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粤边游击区位于江西省南端与广东省北部交界处，包括江西省的信丰、南康、赣县、大庾（今大余）、上犹、崇义、龙南、虔南（今全南）、定南和广东省的南雄、仁化等11个县的部分地区。以大庾岭之油山为中心，北与诸广山相连，南与九连山接壤，是赣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赣州通往粤北重镇韶关的必经之地。大庾岭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这一带群山连绵，地势险要，森林茂密，人烟稀少，是红军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最理想的地方。赣粤边游击区包括油山区、北山区、信康赣区、南山区、上犹崇义区等5个游击区。
赣粤边游击区是十四块游击区中最为重要的游击区之一，它是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的所在地，因此成为南方八省三年游击战争的中心区域。
（一）长岭会议与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
1935年3月底，项英、陈毅机智脱险，与李乐天、杨尚奎等特委领导人在油山廖地会合。4月初，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少共赣南省委书记陈丕显率领突围部队也到达油山廖地。各路部队会合后，在油山的红军游击队总共达1400多人。革命斗争的焦点，也随之转向了赣粤边。
项英、陈毅到达油山不久，在广东省南雄县的大岭下村召开了赣粤边特委和军分区领导干部会议。会议认为，在敌军“清剿”环境下，机关一定要精简，部队要分散，再也不能搬用过去苏区打正规战的老办法。大岭下村会议，使到会的领导骨干从思想和作风上认识到了改变斗争方式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会后，项英、陈毅随同赣粤边军分区司令部向北山转移。
1935年4月上旬，项英、陈毅和赣粤边特委在大庾县长岭村召开了干部会议（史称长岭会议）。会议传达和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制定了游击战争的方针即“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并确定了以北山、油山为主要根据地，依靠群众，在赣粤边长期坚持游击战争的任务。
会议按照“统一指挥，分散行动”的原则，作了进一步的分兵部署。强调在战略上，以保存有生力量为主，反对硬打强敌；在战术上，采取机动灵活的斗争方式。
长岭会议是赣粤边游击区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成为赣粤边游击战争的新起点。至此，中央分局实现了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
会后，按照分兵计划，各游击队分赴各地，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项英、陈毅随特委在北山行动，指挥各地。
（二）国民党军发动大规模“清剿”
1935年4月，粤军余汉谋部向赣粤边游击区发动大规模“清剿”。他们设置了三道封锁线，并根据游击队乘夜活动的特点，择定扼要地点，于夜间埋伏捕杀截击，手段非常狠毒。为寻找红军游击队，敌军总结了三条经验：听响声，看烟火，跟脚印。并组织谍报队、守望队、观火队，一发现有“情况”，马上调来军队，把游击队重重包围。④
为了从政治上瓦解红军以及隔绝山区群众与红军的联系，敌人进一步强化保甲制度，实行联保连坐法及所谓的“自新”法。并要求所属各县随时报告红军的踪迹，如有阳奉阴违，查出枪决等。此外，国民党军还实行经济封锁，断绝红军游击队物质来源。
项英、陈毅转移到北山后，粤军便开始向北山发动“清剿”。在北山的棚洞村，遭敌袭击，游击队伍被打散。经过这次袭击，项英、陈毅和特委决定，为了便于隐蔽和行动方便，部队机关进一步缩小，化整为零。随后，项英、陈毅、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等转移到北山帽子峰。
为了不暴露目标，免遭敌人袭击，项英、陈毅等人借鉴群众经验，搭棚子住，从此告别住房子的岁月，宿营于山林。并提出了一系列的行军原则、保密原则和宿营原则。如行军时应选择午夜，不走大路，走小路或水路，注意观察，夜晚行军不准亮电筒，禁止讲话，行军之前派尖兵，并与队伍保持一定距离。要注意隐蔽和保密，烧火不出烟，讲话不出响声，出进不留脚印，无工作直接关系绝对不准往来。宿营时，睡觉不脱衣，武器不离身，捆好物资。这些原则成为红军游击战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了游击战术的内涵。
根据敌强我弱的特点，红军游击队采取“赚钱的就打，赔本的就不来；不打硬仗，不攻坚；打不赢就走，走不了就躲”的战术原则，对敌人实行突然袭击和伏击，连续取得“攻打乌迳”、“攻打大庾游仙墟”、“袭击信丰崇仙”等战斗的胜利。这些战斗的胜利不仅鼓舞了红军游击队的士气，而且扰乱了敌军的“清剿”部署，成功打破敌军的第一次大“清剿”。
（三）北山事件与反叛变逃跑斗争
除军事“清剿”外，余汉谋还利用叛徒龚楚破坏赣粤边特委，妄图把项英、陈毅等领导人一举俘获，是为“北山事件”。
1935年10月13日，叛徒龚楚（原中央军区参谋长）率粤军30余人，伪装成红军游击队，潜入到赣粤边，寻找特委。到达北山后，诱使特委后方主任何常林叛变。他们便以开会为名将北山游击队一部集中围歼，除八九人冲出重围外，30余名红军游击队员壮烈牺牲。何常林不清楚项英、陈毅的住处，他们便引诱买米回山的侦查员吴少华带路，但是他们的阴谋被吴少华识破。在到达营地时，吴少华抢先登山，通知哨兵鸣枪报警。项英、陈毅和特委听到枪声后，紧急转移隐蔽。龚楚搞不清楚游击队的力量，不敢上山，只好离去，敌人的阴谋没有得逞。
北山事件后，项英、陈毅估计龚楚可能窜到油山和信丰、南康两地继续进行破坏，立即派人通知这两地的县委和游击队，注意防范，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与此同时，在信南游击根据地，向湘林（原赣粤边军分区的参谋）也相继叛变，向敌人供出了红军部队、机关负责人的姓名住址以及革命群众的情况，给革命工作带来很大损失。
北山事件、向湘林等人的叛变逃跑给特委和游击队深刻的教育，懂得了在艰难的岁月里，必须有坚强的政治思想领导，必须巩固和纯洁内部，加强革命前途的教育。为此，中共赣粤边特委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防止叛变逃跑事件的发生：
第一，加强阶级教育与革命气节教育。赣粤边特委根据项英、陈毅指示，制定了《开展反叛徒斗争讨论大纲》，强调“革命是残酷的阶级战争”，“革命就要斗争的决心，流血牺牲的精神”，以提高部队的士气与革命信念。并在党内、游击队内、群众组织中检查混入队伍中的异己分子，洗刷革命投机分子，大力开展思想斗争，巩固内部。
第二，为防止叛徒破坏，加强了警戒防备工作。北山事件后部队机关派人出去，都要约定时间。到了约定的时间还不见回来，马上搬家。提高警觉性，遇有一点征兆，不大意放过，立即加以判断决定自己的行动。随时处于战备状态，不准脱衣睡，衣被东西时时捆好，以便有情况发生立即行动，未天亮前全部起来，早饭要在天亮前吃完。另外，红军游击队的指挥中心进一步分散，不断转换活动地点与活动方式，让叛徒和敌人无法确认游击队的位置。
第三，确立坚强的政治思想领导，加强革命教育。游击队主要靠坚强的政治领导及领导者的以身作则。领导者的模范作用是非常大的。任何纪律、任何困难，领导者自己要绝对遵守，这在环境的最艰难最困苦的时候有左右全局的意义。项英、陈毅等领导同志，与普通战士一起，同住草棚，同吃野菜，一起浴血奋战，因而获得了战士的信任和爱戴。许多战士看到中央和特委领导都能忍受这么艰苦的生活，再也不想走了。特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放松，坚决进行思想教育。只要敌人不“剿”，特委就组织学习。项英还亲自编写政治教材和文化识字课本，积极推动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
（四）国民党军的连续“清剿”与红军游击队的艰苦生活
1935年11月初，粤军余汉谋部采取“移民并村”和“封坑”手段，对红军游击队实行更为残酷的“清剿”，妄图把游击队困死、饿死在山中。
为了对付粤军的“封坑”，项英、陈毅在信丰县的潭塘坑召开中共赣粤边特委和信康赣县委、南雄县委的联席会议。会议提出了“巩固老区，发展新区”的口号，并着重制定了7条对付“封坑”的办法。为加强地方领导，会议决定中央分局和特委分散到各县直接领导和指挥斗争。领导机关的进一步分散，大大加强了县委区委的反“清剿”能力，也缩小了游击队的目标。
这次联席会议是长岭会议的继续和发展，对赣粤边游击战争的继续坚持起了重大的作用。
游击队在反“封坑”斗争中，根据“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跑不赢就躲”的战术原则，灵活多变，巧妙地袭击国民党军。游击队反“封坑”斗争的不断胜利，预示了国民党“清剿”计划的破产。
1936年2月初，赣粤边出现了多年罕见的大雪封山，粤军乘机向游击队发动了“万人大搜山”，搜山的重点是信康赣区域。
红军游击队采取“敌进我退，攻其不备”的战术，开展了灵活机动的反“搜山”斗争。鉴于南康、大庾和信丰的敌人不属同一建制，绝不能同时进行抄山和协同动作，游击队便在三地来回穿插，躲过敌人“搜剿”。在人民群众的大力配合下，国民党浩浩荡荡的“万人大搜山”没过几天，就被打破。
游击队除了要与敌人作斗争、与部队内的叛徒作斗争外，很多时候是与饥饿、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当时游击战争环境之险恶，斗争之酷烈，生活之艰辛，在中国革命史上是罕见的。如果没有党的坚强领导和战士们对革命的坚定信念，没有群众舍生忘死的支援，要胜利地渡过这漫长的岁月，是不可想象的。
首先是给养的困难。在反“清剿”的紧张时期，红军基本上靠吃野菜、野果、草根充饥。饥饿无时无刻不在折磨和考验着广大官兵，“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叹缺粮，三月肉不尝”。
其次是无房住、无衣穿。许多游击队员几乎没有住过房子，没有脱过衣服睡过觉。开始还能搭棚子睡，敌人大搜山时，连棚子都拆了，在大树下睡。每人只有一条毯子，垫的垫，盖的盖，两三个人合着睡。特委领导成员陈丕显，当时只穿一件夹背心，两条短裤，度过了寒冬。陈毅曾经回忆说：“三年游击战争，是我一生中所经历的最艰苦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