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襄王即位三年之后死去，太子赢政继立为王，尊奉吕不韦为相国，称他为“仲父”。吕不韦掌握了秦国的军政大权，几乎等于掌握了秦国的全部财产，这时他才真正从他的投资中获得无穷大的回报，实现了自己少年时扶植国君获利的目的。在这场博弈中，华阳夫人是赢家，赢得了下半辈子的锦衣玉食的生活，但最大的赢家是吕不韦，他几乎赢得了整个秦国，如果传说中秦王赢政是吕不韦的儿子属实，那他就赢得了整个中国，他应该是中国博弈史上最大的赢家。我们把吕不韦和华阳夫人都看做是投资商的话，那么他们的博弈就可以用下图表示：
一个规则制定出来，就要有人去遵守，这样规则才有存在的意义。而规则是否被遵守，就要靠监督和审查。而监督和审查，理想的状态下就是考察人们对规则的遵守情况。实际上却远非如此，很多时候，负责监督审查的人，都是为了维护规则制定者的利益而进行自己的监督工作的。
对规则的制定者来说，遵循他所制定的规则的人，就是善良的，反之，就是邪恶的、有野心的。所以，规则的制定者需要一批为了他的利益而对他人进行监督审查的人。看起来这就是一种判断善恶的监督机制，而实际上，所谓的善恶，只是对制定者而言的，所以，监督者最终是为了制定者的利益而服务的，并不是只拘泥于一些具体的规则内容。
通过监督者，规则的制定者建立了一个体系，就是执行者要按照自己的规则办事，监督者则用来限制执行者并且维护规则背后的制定者的利益。打着善恶的旗号，实际上进行的却是保证规则制定者的私利的买卖，就好像那个面目奇异但实际上具有甄别善恶的怪兽獬豸一样，只不过是善恶标准的带制定者所豢养的工具而已。
汉武帝时期御史的领袖人物是张汤，就是一个被规则制定者（皇帝）豢养的典型的獬豸（獬豸是中国上古传说中的一种神兽，能辨曲直，见人斗即以角触不正直的那个人，闻人争即以口咬不正直的那个人，被视为严格执法的象征）。
张汤的出人头地，是审理武帝陈皇后“巫蛊之狱”的案件。陈皇后的母亲却仗着自己是皇帝的姑姑、皇后的母亲而贪得无厌，经常提出无理要求以满足自己的私欲。久而久之，汉武帝对她们母女开始不满，汉武帝后宫的美女却越来越多，夫妻之情便越来越疏远了。陈皇后为了挽回武帝的宠爱，就找来女巫作法，此事被武帝知道之后非常生气，认为皇后有意加害自己，便命令御史查办。
当时，张汤只是一个普通的御史，但是他抓住机会，顺着汉武帝的意思去审理案情，便造成了“巫蛊之狱”。张汤借审理巫蛊一案的机会，将后宫的斗争与朝中的争斗之间的关系一点一点揪出来，而且自己毫不偏向哪一方，既把可能危害武帝安全的人都依法治罪，又让武帝觉得他毫无私心。果然，张汤的立场让汉武帝非常欣赏，武帝需要的就是能够按照他个人的意志去做事的人。他看中了张汤的这个优点，连连提拔，让他从一个御史升为太中大夫，后来又提拔他做专门负责刑法事务的廷尉。
张汤不仅在审理案件时揣摩汉武帝的心意，连一些细枝末节也要投武帝之所好，以博得武帝的赏识。张汤就像汉武帝豢养的獬豸一样，对汉武帝惟命是从，在对汉武帝的宣传上已经达到了虽小善亦张扬，虽大恶亦掩饰的地步。只要是皇帝不喜欢的人，他就严加查问，不遗余力。作为主持国家法律工作的长官廷尉，他竟然以皇帝的是非作为判案标准。
在张汤努力成为武帝身边最忠诚、最能维护皇帝利益的獬豸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契机，就是诸侯王谋反的案子。汉武帝时的诸侯王谋反，是淮南、衡山王在元狩元年的联合反叛。反叛被平定之后，皇帝自然要追查反叛者的同党，而这个任务就落到了张汤身上。张汤从根本上进行追查，据记载，牵扯到的两位诸侯王作乱的党羽，在叛乱过程中死的加上张汤事后查办杀头的，共有数万人。即使张汤亲手查办的仅仅是其中的十分之一，数目也有几千人，这个数目在当时的刑事案件中非同小可，可见他对此事的卖力程度。
规则的制定者需要一批为了他的利益而对他人进行监督审查的人，看起来这就是一种判断善恶的监督机制。而实际上，所谓的善恶，只是对制定者而言的，所以，监督者最终是为了制定者的利益而服务的，并不是只拘泥于一些具体的规则内容。
在彻查此案的过程中，张汤查到严助和伍被也与谋反的诸侯王暗中勾结。这个结果让所有人都始料不及，因为他们两个是武帝身边的红人，尤其是严助，武帝把他视为心腹之臣，谁曾想他会做出与叛逆来往的事情。
当时，按照武帝的意思，准备将严助、伍被二人释放，因为武帝是一个比较念旧情的人，不忍心处治他们。但是，一旦释放他们，张汤的未来就不知会怎样了，毕竟他们与反叛者的勾结是张汤审问出来的，如果他们被释放，日后还有被皇帝重用的可能，那就难保他们不在皇帝身边说张汤的坏话。而皇帝是张汤找到的最可靠的保护伞，一旦有人离间皇帝和他的关系，他张汤的下场将不堪设想；但如果不放他们，皇帝那里恐怕不好交代，而且违背皇帝的意愿去办案也是他不敢冒的风险。
张汤万万没想到，自己出力办案向武帝效忠，最终却出现了让自己进退两难的尴尬局面。但是，他凭着对汉武帝的了解，迅速想出了对策。于是，他在朝堂之上坚持己见，不惜与武帝进行争论。他说：“伍被参与了谋反计划的制定，而严助这个人作为能够在内宫出入的心腹大臣，又是您的亲信，居然私下和诸侯结交，并且犯下如此大的罪行。如果不杀了他们以正国法，恐怕以后对亲信的大臣就更不能约束了。万一他们仗着自己是您的亲信就肆无忌惮，难保日后不再做出对您危害更大的事情，到那时候再想处理，就悔之晚矣了。”
汉武帝见他的想法十分得体，而且还指出了不惩办二人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心中十分赞同他的建议，便忍痛应允将严、伍二人依法治罪。
因为张汤处处为汉武帝考虑，甚至能在武帝自己拿好主意之前提出自己的想法，而且办事滴水不漏，武帝觉得他是一个堪当大任的人才，便任命他做御史大夫——御史机构的首席长官和副宰相。
张汤在监督群臣的过程中，以汉武帝的好恶为好恶，一切都为了汉武帝的利益出发，而汉武帝也感觉到了张汤对自己的维护，所以十分信赖他。不但如此，作为张汤的保护伞，汉武帝还经常在关键场合为张汤撑腰。在匈奴派遣使者要求和亲时，博士狄山因为在言语上冒犯了张汤，并斥责张汤是“诈忠”，令汉武帝勃然变了脸色，找到狄山言语中的一个空子便派狄山去汉朝与匈奴的边界镇守，结果狄山被匈奴所杀，汉武帝才觉得为自己和张汤出了一口恶气。
张汤和汉武帝之间，正是一种为了维护一种博弈规则，而互相支援的稳定状态。所以，他们的矩阵图应该如下：
驯养獬豸的学问克制暗箱操作注意事项
在博弈中形成的规则，大部分时间里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即使是参与者是一强一弱仍是如此，因为规则并不意味着优势一方想占什么便宜都能占到，它总能满足弱势一方的某些利益。博弈双方在博弈之初，都不知道对于这次博弈，自己的期望值应该定在何处，自己的利益满足到何种程度自己才会觉得满足和能够接受，他们往往是在博弈过程中，摸清对方的意图之后，明白了他们各自能获得的利益份额究竟是多少。在这个均衡点上双方达成了妥协，取得纳什均衡。
这时，如果劣势一方中有人想对这个点作出有利于己方的位置改变，他一定会遭到优势一方的还击。博弈的规则大部分是优势一方制定的，但处于劣势的一方并非没有改变规则的可能，只是看他如何来打碎它，取得新的均衡。玄武门事变就是这样一个成功的事例。
唐太宗的即位是通过兵变得到的，而且杀死了自己的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事后虽然采取了不少的补救措施，但亲兄弟之间这样的结局总让人有些心存芥蒂。
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历史就是有这种过多的血腥味儿，无毒不丈夫，用这句话形容帝王位置的血腥争夺战看来还是比较准确的。
历史上，由于唐太宗统一全国的赫赫战功，在玄武门事变，即位之后，对内在较长的时间里可谓是兢兢业业、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开创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为唐王朝走向强盛的顶峰奠定了基础；对外，他解决了从北朝以来，长期威胁中原政权的游牧民族势力，可贵的是他并没有夷夏之分，对每个民族都一视同仁，有利地促进了民族融合。后代子孙及史学家抱着为亲者讳、为尊者讳的态度，将玄武门事变演绎成太子为了保住自己继承人的地位，不断通过各种方式陷害李世民，被逼上绝路的李世民没有办法，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才出现了玄武门事变。历史的真相真是如此吗？如果按照现代博弈论来分析，可能在这场皇权的争夺战中，采取阴谋，改变游戏规则的可能更多的是李世民。
李建成并非像小说中那样描绘的平庸无能，如果将李建成和李世民的位置换一换，李建成并不一定干得比李世民差劲，李建成的军事才能从两次行动中就可以看出。李渊太原起兵后，兵分两路，由建成和世民各率一路，直指关中，目的是一举夺取隋朝的心脏地带，震慑群雄，李建成一路过关斩将，顺利完成任务。
另一件事是在击败并俘获深得人心的农民起义领袖窦建德后，李渊不该将其在长安斩首，窦的部将刘黑闼两次起兵反唐，第一次被李世民镇压下去，但由于残酷迫害，刘黑闼不久又卷土重来，打得唐军不敢开关迎敌。在这种情况下，李建成主动领兵，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安抚为辅，使河北的叛乱彻底平息。
这些事实表明，李建成不仅具有较高的军事才干，还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在政治上，李建成是长子，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度，他是大唐王朝理所当然的继承人，由于名正言顺，在中央和地方得到的支持都较世民多；在人才方面，李建成拥有魏征、王圭等人；作为太子，他手中所掌握的军队也不比秦王少。但为什么李建成在皇位的争夺战中却以失败而告终呢？
如果按照规则进行博弈，李建成的势力，再加上齐王李元吉的支持，秦王李世民继承皇位的希望是非常渺茫的。
我们知道，决定博弈结果最终还是靠综合实力，而事实上太子府加上齐王府的实力比秦王府要雄厚得多。但史料记载的大部分是李建成兄弟如何谋害李世民的事情。
在玄武门之变以前，李建成和李元吉便多次想除掉李世民。有一次，李世民随李渊到齐王李元吉府上，李元吉就打算趁机刺杀李世民，大概李建成觉得不好当着父亲的面做此事，所以制止了李元吉。
历史记载，626年（武德九年），有一天，太子李建成晚上找李世民去喝酒，在酒里下了鸩毒，李世民心痛剧烈，吐了几升血，幸亏淮安王李神通将李世民送回秦王府才得救。
李建成和李元吉并没有就此罢休，相反更加紧了行动。建成私下派人送了一封信给秦王手下的男将尉迟敬德，表示要跟尉迟敬德交个朋友，还给尉迟敬德送去一车金银。尉迟敬德跟建成的使者说：“我是秦王的部下。如果私下跟太子来往，对秦王三心二意，我就成了个贪利忘义的小人。这样的人对太子又有什么用呢？”说着，他把一车金银原封不动地退回了。虽然收买秦王府将领的阴谋没有得逞，但在李渊的支持下将房玄龄和杜如晦调出了秦王府，削弱了李世民的力量。在激烈争夺继承权的时候，恰逢突厥南侵，李建成和李元吉觉得时机到来，便由李建成建议让李元吉代替李世民北伐突厥，李渊同意了。
然后，他们就进一步提出，调秦王的部下大将尉迟敬德和秦叔宝等人随同出征，还要求将秦王的精兵划归李元吉统领。这很明显是想孤立李世民，然后再下手除掉他，但李渊也同意了。李建成和李元吉商议在出兵饯行的时候，派人将李世民刺死。太子李建成的一个属官得知后，马上向李世民报告了这个机密消息，李世民决定先下手，以免后患。
博弈的规则大部分是优势一方制定的，但处于劣势的一方并非没有改变规则的可能，只是看他如何来打碎他，取得新的均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