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1823～1901年），本名章铜，字渐甫（一字子黻［fú］），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安徽合肥人。中国清朝末期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淮军创始人和统帅。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在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眼中，李鸿章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著有《李文忠公全集》。
李氏先世本姓许，明朝时避乱由江西湖口迁至合肥。九世祖李心庄无子，同庄姻戚许迎溪将次子子慎过继给其为嗣，改姓李。李家世代耕读为生，至李鸿章高祖时才“勤俭成家，有田二顷”，一直与科举功名无缘。直到李鸿章父亲李文安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考中进士，李氏一族才“始从科甲奋起，遂为庐郡望族”。
李文安在科举入仕前，长期在家乡以课馆为业。李鸿章六岁就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他少年聪慧，先后拜堂伯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为师，攻读经史，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他入选优贡并奉父命入京应翌年（甲辰）顺天乡试，一举中试；二十七年（1847年）考中丁未科二甲第十三名进士，朝考改翰林院庶吉士。是科主考官潘世恩，副主考杜受田、朱凤标、福济，其房师则为孙锵鸣。
李鸿章在赴京途中，曾写下脍炙人口的《入都》诗十首，为世所传诵。有“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句。他以诗言志，有“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之宏愿。入京后，他在时任刑部郎中的父亲的引领下，遍访了吕贤基、王茂荫、赵畇等安徽籍京官，得到他们的器重和赏识；同时，由于科场顺利，使他得以有广泛的交游和开阔的眼界，当时与他同榜的甲辰（举人）、丁未（进士）两科中，人才济济，不少人日后膺任枢臣疆寄，李鸿章与这些同年一直保持着密切而特殊的关系。就科举正途而言，出身徽商又为苏州世家的主考官潘世恩，以及作为李鸿章太老师的翁心存（孙锵鸣之师），在青年李鸿章任翰林院编修时，对其经世致用世界观的形成，均有一定的启迪；而以潘、翁为领袖的苏南豪绅，对李鸿章后来组建淮军迅速崛起于江苏，也予以极大的支持。然而，最令李鸿章庆幸的是，他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
曾国藩可以说是李鸿章生命中的贵人。曾国藩身为清朝的重臣，在为官处世方面颇有一套。李鸿章拜曾国藩为师，对他个人的发展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初出茅庐的李鸿章想抓住一切时机成就一番事业。
咸丰三年（1853年）初，李鸿章得知太平军大举入皖的消息后，怂恿工部左侍郎吕贤基上奏，并代为捉刀连夜赶写奏章。奏上，咸丰帝命吕担任安徽团练大臣，吕对李说：“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于是李鸿章与吕贤基一同回到安徽。翌年，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也由王茂荫举荐回乡办团练。李家父子的团练“整齐皆可用”。李鸿章先后随周天爵、李嘉端、吕贤基、福济等清廷大员在皖中与太平军、捻军作战。
李鸿章以书生带兵，既有“专以浪战为能”的记录，也有“翰林变作绿林”的恶名。数年的团练生涯，使他逐步懂得了为将之道，不在一时胜败，不逞匹夫之勇。他曾因咸丰五年（1855年）十月率团练收复庐州之功，“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次年又以克复无为、巢县、含山的战功，赏加按察使衔。然而，功高易遭妒，一时之间，谤言四起，李鸿章几不能自立于乡里。咸丰七年（1857年），皖抚福济奏报李鸿章丁忧，为父亲守制，从而结束了他为时五年的团练活动。翌年，太平军再陷庐州，李鸿章携家眷出逃，辗转至南昌，寓居其兄李瀚章处。他本人遂于咸丰九年（1859年）末投奔建昌曾国藩湘军大营，充当幕僚。
通过曾国藩有意教导，李鸿章经过一番诚心学习后渐渐地改掉了自己身上一些不好的习气，为人更加成熟稳重，做事更加老练稳妥。李鸿章的有些思想也是受到曾国藩的影响的。
在历史的拐角处，李鸿章又一次抓住了机会。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清政府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已失去最后一支“经制军”主力。在太平军的猛烈攻势下，江南豪绅地主，纷纷逃避到已经形同孤岛的上海。为了免遭灭顶之灾，在沪士绅买办一面筹备“中外会防局”，依赖西方雇佣军保护上海；另一方面又派出钱鼎铭等为代表，前往安庆请曾国藩派援兵。曾国藩原本打算派曾国荃领兵东援，但曾国荃一心要攻下天京，建立首功，而不愿去上海。随后，曾国藩又函请湘军宿将陈士杰出山，但陈以“母老”力辞。在曾国藩把身边的人都派了个遍却都不愿去的情况下，他想到了李鸿章，而李鸿章欣然应命。于是，他开始组建自己的嫡系部队——淮军。
综观李鸿章的一生，他最为重要的事就是兴办洋务运动与外交活动。
“洋务运动”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由于太平天国的崛起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一些远见卓识之人提出了学习西方先进事务的主张。他们虽然出身、地位不同，但是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在学习西方的同时，不摒弃中国的固有传统。在朝廷内部，也有一些大臣投入了“洋务运动”。其中，较有名气的有奕、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这些倡导“洋务运动”的人，在近代史上被称为“洋务派”。李鸿章自从知道“利器”的妙用之后，就开始购买洋人的武器，可是买来的武器又贵又不够使用。于是，李鸿章产生了建立中国自己的军工企业的强烈愿望。而且他认为，更重要的是要培养一大批相应的军工人才。“才大心细”的李鸿章曾算过一笔账：1发英国的普通炮弹在市场上要卖到30两银子，1万发铜帽子弹要卖到19两银子。大清国凭什么要把白花花的银子给了洋人？
李鸿章这种美好的愿望，立即遭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反对。李鸿章写信给以奕为首的总理衙门说：中国的士大夫每天沉醉于文章的词句和练习写小楷字，而武将多半是粗俗愚蠢之人，对于外国的武器，有人认为没有必要学习，有人认为学不会。在奏折中，李鸿章力陈己见，还这样描绘蒸汽动力运转的神妙：镟木、打眼、绞螺旋、铸弹诸机器，皆绾（wǎn）于汽炉，中盛水而下炽炭，水沸气满，开窍由铜喉达入气筒，筒中络一铁柱，随气升降俯仰，拨动铁轮，轮绾皮带，系绕轴心，彼此连缀，轮转则带旋，带旋则机动，仅资人力以发纵，不靠人力之运动。在几乎没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机的大清帝国里，李鸿章能够如此细致地观察蒸汽机的运转原理，这着实令人惊叹。
李鸿章为办洋务运动，费尽心血，操劳不已。在闭关锁国的环境里，在顽固派的层层阻挠下，洋务运动最终失败了。但李鸿章的这一行动是值得肯定的，洋务运动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它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创造了诸多“中国第一”的历史记录：第一家机器制造局、第一家机器织布局、第一家电报局、第一个海军基地、第一支远洋海军、第一支洋枪队洋炮队、第一家外文翻译馆、第一条铁路、第一批官派留学生。这些都是可圈可点的业绩。
面对清廷内部封建顽固派的重重阻挠，李鸿章曾雄辩地提出“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他认为，在追求自强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也就是在列强环伺、外侮日甚的环境中，尽最大可能利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为中国的洋务——自强建设赢得尽可能多的和平时间。为此，他一生以外交能手自负，处理过许多重大的对外交涉事件。
在清政府这座即将倾倒的大厦面前，他又显得那么无奈，明知是不可为之事，却又无可奈何地走下去，明知是丧权辱国的条约，他却无奈地签了。做这些事情，有他为了保住自己官位的成分，但更多的则是不得已，无奈。
李鸿章的一生，是悲壮的、凄凉的。他虽然以外交能手自负，但没能改变大清国被动外交，割地赔款的局面。最终，他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
编者
2013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