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此时也把自己打扮成商民利益的代表与保护神，发布命令说：“愿商旅不惊，商市不变，安居乐业，为十年生聚之谋，本大总统方为尽职，着省都督民政长查禁造谣生事之人，从严查办，饬军警竭力保护。如有匪徒藉端扰乱，损害商人，唯该都督、民政长是问。本大总统誓将牺牲一切，以捍卫我无罪之良民也。”这样一来，资产阶级更是感激涕零，以为可以放心了。当时有人记载道：“集总统宣告左右，谓我袁某在任一日，尽我能力之所及，必以维护一日，决不致有意外，寥寥数语，可作吾人一剂安心丸也。”1913年8月25日，当北洋军进入湖口城时，则又有“商民列帜欢迎，观者塞路”。又如9月6日，江西讨袁军黄唁支队败退至南丰县境，次日曾拘捕商会总理江辅藩需索军费，而江辅藩借口南丰疾苦，力加拒绝，不予支援。由于资产阶级中有许多人对讨袁战争采取消极态度，所以，“二次革命”彻底失败的五天之后，袁世凯即通令奖励说：“而抵拒邪谋，提倡正论，则尤得各省商会维持之力……各商界烛其奸邪，绝其资助，遂使逆谋无由大逞，乱事得以速平，曲突徙薪，功非鲜浅。”
当时社会心理的这种厌乱情绪和依赖强权思想使得革命党人的活动显得孤零零的，无所依靠，无论孙中山等革命领袖如何奔走演说、百般劝导，仍是曲高和寡。在讨袁起义爆发的几个省份，商业资产阶级不仅袖手旁观，甚至想方设法制止战争的蔓延。例如，江西商务总会总经理曾秉钰曾函李烈钧，要求他：“即出布告，禁止讹言，维护市面。”广东商人广发传单，要求商人务必各持定见，安居乐业。不要为流言所惑，互相惊扰。全国商会联合会总事务所还气势汹汹地致电孙中山、黄兴、陈其美，拟请诸公通电各省表明决心，如有谋反不轨之人，一定严法惩治，并恳电致北京总部，以国家为前提，一致进行。湖南反对独立最积极的莫过于商界。10月18日，长沙商民数千人召开大会，公然反对独立讨袁，并发布宣言，如有同情、支援革命者当严厉查办。
在革命势力较强的南方，资产阶级的态度尚且如此，那么，在袁控制下的北方，其态度就可想而知了。资产阶级发动的“二次革命”却得不到本阶级的支持，这是革命最大的悲剧。因此说，南方讨袁的军事迅速失败，不仅仅是南北军事势力的强弱所致，也不是黄兴等人贻误战机造成，而是人们的“厌乱”心理抑制了革命的扩大，从当时的情况来看，除了孙中山等少数坚定的革命者外，中国社会的大多数人是极端不愿进入战争状态的。同时，由于这场革命在当时被许多人理解为党派之争，其影响范围就更加有限了。实际上，当时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并没有受到什么震动，他们在辛亥革命中没有获得什么好处，此时也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所以，这一时期，工人阶级除了为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而在少数地区举行过几次行业性罢工之外，几乎没表现过什么政治斗争的热情。农民则更少变动，即以当时震动全国的白朗起义而言，这次起义的爆发，完全是因为农村贫困农民无法生活，而被迫铤而走险，揭竿而起。
由此可见，“二次革命”的失败并不全是南北势力强弱所致，也不在于革命党人全不听孙中山的号令，而主要在于民初的社会心理并未趋向于武力的革命。首先，传统权威主义的心理定势，使袁世凯取得了政治上的优势，而这种心理定势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造成的。因而，“宋案”发生后，孙中山想在短期内扭转这种心理定势，实非易事。尽管他四处奔走，号召起兵讨袁，但无法引起整个社会的共鸣，不仅一般的群众不理解，国民党内的大部分人也对此冷淡，孙中山不得不绝望地承认国民党势单力孤，完全悲观。其次，民初的“厌乱”心理，使革命派失去了强大的后盾，从而抑制了革命的扩大。再次，讨袁各省貌合神离、同床异梦，使他们失去了协同作战的有效配合，导致了被袁各个击破的悲剧命运。因此，民初的社会心理对“二次革命”有着极大的制约作用，正是这种制约作用，才注定了这次革命的失败。革命启蒙的任务还是任重道远。
“二次革命”不但对江西的革命，而且对国民党、北洋军阀及当时整个中国政局都有较深的影响。
“二次革命”对国民党及战胜国民党的袁世凯都有相当大的影响，战败的国民党，重要的基地已丧失，孙中山先生不得不重新检讨失败原因，他认为过去“同盟会、国民党之组织……徒以组织号召同志，但求主义之相同，不计品流之纯粹，故当时党员虽众，声势虽大，而内部分子，意见纷歧，步骤凌乱，既无团结自治之精神，复无奉令承敌之美德，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有类散沙。迨夫外侮之来，立见摧败，患难之际，疏如路人……”因此，在“二次革命”不久（9月27日）即在日本筹备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的计划，而改组的重点在强调党员对孙中山先生的绝对服从，要求“凡入党者，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若口是心非，神离貌合之辈，则宁从割爱，断不勉强，务以多得一党员，无取浮滥，以免良莠不齐”。为此，孙中山先生要求党员写誓词、按指模，以示对他的绝对服从。国民党在当时袁世凯势力下要公开活动自然不容易，改为秘密的革命团体应是必然的结果，唯此次的改组可说明国民党标榜西方的民主在民初政党政治的试验阶段是失败了，因为政党政治的失败使中国只好回复到传统的政治形态来。可见西方政党政治的移植如果没有适当条件的配合还是很难不失败的。
对袁世凯而言，“二次革命”的胜利，使他积虑的敌对势力消灭，因此，他步步走上中央集权，准备他的帝制。袁世凯继续他过去分化国民党或组第三党的策略，逐渐达到集权的目的。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共和、民主、统一党于1912年5月9日合组为进步党，推黎元洪为理事长，而以梁启超、张謇、孙武、汤化龙、伍廷芳、王揖唐、蒲殿俊、王印川及那彦阂9人为理事。当时进步党标榜：采取国家主义，建设强善政府；尊重人民公意，拥护法赋自由；顺适世界大势，增进和平实利。
袁世凯铲除他的反对势力后，于1913年10月6日，以威胁手段历经三次投票，当选总统。袁电各省军民长官反对1912年10月的天坛宪章，获得都督、民政长、镇守使的普遍响应，建议解散国民党及国会，这些后来都实现。接着又另组政治会议（原名行政会议），由各省行政长官所委派组成，12月开会，到1914年1月袁下令解散国会，及2月停办地方自治，解散省议会。然后于2月18日由57名议员的约法会议开会制定新约法，4月完成，5月1日公布，并废止1912年3月11日之临时约法，新约法名为《中华民国约法》，计10章68条。据此法，袁世凯的权力甚至大大超过皇帝。
称为“二次革命”的湖口讨袁以失败告终，历史进入了袁世凯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时期。辛亥革命之在江西，整个主旋律基本上是悲壮的。说明变革社会的革命，有它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在江西这幕巨大的史剧中，各种各样的人物（包括他所代表的阶级），都作了充分的表演。对待革命，有的人英勇，有的人坚贞，有的人投机，有的人背叛，有的人数者兼而有之，真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然而，“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江西和全国一样，推翻帝制和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整个辛亥革命，毕竟为中国人民实现彻底的民主革命开辟了道路。湖口反袁失败后，革命党人并未停止继续与袁世凯斗争的步伐。1915年12月25日，李烈钧与蔡锷、唐继尧在云南组织“护国军”，发动了著名的“反袁护国运动”。在全国人民的积极支持下，护国军与各地反袁军经过艰苦战斗，终于击败了北洋军。贵州、广西、广东、浙江、湖南、四川等省相继响应，纷纷起义，参加护国讨袁。护国烈火在全国熊熊燃烧，迅速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讨袁运动。在举国群起反对下，袁世凯于1916年3月23日被迫取消帝制。6月6日，仅仅当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在亿万人民的唾骂声中，连同他那昙花一现的“洪宪帝国”一起被滚滚洪流席卷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