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四那年，我和好友沈去了同一家报社实习。这是一家有名气的报社，许多人连实习的机会都得不到。
有时候我自己也会惊讶于我和沈的默契，只要我们在一起，我就对任何挑战都充满了信心。而且我们从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住在同一个宿舍，会时不时地有些矛盾和摩擦。我和沈，合作过无数次，竟没有发生过一次不愉快。我们像真正的兄弟那样心心相通，了无隔阂。我们都发誓，将这份难得的友情一直这样持续下去，哪怕是彼此有了利益上的冲突。
带我们两个实习生的是个在报社待了十几年的老记者。他总会有意无意地说起同事之间的竞争和诋毁，说他有个朋友，曾经是无话不谈，可等到后来成了同事，就再也没有了过去那样透明的情谊，话也明显地少了，总是觉得有什么东西隔住了两个人的心；后来因为一次可以迅速得以提拔的采访任务，两个人终于成了无话可说的陌生人。等到朋友被调走，他才突然间醒悟，自己失去了一份多么珍贵的情谊，可是一切都晚了，他们都没有勇气再回到从前。
对这样的话，我和沈从没有放到心里去。我们从没有过分歧和敌意，况且将来如果成了同事，能够对彼此有更切实的帮助，这在人情淡漠的社会里，不是很难得的一件事吗？还有什么能比在工作上有个情投意合的朋友，更让人觉得幸福的呢？所以尽管许多人一再暗示我们，今年报社可能只招一个人进来，但我们还是像以往那样，信心百倍地合力工作，且相信我们两个人最终都能留下来。
有一次我们两个接到一个采访某位知名人物的任务。按照惯例，上下两篇的报道我和沈分开来写，而后再共同修改。原本定好的主题，等到交稿的时候沈突然改变了主意。他坚持说这个知名人物的言行里反映出他性格上的某些缺陷，而且这些缺陷如果不加以纠正，怕是会对他个人和企业都造成坏的影响，所以如果我们另辟蹊径，换一个角度，避开其他报纸都有的先进事迹的报道，肯定能够得到经理的赏识，也一定会引起读者的兴趣。我说我们是实习生，还是按照经理的意思办吧，否则稿子出来了，引来争议，被批是小事，怕是工作也会保不住。沈没再与我争辩，但在第二天的报纸上，我却发现我写的那一部分，早已被沈改掉了，尽管署名还是我们两个人，而且他一如既往地将我的名字写在前面，但我的心里，却突然间有一丝的憋闷。那篇报道果然引来了很强烈的反响，而且有许多报纸将那篇报道转载了去。每周的例会上，经理毫不吝惜对我们的称赞，又说相信以后我们会做出更多角度独特的报道，给报社带来更大的知名度。
例会之后沈拉我去喝酒，我却找了个理由推掉了。我第一次发觉，没有我，原来沈一样优秀，而我没有沈，却会突然地黯淡下去。那段时间，因为几名记者被抽去外地采访，我和沈的任务一下子增多了。经理开始让我们分开去采访，这让我们有了更多表现的机会，亦让我和沈鲜明地将各自的实力摆在了经理面前。沈一向是个聪颖的人，再小的任务，他都会写出漂亮又吸引眼球的报道来，而且他有天生的勤奋和努力，别人不愿干的采访，他总是主动接下来。他的名字，愈来愈多地出现在报纸上。经理甚至有一次当着全体员工的面，给他发了红包。那是第一次我坐在台下，看着台上领奖的沈，没有我站在身旁陪伴，沈似乎也有一丝异样，但更多的，我看到的，还是他的兴奋与喜悦。
那天晚上沈来找我，我坐在电脑前写着新闻，没理会他递过来的烟，还有提来的酒。他一个人在我身后默默吸了许久的烟，终于站起来，拍拍我的肩，一言不发地走开了。听着门在身后闭上的声音，我的心也突然像被切掉一块似的，剧烈地疼起来。
实习结束的时候，我收拾自己的东西，打算离开报社。我早已听说，我和沈只留下了一个。被PK掉的那个人，我想当然会是我。去经理那儿领最后一份薪水的时候，我却同时接到了经理的聘任书。我惊讶地问经理：“那么沈呢？”经理一脸可惜地说：“他说他已经与北京的一家报社签了约，我本希望你们两个都可以留在本报的。”
我打电话给已经飞去北京的沈，在说了一句“好兄弟”之后，哽咽得再也说不出一个字。沈在电话那端哈哈大笑：“毕业的时候说好不分手，不许哭，现在我们还没毕业，怎么你这家伙就先没出息地哭了？况且，我们兄弟俩可是说好了让这份情谊长满白胡子的噢！”我终于笑出来，我说：“兄弟，我等着你从北京回来与我拼酒，但是只拼酒，不吃散伙饭，你跑再远，也别想与我散！”
其实什么都不必说，我和沈都明白，这份兄弟间的情谊，是会天长地久地与我们一路同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