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9年，魏源与龚自珍在北京初次见面，就意气相投。他们都主张“经世致用”，都赞同走革新之路。当然，龚自珍对现实要比魏源等人更敏感，对“衰世”的感受也更深，尽管他还不具备世界眼光，不知道别样的文明。
1841年5月，林则徐被清廷发配新疆伊犁。6月，魏源在京口与林则徐见面，对榻倾谈，思想上产生很多震动。也就是这一次，林则徐嘱他编一部《海国图志》。当年8月，龚自珍应魏源来信邀请，到扬州相聚，得知老友正在编《海国图志》，大加赞赏，认为这才是真学问。自京都相识以来，他们切磋学问，议论时政，或见面，或书信往来，转眼已有20多个年头。8月5日，龚自珍回到当时栖身的丹阳书院。孰料仅仅7天后（8月12日）就在丹阳猝逝，终年50岁。
1842年12月，魏源参考林则徐组织编译的《四洲志》、历代史志、明代以来的岛志及一百多种中外书籍，终于辑成《海国图志》50卷，从而揭开了中国认识世界的序幕。在他们前赴后继、艰苦卓绝的努力下，中国人民开始认识了世界，他们的友谊也将流芳百世。
康有为与墨西哥总统的友谊
人生所贵在知己，四海相逢骨肉亲。
——李贺
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以10万两白银的高价收购康有为的头颅。康有为只能以四海为家，在异地他邦漂泊长达15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周游列国，足迹遍布亚、欧、美诸洲，行程达60万里。在周游世界各地的过程中，他不仅细致地考察了各国的政教、风俗、文物、制度，同时广交天下名流志士和拜会各国政府首脑、要员，从而加深了对世界的了解，增进了中外人民的友谊。其中，他与墨西哥总统迪亚斯的交往，更成为中墨友谊史上的一段佳话。
1901年夏，墨西哥总统迪亚斯电告墨驻美公使，表示希望会见正在美国旅居的中国维新志士康有为，该公使马上向康有为本人转达了迪亚斯总统的盛情邀请。随后不久，迪亚斯总统又来函敦促此事。康有为愉快地接受了迪亚斯总统的邀请，于6月28日抵达墨西哥京城，翌日便受到了迪亚斯总统的热情接待，康有为曾作有《谒墨西哥总统对问记》，详尽地记叙了这次富有历史意义的会见。
当日，康有为驱车来到总统夏宫大门，门卫持枪行礼，并由侍卫官引至金碧辉煌的正厅，稍坐片刻，总统便笑容满面地从里面迎了出来，两人紧紧握手，互致敬意，宾主进行了友好的交谈。康有为首先赞扬了墨西哥在迪亚斯总统领导下，人民安居乐业、政治修明、社会稳定。他说：“今世界治国者，文武成功，以总统为第一英雄，我极仰慕。故我今日以得见为欣幸。”总统十分谦逊，称赞康有为不惧艰险变法图强的精神，并衷心祝愿中国的变法事业取得成功。接着，他关切地询问康有为此行有何事需要帮忙的，愿意大力相助。康有为回答说，准备撰写一本《墨西哥国志》，此行就是要搜集一些材料。总统听后，十分高兴，表示希望能早日读到此书，并将组织人手尽快译成西班牙文。
随后，双方的话题转到了华侨及开发墨西哥问题上来。康有为说：“吾华人今多委资来墨，信总统也，甚感保护之大德。”总统则向康有为表明了“吾国待各国平等，贵国人来，吾甚喜，必力保护之”的立场，表示欢迎华侨投资和开发墨西哥。康有为对此深表谢意。宾主的谈话无拘无束，感情融洽，不知不觉已谈了一个多小时，康有为彬彬有礼地准备告辞，迪亚斯总统意犹未尽，谈锋甚健，诚意挽留，并极为热情地继续向康有为详尽地介绍墨西哥的政治演变及自身经历。又过了一个小时，康有为起身告辞说：“吾今日见世界大英雄甚喜。”总统也笑答：“吾见中国维新者甚喜。”俩人紧紧握手，依依惜别。
接连几天，迪亚斯总统又亲派侍卫官着礼服陪同康有为参观和游览了学校、监狱、博物馆，观看了士兵操演。所到之处，皆以大典相迎。为感谢迪亚斯总统的盛情款待，康有为特意回赠一幅绣缎幕作为纪念，总统很高兴地收下了，并派枢密长回拜送行。
康有为这个被清政府缉捕而流亡的“要犯”、“首恶”，在墨西哥却受到极高的礼遇，并受到墨西哥总统的亲切接见和盛情款待，这表现了墨西哥人民对中国维新志士的敬仰和爱护。当时的中国贫弱、落后，海外广大侨胞如同母亲的孩子，更是备受歧视，“排华”恶浪翻卷。在这种情形下，迪亚斯总统却明确表示了对中华民族平等相待，对在墨华侨大力保护的正当立场，体现了墨西哥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康有为和迪亚斯总统两人的友好交往，并不仅仅是个人间的友谊，也是中墨两国人民友谊的缩影，这段佳话是值得传扬的。
冯玉祥与孙中山的神交互勉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道乖者，不以咫尺为近。
——葛洪
冯玉祥与孙中山生前虽未见过面，但彼此神交已久，坦诚相待，情感深厚。冯玉祥对孙中山非常敬仰，是孙中山革命思想的信徒。他说：“我景仰中山先生已20年，信使往还者已多年，但我一直没有得着见他面的机会。这正是我心中遗憾的一点。可是我从敬仰中对他所生的一种敬爱之情，决不因此而稍有不同。我总觉得自己在精神上和他长在一起，从他跟前我得到启示与鼓励，使我走上革命的道路，明白了救国的要诀。”孙中山对冯玉祥也了解信任，曾派专人将他的手稿《建国大纲》送给冯玉祥斟酌。这种知遇之感和孙中山的谦虚态度使冯玉祥深深感动，难以忘怀。
早在辛亥武昌起义时，冯玉祥就举兵响应。而后，一直追随孙中山的革命事业。1918年冯玉祥为支持孙中山组织发动的“护法运动”，被段祺瑞免职。后因全军将士拥护冯的正义立场，坚决要求冯继续任职，段怕事态扩大，才只好收回成命。冯玉祥事后致书孙中山，表示虽然还不能直接追随他，但精神上已和他结合在一起了。孙中山派人带亲笔信面交冯玉祥；冯玉祥也派秘书去谒见孙中山，表示“只要用得着我时，无不尽力以赴”。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倒戈反直，囚禁曹锟，驱逐溥仪出宫，这一革命行动是与孙中山的帮助支持分不开的。当时冯玉祥对曹锟的贿选和军阀混战深感厌恶，托人带给孙中山对时局的五条意见，提出实行民主、改革政治和团结协商等具体主张。孙中山派代表告诉他，在当前的形势下，首要任务是先打倒反动的直系军阀，冯玉祥答应俟机而动。北京政变成功后，冯玉祥主持召开政治军事会议，将所部改称“国民军”，冯玉祥任总司令，并且请孙中山北上，“共筹统一建设方略。”孙中山致电冯玉祥，热烈祝贺，慨然表示“建设大计亟须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冯玉祥派代表持亲笔信前往广东欢迎孙中山，嘱咐北京警备总司令：“孙先生到京后，一定要尽力保护。”并说：“国民党的队伍，就等于孙先生的队伍，应听从孙先生的指挥。”孙先生扶病上北京时，段祺瑞与张作霖勾结在一起，排挤冯玉祥，冯玉祥被迫通电辞职，到京西天台上隐居，后移往张家口，未能与孙中山见面。冯玉祥得知孙中山的肝癌渐渐加重，即派夫人李德全带着他的亲笔信前往拜望，孙中山这时送给冯玉祥6000本《三民主义》、1000本《建国大纲》和《建国方略》。冯玉祥全数分发给各部队，令官兵列为正课，悉心研读。
孙中山病逝的噩耗传来，冯玉祥所部全体官兵无不震痛，皆缠黑布7日，以志哀悼。冯玉祥写了悼词，对孙中山给予崇高的评价，并表示要为完成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贡献余生。
冯玉祥与孙中山这种神交互勉的友爱之情传为了千古佳话。
孙中山和李大钊
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
——《庄子·山木》
孙中山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是中国国民党的创始人。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袖之一。他们两个人有着深厚的革命友谊。
早在一九一九年，李大钊就结识了孙中山，并且有过接触。一九二二年八月，在军阀陈炯明叛变、孙中山正走投无路的时候，李大钊在林伯渠的陪同下，专程从北京到上海和孙中山见面。孙中山对李大钊这种真诚的帮助感激万分，两个人“畅谈不倦几乎忘食”，非常投机。
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总是欢迎李大钊到他家去，他说：“这是我的真正革命同志。”一九二四年一月，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孙中山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会前，孙中山指定李大钊为北京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代表，并要他提前一个多月赶到广州，协助自己筹办大会的各项工作。会议期间，李大钊是大会主席团的五个成员之一。孙中山很看重李大钊，有关大会的决策性问题，都要同他商量决定。
李大钊对孙中山非常敬重和拥戴。他认为孙中山是亚洲人向着自由与光明奋斗的领导者，是非凡的伟人。
1925年初，孙中山为了谋求南北统一，离开广州北上谈判，李大钊亲自到北京车站迎接。同年3月，孙中山不幸病故，李大钊非常悲痛，领导北京的党团组织，发动30多万群众参加悼念活动。出殡时，他亲自为孙中山扶灵。李大钊还写了一幅长达214字的挽联，表达他对孙中山的深切哀悼。
邓稼先与杨振宁至诚相待
交情老更亲。
——杜甫
在20世纪中叶的科学天幕上，有两颗令炎黄子孙引为自豪的闪亮星斗。它们分别升起在太平洋东西两岸，光芒耀眼，交相辉映。
这是两位卓越的核物理学家。一位是美籍华人杨振宁教授。他与李政道教授共同提出的宇称不守恒原理，开辟了微观粒子研究的新天地，荣膺195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从此奠定了他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成为腾起的科学巨星。一位是中国原子弹、氢弹事业的先驱邓稼先。他为在中华大地上点燃神奇之火，殚精竭思，辛勤耕耘了30年。只是由于他所从事的工作性质特殊，一直到他去世前不久的1986年，他的英名始被人们传诵。
至今鲜为人知的是，这两位同样对科学做出巨大贡献，又走过各自不同人生轨迹的科学家，他们之间相交相知50年，至诚相待，意气相投，他们真诚的友谊，谱出了现代科学史上的一段佳话……杨振宁与邓稼先从小就读于北京西单一所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崇德中学。他们的父亲同在北京清华大学任教，因此两家的来往很密切，从小彼此意气相投。
杨振宁比邓稼先大2岁，他天资聪颖，才思敏捷，是个老师和同学都喜欢的“机灵鬼”。可是他从不恃才自傲，也从不欺负弱小同学。邓稼先也很聪明，但性格较为沉稳，待人忠实厚道，真诚可靠。这两个朋友在一起，互相都很珍视对方身上的长处，并作为自己性格的补充。
抗战时期，他们因学校迁往昆明，又先后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共同在一起学习了3年。他们一起躲警报的时候，共同阅读从图书馆借来的专业书籍，共同讨论物理学上的问题。西南联大的学习生活，对振宁和稼先一生都很重要。他们不但学到了丰富的物理学知识，而且在残酷的战争和艰苦的生活中锤炼了意志，也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友谊。这两个青年亲身体验到民族被蹂躏的痛苦，决心掌握先进的科学知识，将来为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
1945年抗战胜利后，杨振宁、邓稼先先后考取了留美研究生。他们相聚在异国，在芝加哥邓稼先与杨振宁、杨振平（杨振宁的弟弟）同住在租来的一间房子里，一起游玩、散步、聊天，同温儿时的情景，探讨学术上的问题。这是他们在美期间相聚时间最长、玩得最尽兴的一次。在杨振宁和邓稼先的家里，至今仍保存着他们当时合拍的照片。
后来，杨振宁与在美留学的杜聿明先生的女儿杜政礼结婚，在美定居，从事理论物理的科学研究。邓稼先在1950年8月20日，取得博士学位，冲破重重阻挠，于8月29日登上归国的路程。
在美留学期间，杨振宁和邓稼先都是用两年攻下了博士学位，他们却掌握了当时处于世界最前沿的理论核物理科学，为他们将来卓越的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8年春天，一副历史的重担压在邓稼先的肩膀上，他被选作研制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的主攻手。在这个神秘而充满荆棘的领域里开始艰难的起步。
1964年10月，神州升起第一朵蘑菇云，全国人民为之欢腾。杨振宁这时也成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他听到这一喜讯，激动不已。一直想回国看看。由于政治上的原因，1971年才实现这个宿愿。但稼先已被关进“学习班”，由于周总理的干预，这对阔别20多年的老朋友，才得以相见。邓稼先在得到总理的批示后，将原子弹是中国人自力更生制造成功的消息告诉振宁时，他再也控制不住汹涌的激情，热泪滚滚而下。
20世纪70年代，杨振宁更加关心祖国的科学事业，多次到中国讲学和访问，他给稼先带来交响乐唱片及一副设有电脑程序的国际象棋，要稼先注意休息和娱乐。极度的紧张和繁忙，过早吞噬了邓稼先的健康。1985年稼先得了直肠癌，而且癌细胞已扩散……邓稼先住院期间，振宁二次前往医院探视，并在美买到治疗新药，请大使速送北京，但已为时晚矣。1986年6月振宁又来看望稼先，并送上一大束鲜花。稼先吃力地对妻子说：“振宁知道我不行了，所以送来特大的一束鲜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