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那天下午谁赢了那场比赛。看了一半我就离开了尼森家（那时爱国者队领先），开了十五英里到韦尔弗利特去看哈坡。他住在干货品商店上的一间阁楼里。那家商店位于一条小街上。我说“是条小街”。但另一方面，在韦尔弗利特没有一条街同其他街道相似，这就好像在大约二百多年前的一个创立日，有五个水手，每个人都在喝着自己那小桶酒，他们从海岸那边走来，漫无目的地沿着小河而上，然后又绕过了沼泽。人们在后面跟着，标记着由每个水手那古怪的散步所走过的每一条路。结果，普罗文斯敦我认识的人中，没一个能在韦尔弗利特找到过一个人。确实，我们也不时努力去碰。如今，韦尔弗利特已是个正规镇子了，我们在那里见过扬基人。个个鼻子都很长，他们鼻孔中间那交错的毛很坚实，都可以作为来福枪的枪筒，你可以坐在上面。所以，我们中有些人，过去常问哈坡他怎么能离开普罗文斯敦到韦尔弗利特去了呢。他回答说，“我不喜欢乖戾。可乖戾又在触及我。我不得不挪挪地方。”
这样，有几个人就开始管他叫瓦帕。但是，因为他有一团黄卷毛，从脑袋上耷拉到脸上，就像橡胶一样富有弹性，所以看上去像伟大的喜剧家似的（虽然更该注意的是，他脸上长了好多疤：在当过职业足球运动员以后，他又成了不戴防护帽的半职业运动员），所以人们后来一直管他叫哈帕。
不管怎么样，人们是根据鱼叉这个音给他起的这个名字，而不是为了纪念哈坡·马克斯。哈坡·维里阿克斯有句众所周知的名言，“那儿有个漂亮姑娘。我真希望我有足够的男子气，用鱼叉叉住她。”于是，有人管他叫坡恩，意思是胡桐墨角藻，有些人还管他叫鱼叉。我提到这一点，是想暗示找到他住的那个地方有多难。冬天，在科德角，一切都拐弯抹角的，没有直来直去的时候。
我找到了他那个拐角处，并且他还没出去。这叫我吃惊两次。但我还是不相信他在我身上刺过花纹，因为我甚至都不知道他在从事这样一种艺术，此外，我也不能理解，我在喝醉时怎么还能摸黑找到了他的家。但当我顺着露天楼梯爬上他的阁楼时，我的疑惑消失了。他在喂猫，抬头看了看我（他和这么五个爱畜在一起生活，用它们代替了一个漂亮姑娘），他说的头一件事就是“你胳膊感染了吗？”
“痒得很。”
他没对我说别的，用汤匙把那听罐头的剩余部分舀了出来，但他跟一对小猫聊得挺热乎。它们摩挲着他脚脖子，像一对结婚纪念小皮领似的。但是，他干完那件活儿后，就去洗了手，拆除了我的绷带，拿出一个装了些消毒水的塑料瓶，用它在我的二头肌上端洗着。“看来没怎么感染，”他说，“挺好。我很担心。就是非得打一针不可时，我也不愿意用。”
“有什么毛病吗？”我问。
“你喝醉了。”
“对。我喝酒喝得烂醉如泥。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麦克，你是成心跟我找碴儿啊。”
“我肯定是疯了。”（他太壮实了，壮实得能抓住牛尾巴把它举起来。）“我不是真想跟你过不去吧？”我问。
“嗯，你那天太能卖弄了。”
“那天有个女人跟我一块儿来吗？”
“我不知道。她有可能是在楼下小汽车里。你冲着窗户外面大声喊。”
“我说什么了？”
“你冲窗外大声喊，‘你要赌输了’。”
“你听见有人回话儿吗？”
和我一块生活的人们有个优点就是，如果某位朋友没记住一段生动时光，那谁也不会感到惊讶。
“风很大，”哈坡说，“如果是个女人，她就像报丧女一样大笑着。”
“但你认为有个女人在小汽车里吗？”
“我不知道，”他阴沉地说，“有时，树木也对我大笑。我听到好多声音。”他把消毒剂瓶子放在一旁，摇了摇头。“麦克，那时我求你别扎刺花纹，哪样东西都有可怕的形状。在你进屋前，我差不多上了屋顶。要是有闪电的话，我就将不得不上去了。”
有些人会认为哈坡是通灵的，还有些人呢，会认为他是没戴防护帽的足球运动员，所以生气勃勃，而我一直认为，他是两者的总和，并互相取长补短。他曾经去过越南。据说，他最好的伙伴，在离哈坡有二十码远的地方给地雷炸死了。“这事把我给气疯了。”这就是他对少数几个人说的。现在，他住在天堂里，天使和魔鬼的话是他生活中的主要事件。每年有好几次，当给生存带来凶兆的家族像中世纪的军队那样集结在云层中，闪电裹挟着大雨到来时，哈坡将爬到屋顶的梁木上，向上方的暴力发出挑战。“他们要是知道我正站在那儿，是会对我表示敬意的。他们不知道我是不是能把他们赶跑。但这让我哭得像小孩似的，真可怕呀，麦克。”
“我想，你只是在下雨时才上房顶。”
“遵守法规也别太死板了。”他沙哑地说。
我几乎不能肯定他在说些什么。他有一副低沉而空阔的嗓音，说话瓮声瓮气的，就像海啸似的（好像他的脑袋因为受到你永远无法承受的撞击后，仍然发出声音），以至于他张嘴要根香烟，这一要求本身就发出格言般的音响。他也能做出最杰出的忏悔来。他就像那些谈自己就跟谈第三者似的运动员一样。（“‘雨果·布莱克塔沃是NBA队值得上一百万美元的中锋’，雨果·布莱克塔沃说。”）所以，哈坡能让第一人称差不多变成了第三人称。“你妻子最迷人了。”在我们的一次夏季宴会上，他说，“可她让我害怕。你真行。”在他那儿，杰出的毒品就像一堆骰子。现在他说，“刮飓风那天，我在屋顶梁木上站了有三个钟头。这就是飓风没来的原因。”
“是你让它跑掉了？”
“我知道它要给我捣乱。不得已我就起了誓。”
“但是，是你把飓风赶跑了吗？”
“有点儿。”
任何人都会认为我用我的后一个问题挖苦了他。他知道我没有。“爱国者队，”我问，“今天能赢吗？”
“是的。”
“这是你的行家之见吗？”
他摇了摇头。“是我的印象。我是从风那儿听到的。”
“风什么时候会判断错呢？”
“一般情况下，刮七回风有那么一回。”
“特殊情况呢？”
“刮一千回只有那么一回。那时，它就在决定疑难问题了。”他抓住我的手腕。“为什么，”哈坡问，好像我们刚才什么也没说似的，“你在暴风雨到来前割了你的大麻吧？”
“谁告诉你的？”
“帕蒂·拉伦。”
“你对她说了什么？”我问。他就像个孩子。如果他准备告诉我，就会把什么都说出来。
“我说她应该警告你，”他以最庄重的声音答道，“让你那些作物荒了也比你突然砍倒它们强。”
“她是怎么说的？”
“她说，你不听。这我信。这就是两天前的晚上你喝得醉醺醺的到我这儿时，我并不见怪的原因。我猜你一直在抽自己的毒品。你的毒品里有邪。”他说了这么个字，好像邪气是条掉在了地上、在火花里扭动的高压线似的。
“我到这儿来，”我问，“是想扎个刺花纹吗？”
“不。”他猛地一摇头，“人们都不知道我有那种手艺。我只为我所崇拜的人做。”他忧郁地盯着我。“我尊敬你，”哈坡说，“因为你是个能操你老婆的男子汉。漂亮女人让我胆怯。”
“你是说，”我回答道，“我到这儿来不是为了刺花纹？”
“不，”他重复说，“我本该让你看看这扇门。”
“那么我想干什么呢？”
“你求我来次降神会。你说你想找出你妻子在上一次降神会上歇斯底里的原因。”
“你不肯帮我的忙吗？”
“噢，不，”他说，“不能有个比那更糟的夜晚了。”
“所以你说不行？”
“我说不行。然后你说我是个骗子，和一些难听的话。然后你看见了我的工具箱。我的针放在桌子上。你说你想来个刺花纹。‘我是不会空手走的。’你说。”
“你同意啦？”
“头一把没答应。我告诉你，说刺花纹是必须被尊重的。但你总是走到窗前，大声喊着，‘只要一分钟！’我想你是在对他们说话，要不就是一个人。然后你开始哭。”
“噢，胡说。”我说。
“你告诉我，说你要是开不了降神会，我就必须给你扎刺花纹。‘这是我欠她的，’你说，‘我误解了她。我必须带着她的名儿。’”他点了点头。“这我懂。你这是在请谁宽恕你。所以我说我要给你扎。你立刻跑到窗子那儿，对外面大喊，‘你要赌输了！’这可激怒了我。我怀疑起你的诚意来。但你似乎不知道我生气了。你对我说，‘把特普罗降神会上我告诉你的名儿刺上。’‘什么名儿来着？’我问。蒂姆，你记得的。”
“难道那次降神会上我没说我想和我母亲的妹妹玛丽·哈德伍德联系吗？”
“那是你对另外一些人说的，但你对我耳语说：‘真名儿叫劳雷尔。告诉他们的是玛丽·哈德伍德，可想的是劳雷尔。’”
“我就是那么告诉你的吗？”
“你还告诉我，‘劳雷尔死了。我想找到她，她死了。’”
“我不会说那些的，”现在，我对他说，“因为我希望知道她在哪儿。”
“要是你认为她活着的话，那你是想利用那次降神会。”
“我猜是这样。”
“那可能就是混乱的原因。”他叹了口气，好像这一声叹息里集中了人类的所有刚愎。“两天前的晚上，正当我开始给你扎刺花纹时，你说，‘我不会骗你——那个姑娘真名儿不叫劳雷尔。她叫玛蒂琳。’这令我大惑不解。在我扎进第一针时，我试图和我周围的暴力联系起来。那是对所有事情的基本保护。你破坏了我的注意力。接着，过了一分钟，你说，‘我变主意了。还是刻上劳雷尔吧。’你把刺花纹都给弄乱了，前后有二次。”
我默不作声。好像很赞佩他的话。我感到沉默的时间够长了，于是开口问，“我还说些什么了？”
“什么也没说。你睡着了。我给你扎完刺花纹时，你醒了。你走下楼，钻进车子，开走了。”
“你和我一块儿出来了吗？”
“没有。”
“你从窗户往外看了吗？”
“没有。但我相信有人跟你在一起。因为你一走出去，就变得大吵大嚷起来。我想，我听到了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试图让你平静下来。随后你们都开车走了。”
“三人都坐我那辆波其车里？”
哈坡熟悉马达声。“只有你那辆车。”
“我是怎么让两个人同坐在一个凹背座上的呢？”
他耸了耸肩。
我正要走，他说，“你叫她劳雷尔的那个姑娘可能还活着。”
“你能肯定吗？”
“我感到，好像她在科德角。她受了伤，可她没死。”
“唷，要是你从风里得到的这种感觉，那你有六分之一是对的。”
外面一片漆黑，回普罗文斯敦的公路被最后的枯叶抽打着，这些枯叶掠过汽车顶，从森林的一个部分飘到另一个部分。风狂怒地刮着，好像我最后对哈坡的穷开心，真的让它不高兴了，有可能已打翻了航船的狂风在猛抽着小汽车的车身。
几年前，我曾经参加过另一个降神会。哈坡的一个朋友就在这条公路上被撞死了，哈坡邀请我同我不认识的两男两女一块去了他那儿。我们坐在一张腿儿很细的茶几周围昏暗的圆圈里。我们的手掌放在茶几面上，手指对手指。然后，哈坡对茶几训了话。他对着茶几说起来，好像他的声音真的会被听到一样，他告诉它，要它翘起一边后再落下来，因此敲一次地板说声是。要是茶几想说个不字，那它必须升降两次，敲两下地板。“懂我说的意思了吗？”哈坡问。
茶几扬起两腿，样子像一条被训练过的听从命令、摇尾乞怜的狗那样驯服。然后，它敲了敲地板。我们就从那儿开始。哈坡详细地解释了一项简单的规则。敲第一下表示字母A，第二下表示字母B，一直到第二十六下表示字母Z。
由于他必须弄清楚他是与他那个降神会举行前一周被撞死的朋友交谈，所以他开始询问，“你在那儿吗，弗雷德？”茶几，停了一会儿，敲了一下。为了核实这一点，哈坡问，“你名字的头一个字母是什么？”茶几慢慢敲了六下，表示出字母F。
我们继续来。那次降神会是在十一月的一个夜里。我们坐在哈坡那韦尔弗利特的小阁楼里，从夜里九点到第二天早晨两点，一直没离开桌子。除了哈坡外，我们彼此都是陌生人。这是观察幻术的每一种可能性的良机。可我还是看不漏任何一个。我们的膝盖是可见的，我们的手轻轻地放在桌面上，太轻了，谁都无法弄翻那个茶几。我们坐得这么近，以至于谁都会发觉他人身体的一举一动。不，茶几应我们的问题而轻轻敲着，像水从一个杯子里倒到另一个杯子里那样自然。它看上去并不是不可思议的。倒是有点儿单调乏味呢。拼每个字都要费好长时间。
“感觉怎样，”哈坡问，“你在哪儿？”
敲了七下。我们得到了一个G。停了一会儿，接着，开始了一连串的敲击，茶几翘起两条腿，就像一半吊桥，慢慢地，慢慢地升了起来，接着，缓慢悠闲地降了下来，砰地敲了一下地板。接下来，又敲了十八下，用了几分钟。现在，我们有了个字母R。这样就形成了GR……
“是伟大这个字吗？”哈坡问。
茶几敲了两次：“不！”
“实在抱歉，”哈坡说。“继续来。”
现在我们又得到了十五下。我们有了个G，有了个R，还有了个O。
正当我们得出G—R—O—O—V时，哈坡说，“绝妙的？”茶几敲了单个一下，作为回答。
“弗雷德，它真是绝妙的吗？”哈坡问。
茶几再次扬了起来，又落了下去。这就像是在和计算者对话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