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2日，我在省会长沙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风头。因采写调查性的报道《救命恩人成被告》，坐上被告席，长沙政法频道庭审直播，播出了我在法庭理直气壮的“光辉形象”。卫生系统爱看政法频道的医务人员都认得我，后来，我到医疗卫生单位采访几乎不用自我介绍了。这是我从事记者工作以来遭遇首例名誉侵权案，也是大众卫生报创办18年来遭遇的首例名誉侵权官司。
当事人将我和大众卫生报社告上法庭，一审、二审接连胜诉。长沙电视台“政法频道”作了“现场庭审”直播，几乎是一夜之间，“大众卫生报汤江峰惹上麻烦”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习惯于平静生活的友人，以为我“得罪了什么人，闯了什么祸。”纷纷打电话安慰我。
第一次庭审时，本是原告请来的政法频道记者为其报道和助势，没想到，在庭审中，随着真相一步一步地逼近，加之我们在庭审中有理有据的答辩，吸引了政法频道的兴趣。一审经3次开庭审理后，“方圆之间”节目主持人荣斌就找到我，征求我的意见，如有二审的机会，他们想做“庭审直播”和“方圆之间”有关名誉侵权的专题节目。
我当时就婉言谢绝了荣斌。我其时想：不管怎样，打官司不是一件什么好事，费时费心又费力。而原告是一个因病失去生育能力的女人，上一次镜头，也许就是一次无形的伤害；再者，也许是“人怕出名猪怕壮”的心理作怪，我不想将此事张扬。
眼看二审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一个月后，荣斌找到我，言词恳切。他说，此案是一个连环案，先是原告起诉医院和所在工厂，后是起诉报社和你本人；官司从安江打到怀化，从怀化又打到省城，并惊动了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加上其他媒体造势，推波助澜，雪球越滚越大，民众的关注度也越高，受众迫切需要了解事实的真相。这个名誉侵权案或许能从这一个侧面切入，反映事件的全貌，我认为还是有很大的说服力。
我想，这也是一次拨云见日、正本清源的机会。就将此事向报社领导作了汇报，社长刘家清先生同意了政法频道的请求，他对前来商议的荣斌表明了报社的立场，要求客观公正，不带观点，避免双方引发新的矛盾和是非。等荣斌转身走后，刘总笑着对我说：“名记者不仅仅是跑新闻跑出来的，也是打官司打出来的”。他叮嘱我，上法庭要充分准备好证据，找全法律依据，不要怕，从容面对。
就这样，我和我的委托代理人——骄阳律师事务所熊勇律师走上了庄严的法庭。
闹得沸沸扬扬，这到底是怎样的一场官司呢？
1999年3月，怀化市安江纺织印染厂纺织女工杨慧珍状告该厂职工医院动手术医生及指导专家17年前“误切双侧卵巢”，使其“终生不能生育”，“造成一辈子的精神痛苦”，要求赔偿40多万元损失费。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湘雅医院所做的医学鉴定结论”（双侧卵巢缺如系16年前被切除）作依据，判定医院赔偿10多万元。
与此同时，省内有关媒体大肆炒作，某报曾以《剖腹见证：只为那永远讨不回的女儿身》为题，对杨慧珍医疗事件作了长篇报道，并在文中以法官或裁判的身份断然认定这是“一起医疗事故带给一个女人的深重灾难”，是“圣手神医”“种下的祸根”。
怀化中院对杨慧珍比较有利的判决；媒体的推波助澜，使杨慧珍忘乎所以，她“不服一审判决”认为“怀化市中院偏袒医院一方，原判赔偿数额太低，要求增加赔偿数额”。赔偿官司双方又打到省高院。
在诉讼期间，安江纺织印染厂给报社寄来了一份《职工医院与杨慧珍医疗纠纷案的情况反映材料》，他们认为，不是医疗事故，法院却判医院败诉，实在冤枉；加上有关媒体片面失实报道，伤透了医务人员的心。他们希望专业性的大众卫生报“澄清事实真相”，“祈求讨回公道，还医院及医务工作者的清白”。
事实上，这是一场是非官司，记者的介入，弄不好还会惹火上身。如何客观、公正、准确报道这起历史性医疗事件，寻找切入点、把握尺度甚为重要，而事实的原貌（第一手材料）又是第一位的。
收到材料后第二天，安江纺织印染厂负责同志和医院院长及当时手术医师主动来报社反映情况；我对照参阅了有关媒体对杨慧珍的报道，觉得事实出入太大，杨慧珍根本不是由于医院误切双侧卵巢导致终生不育，而是当时的病情所决定的。
为探明事实真相，我立即专程赴湘潭采访了当时上台担任杨慧珍技术指导的吴志安（现调湘潭市第三人民医院工作）医师；还采访了当时主刀医师、助手，怀化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和省内外一些妇产科专家；调阅了最重要的、最具代表性的事实材料——杨慧珍手术前后的病历档案，仔细翻阅摘录了其“病人病历表”、“术前总结”、“手术记录单”、“手术签字”和“护理记录”以及相关的图片资料等。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确定本文所要说明和反映的新闻事实是：杨慧珍17年前的手术不是属于医疗事故，医师所做的手术完全是为挽救其生命而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于是，我以《救命恩人成被告》为题，比较客观地再现了17年前杨慧珍手术的前前后后。文章见报后，杨慧珍认为此文“标题就构成了侵权”文章把她“写成一个见利忘义，恩将仇报的小人！在社会上造成对我的错误评价，使我受到不应有的指责，严重侵害了我的名誉权”，遂将一纸诉状把报社和我都推上法院被告席，要求报社及笔者“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其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失2万元”。经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一审和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认定《救命恩人成被告》一文“基本内容符合客观事实；也没有侮辱和诽谤原告人格的内容，未构成对原告名誉权的侵害”。
法院认为，“救命恩人”系指对挽救他人性命起过积极作用的人，排斥“救命恩人”这一称谓的性质，需要的是危及其性命，而不是救命恩人在救命过程中实施的不危及其性命的过错行为。“被告”是民事法律关系中的称谓，与“原告”地位平等，是无褒贬之分的词语。“救命恩人成被告”既可理解为救命恩人在实施救命过程中有某些过错行为，救命恩人被人状告。杨慧珍在当年患病期间，时刻有生命危险，其手术医院排除此危险，符合救命恩人特征，而手术医院成为被告，亦是客观事实，故“救命恩人成被告”属于事实。
因事关新闻媒体名誉侵权案，《湖南日报》、《长沙晚报》、《三湘都市报》、《健康报》等主流媒体全程关注，及时刊发了官司胜诉的消息。如《湖南日报》在一版见报的标题是“《救命恩人成被告》作者成被告——大众卫生报遭遇名誉侵权官司胜诉”。
用事实说话，这是新闻写作的基本规律，也是舆论监督的锐利武器。在这里，“事实”是客观存在的；“说话”是主观意图。主观和客观的对立统一形成了新闻写作的基本矛盾，而用事实说话，正是解决这对矛盾的唯一正确的方法。一篇批评报道有没有份量，是否站得住、立得稳，在立场正确的前提下，事实是否准确是最关键的东西。
通过《救命恩人成被告》亦成为被告，惹上名誉侵权官司。我对“用事实说话”这句名言感悟最深，正如美国著名报人一再告诫记者：“准确、真实对于报纸就如贞操对于妇女一样重要”。
《救命恩人成被告》最基本的新闻事实是，这是一个历史性医疗事件。因此——
首先要公正、客观、真实地反映17年前医疗事件的本来面目，必须以尊重历史事实为前提。杨慧珍事件发生在17年前，事过境迁，物是人非，印象模糊，如果凭靠病人，病人家属或医生的记忆是很难弄清事实的真相，有的甚至掺杂着个人感情色彩。这里最可靠的，唯一能判断、证实杨慧珍卵巢该不该切的问题，只有当时的医疗记录等原始材料，包括原始病历、手术记录、病人家属签字和图片资料等物证，这才是具有科学性和真实性的事实材料，而不是当事人目前如何说。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口说无凭，立字为据”，就是这个道理。
其次，历史性事件决定记者采访方式以调查性报道为主，并有所侧重。调查性报道作为深度报道的一种，不是单纯事实的重复，而需不断深入挖掘，提示事物的本质。从有关媒体报道杨慧珍的事件来看，记者从中发现许多值得报道而没有报道的事实是：作为医疗主体的医务人员失之偏颇。事实上，决定杨慧珍卵巢手术问题还是当时的病情。如果记者重复报道某些题材，没有在事实上、材料上、观点上作进一步探索，只是把例子换一下，文字上作简单的变动，而主题和角度还是原来的报道，这种拾人牙慧、人云亦云、依样画葫芦的做法是记者采写新闻的大忌。因此，记者有权根据不同的新闻体裁特点和要求来展开相应的采访活动，定位于历史性事件的主角——医务人员的医疗行为为主线索，深入采访，收集材料，收集具有典型意义、有新闻价值、能反映事物本来面目的材料。
由是观之，新闻是一种无形的意见。记者的使命就是客观地、忠实地、朴素地叙述所见所闻的事实。每个叙述又总是包含一定的观点，接受事实的读者也会接受叙述中的观点。而读者会不会接受你叙述中的观点，还要看你的观点是否有事实作依据，以及你运用“有事实说话”的技巧如何。但，如果你的观点和意见不是用事实“说”出来，不是一种无形的意见；而是一种外在、强加的“有形”意见。那么，即使你的观点正确，意见中肯，人家也不会吃你的那一套。因为，人都是有自尊心的，谁也不愿意承认，他接受信息后所得出的结论，作出的决定是在外界因素干扰下形成的；谁都愿意表示，这一切都出自他独立的判断。事实胜于雄辩，这是舆论监督的有力武器。
留言荟萃
梅花：记者的使命就是客观地、忠实地、朴素地叙述所见所闻的事实。你做到了，但现今还有多少人能做到啊！那些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人比比皆是，为了某种利益，不惜颠倒黑白。
荆州人：医疗卫生工作是一个风险性很高的职业，病人只要有一线希望，医务人员就要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容不得半点怠慢；可医学也是一门不断发展的科学，还有许多未知的领域要求医务人员去探索真奥。从事卫生新闻报道的记者，最好要有一点医学背景，他们才能准确、客观地报道医务人员的状况。
Asd：普通网友读了你的文章，都会认同你的人品，赞赏你的职业道德。但是其蕴涵的专业价值的实现，恐怕要用其他途径才行。比如发表在新闻专业杂志上或医疗专业杂志上会更有意义。
小不点：巧的是我正好看到了当时的这段庭审直播，也看到了你的“光辉形象”，不过那时我们还不相识，但你当时的口若悬河我倒是记住了。
山清水秀：好在法律是公正公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