经济近代化的道路是什么呢？
五、过去的延续：江南农业经济近代化的道路
江南大规模的农业近代化始于1950年代。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推行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旨在使江南农业在一个短时期内实现近代化，这在江南的历史上还是头一次。尽管模仿苏联农业发展模式后来被视为一大失败，但是很难说做出这样的决定仅只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例如，在接受过近代教育的人中，很少有人会相信像锄头那样的“原始”的手工农具会比拖拉机更有效率，或者一个仅只拥有十亩（或更少）耕地的家庭农场会比一个拥有几千亩耕地的大农场更有效率。但是如果一个农场的规模只有几亩大，就无法想象其主人会需要使用拖拉机来耕田。简言之，由于农业近代化被认为主要就是机械化，而地权的高度分散和经营规模的狭小是机械化的主要障碍，因此农业近代化必须依靠农业集体化来达到。这种想法似乎非常符合关于“发展”的共识，后者特别强调技术进步、规模经济等。出于这样的原因，在1950年代后期和1960年代初期，国家在江南推行了农业集体化和公社化运动，并且大力推广诸如双轮双铧犁、大型拖拉机和收割机等近代农业机械。然而出乎决策者的预料，这些努力都遭到了失败。不过，人们对于“大经营必定优于小经营”的信念，却依然坚定不移，直至1979年改革开始后才发生变化。1979年改革实际上是农业集体化和公社化的结束，因此有些人将解散人民公社视为“倒退到落后的小农经济”，认为这将阻碍以后农业的发展。
当然，近20年来的现实已证明这种“江南农业经济将出现倒退”的看法是错误的。现代农业技术的运用在江南农业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而与1979年以前相比，1979年以后江南现代农业技术的运用更加普遍而成功。不过，与1950年代和1960年代国家大力推广的那些技术不同，现在普遍运用的技术大多数是20世纪中期以来出现的新技术。这些技术特别适合于小规模水田农业，与西方近代农业中通用的那些适合于大规模旱地农业的技术有很大差异。今天江南农业中所运用的近代经营方式，也与西方农业中的经营方式差别很大，而与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等东亚国家或地区的近代经营方式具有更多的共同点。
为什么这些近代的技术与经营方式在江南会得到很好的运用呢？一个主要原因是它们可以比较容易地与江南在清代达到完善的传统技术体系（如土地改良和利用技术、复种与间作技术、农业生产中废料的循环利用技术等）和经营方式（如小规模的家庭农业、多种经营等）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今天江南农业经济近代化的主要特色。不仅如此，尽管今日江南农业经济的技术基础已大不同于清代，但是今天江南农业经济成长的主要道路仍然还是清代的道路——如生产的资本集约化、资源利用的合理化、生产的外向化等。因此，虽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今日江南农业经济的发展中看到清代的影子。下面，我们仍然以无锡县为例继续进行讨论。
虽然地方政府倡导将农田集中到各种形式的村办农场，实行“规模经营”，但是由家庭农场经营的农田，仍然占该县农田总数的60%。这种家庭农场经营的田地一般只有几亩，农场规模与清代相当甚至更小。然而，尽管农民只是在从事工业活动之余从事农业生产，但是这些小农场的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却都很高。这表明：在清代得到发展完善的小规模农业，到今天仍然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佳经营形式。
该县农业生产的发展，走的是生产的资本集约化、资源利用的合理化和生产的外向化的道路。这明显地体现在该县农业所实行的“三高一创”（高效率、高产出、高效益和大量出口创汇）的经营方针上。该县农业生产已基本实现机械化，近代化的农业设施和设备也都基本完备，从而使得生产中的资本投入数量大大超过劳动投入数量，成为资本密集型的生产。为了提高土地的合理利用程度，许多农户和村办农场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把原来种植粮食的田地改种蔬菜、水果、饲料作物和某些价值高的优质品种粮食作物，或者兴办较大规模的家畜、家禽饲养场，或开挖池塘养鱼，因此获得了比种粮高得多的产量。为了更合理地利用现有劳动力和农业设施与设备，该县推行农业生产社会化的方针。到1993年，已有86%的村子建立了“标准化农业综合服务站”，为农户提供机耕、灌溉、良种、农药、化肥、农机维修等专项服务，并负责机械插秧、机械直播水稻、新作物品种与新家畜、新家禽品种等新技术的推广。然而，这些被认为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出现的新创举，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因为早在清代前中期，生产的资本集约化和资源利用的合理化就已经是促使江南农业成长的主要途径。即使是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也可以从1830年代松江农村有牛人家为无牛人家耕地而“计亩核算”收费和专业服务人员承包农户的灌溉的习惯做法中找到起源。此外，今日无锡县的农业产品的商品率相当高，一些村办农场的粮食商品率已超过95%，而非粮食农产品的商品率还更高。农产品销往外地（主要是上海、苏州等城市）的比例日益增大。这又使我们想起清代江南农业生产外向化的特点。
此外，我们还要注意到农村工业在农村经济成长中所起的作用。拥有一个发达的农村工业是江南农村经济的最大特点之一。而对于近代西方来说，这是非常陌生的现象。江南的农村工业分布于农村和小市镇，所以在今天又被称为“乡镇企业”。一般来说，与城市工业相比，这些乡镇企业的技术装备水平较低，生产规模较小。这与清代农村工业的特点也有相似之处。其次，这些企业大都以轻工业（特别是纺织业）为主，女工在职工总数中占有很高的比例。与此相反，在规模较大的村办农场的职工中，男工却占大多数。这又使人不禁想起清代江南“男耕女织”的情景。到1993年，乡镇企业的产值占该县工农业总产值的88.5%，成为该县经济的最大支柱。这和清代江南许多地方（包括无锡）农村工业生产超过农业、农村人口更多地依靠农村工业为生的情况，并不是一种巧合。
总之，从无锡县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过去”仍然存在于“现在”之中，历史仍然在延续，江南仍然是江南。由于今日江南农业经济近代化中的主要传统因素大多源自清代前中期，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离开了清代的变化，就很难想象今日江南农业经济的近代化。
今日江南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对我们历史学者提供了一个重新认识过去、重新评价过去的良机。费维恺在1992年美国亚洲学会的主席演讲中，号召在关于中国过去和现在的经济的研究中，需要对研究对象进行准确的估量、描述和分析。而这又需要我们在理论和方法上努力追上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许多理论，实际上是建立在19世纪的社会理论的基础之上的，而正如王国斌所说，“19世纪的社会理论，在许多方面已不再可信。在我们修正社会理论时，如何解释历史与文化，对于许多学者来说，是一个长期的挑战。这一挑战将还一直延续至21世纪”。而西方中心论正是19世纪西方社会理论的核心之一。因此，在21世纪中，我们必须更加努力去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新理论和方法。梁启超在《新史学》中说：“夫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将以贻诸将来焉”。虽然梁氏所说的“实用”主要是指史学的社会功能，但是如果将其理解为史学研究的实践，那么我们可以说在一百年前梁氏提出的问题在今天依然颇有深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