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夕，收到老师过世的噩耗，享年才5 0多岁。打开她的Facebook，重看她的笑脸，横看竖看都不像短命的人。
上个月才跟她通过电话，电话那头还是哈哈哈地开怀笑声，谈的内容却是令人震惊：“你知道我得了什么病吗？我是癌症呀！”
听者顿时语塞，老师却继续像讲笑话般说道：“你知道嘛，我被推进手术室的那一刻，抬头看到有幅耶稣像在头顶，我当时好怕，怕醒不过来，于是对耶稣说：‘耶稣呀耶稣，我信了一辈子毛主席，如果这次大难不死，我就改信你……’果然醒过来了，医生说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感谢神……”
约好了等她化疗休息的那周再去看她，她又在哈哈哈地笑：“我把头发都剃光了，现在像尼姑一样！”
拖拖拉拉，竟等不着见她最后一面，“有空看你”、“有空喝茶”这类话我说过好多遍，但从没像这次这样，为一句没实践的闲言如此深深懊悔。
老师是我初中一年级的班主任，小时候大家都叫她“上海婆”，她对此诨号非常介意：“我明明是个妙龄玉女，怎么得了个‘婆’字的诨名？”确实也是，她只大我们12岁，在当时算是年轻教师。
她来自北京，本来说了一口亮丽的普通话，却化成了半咸半淡的广东腔，顿时成了笑话。
她教的是中文和地理，中文课绝对是文以载道自不必说，上地理课足足一学期都是同一个动作：一进教室门就在黑板上画一只大雄鸡：“身为中国人不可以连自己国家的版图都不会画。”心血来潮时还会揪出某个做梦的学生出来画，一年下来，所有的孩子对画中国地图都信手拈来。
国民教育，早在她的课程里潜移默化地施行着，比起今日死记硬背的方法，老师的那一套来得更成功，也更受欢迎。
“我是红卫兵！”老师从不讳言，更常常把毛主席挂在嘴边，甚至一直改不了口，总是叫毛主席，而不是称毛泽东。
“你怕没人知道你是‘左’派？”我一听她提起“毛主席”就会跟她开玩笑。
“爱国何需掩饰？！”老师如是说。
当年的红卫兵，移民香港几十年了，当过教师做过记者，用她的话说，这是享尽一切资本主义成果，却一直心系家国。近十多年来，老师两夫妇甚至把工作辞掉，全身心投入到内地的扶贫助学事业中。
“别叫我老师了，苗圃的义工都叫我‘励姐’，山里的孩子都叫我‘励大妈’。”老师说。
打电话找励姐，她一时人在北京，一时到了甘肃，一时又在粤北……走路去广州不知道有多少回了，还有北京行、甘肃行、茶马古道，最厉害的那回是重走解放军的长征路，三个月走了两万五千里，夫妇俩为筹款助学，跑遍了五湖四海，播下了满地种子。
汶川、玉树大地震后，老师的工作更忙了，长时间留守山区，不时通过电子邮件传来照片和文字，幅幅动人心弦，字字满载希望。她的照片拍得很好，破落的山区都能被她化成明信片，在她的镜头里，我看到了最美丽的中国。
有一回我带女儿到她家串门子，老师随手拿了部相机乱拍，照出来的孩子尽是笑脸盈盈。在她的世界、她的角度里，总是充满了喜乐。
“你那三条‘烟’怎么样了？”老师是这样称呼我家三个女儿的。“等着你送书给我呀！”最后一次对话，我答应下回拿书给她……
苗圃的励姐，一位献身扶贫的义工，一位矢志不移的爱国者，多年来身体力行，把爱国付诸行动；螺丝钉虽小，作用却是巨大的，让我们把她的名字记下：她叫陈诚励，是我的好老师，也是许许多多山区孩子们的励大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