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医院 蒋以山
１９６５年我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分配到复旦大学保健科工作。当时，我心里老大不情愿，认为在大学保健科当医生医术上难以提高，但在当时青年人对党的安排是绝对服从和相信的，加上我有浓厚的报恩思想：我在大学学生时代，正值印尼政府排华尤烈的年代，后又发生了 “９３０ 事”件，印尼华人的处境异常艰难，与中国政府有联系也是件危险的事情。因此，我与在印尼的家人极少联系，我的伙食费是政府提供的，又值 “困难时期 ”，政府对归侨学生有一些照顾措施，我对政府非常感激，感到应该无条件报效国家和人民。于是，我也就安心在复旦工作了。几十年来，我虽然在医术上没有多少长进，但我以热情服务和认真负责的精神，与复旦的师生结下了深情厚谊。
我来复旦已４０多年，不像在医院工作那样在医术上有很高的造诣，但我以真诚的心和认真负责的精神，热心地为复旦人服务而获得好人缘，在各个院系的师生中都交了不少的朋友。我已退休，但许多人有个头痛脑热仍喜欢找我，健康上的疑惑，更是要来问问蒋医生。而我也向大家学习了许多，由于同住一院，又有 “文革 ”那段缘，我和张薰华、宁荫夫妇交往更多。
２００６年６月，为了祝贺中学母校建校九十周年，我准备以画志庆，需要参考一些素材，我的太太立即想到同院的宁荫大姐。在院子里她遇到宁大姐，向大姐借用有关的画，宁大姐非常爽快地答应了。几天后，电话联系，宁大姐说早已准备好了，可马上去取。到了她家，她已经整理好几本画册。由于１０多年没有画画，我的颜料已干结， 宣纸也没有，大姐立即拿出几张上好的宣纸和墨汁及未开封的几支国画颜料，我向大姐请教些国画的技法。我断断续续地画了几天，把未完全画好的画请大姐指点，她点拨了几处需要修改的地方，并取纸笔教我如何调色、如何用笔，作了认真的示教。回家后，我按她的指点修改，画幅果然比较地 “顺眼 ”。我没有专门学习过国画的笔法，只是在 “文革 ”期间不时看伍蠡甫教授画画，有时请教些有关美术的知识，我的 “中国画 ”只能说 “顺眼 ”，谈不上国画的韵味，只是表示我对母校的一片心意。宁大姐不但送纸、墨汁和颜料，细心赐教，还帮我请人裱画，我这幅画几乎是大姐 “包办 ”的，宁大姐的帮助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我终身难忘。在几次闲聊中，我与宁荫大姐、张薰华教授还有至今我才知道的一段情缘：我是宁大姐从上海第一医学院 “要来”的，大姐经常在我太太面前夸我。
张薰华教授是老革命、老复旦、老领导，但平易近人，和我是 “忘年交 ”。我来复旦第二年，“文革 ”就开始了，有些人人性泯灭，什么师生情、同事谊，全滚他 ××蛋，他们怀着不同的目的，你斗我，我斗你，斗得天昏地暗，斗来斗去不少人斗到自己的头上，到醒悟时方知被利用，上当受骗。身为经济系主任的张薰华教授是 “当权派 ”、 修“正主义学术权威 ”，自然被隔离审查。不堪回首的肉体折磨和人格侮辱，使瘦弱的张教授差点丧命，但他坚守两个原则：一是要坚持、不能死；二是不能说假话害人。一些外地来 “外调 ”的人到 “牛棚 ”调查张教授的学生，他都实事求是地回答。由于没有按照 “政审 ”人的假设提供 “证据 ”，经常会受到外调人员的训斥。张教授平时严格地要求学生，教导学生，有位学生曾受到张教授的批评，此时他乘机报复，批斗时让张教授 “坐喷气式 ”，乘势拳击他的右眼，幸亏张教授闪得快，那拳头击在右颧上，否则右眼将被击瞎，当时右颧鼓起一块血肿，如今张教授的右颧仍留下一块青紫斑。此人后来从外地来上海应聘职位，出于某种心态，他在电话里向张教授作了 “道歉 ”。有一次，在“忆苦思甜 ”的日子里，硬逼着张教授吞下粗硬的 “忆苦饭 ”，使他不能排便、不能排气 （放屁 ），腹部鼓胀，憋得他透不过气来，气息奄奄，看守的人也有点害怕了，叫我出诊。我做出诊断后便用手指 （没戴手套 ） 把硬结的粪便一点一点地抠出来，张教授一阵轻松，缓过一口气，此后张教授一直把我当 “救命恩人 ”。事先我并不认识张教授，那年代我为 “人命案 ”和到隔离审查室 （牛棚 ）的 “牛鬼蛇神 ”诊病不少，许多 “事”尚记得，但人名基本上记不住了。有的 “事”我也没有在意，像张教授的这件事我也忘记了，但他却终身不忘。又如，上世纪８０年代初，图书馆的黄冠群先生到保健科看病时，他常感激地对我说：蒋“医生，我太感谢你了，没有你，我这条命早没了 ！”我问是怎么一回事，他说：那“时我被红卫兵打得很厉害，你给我看病，你骂红卫兵不能这样对待 ‘犯人 ’，打人致命是要偿命的，叫红卫兵不可以再打。从那天开始，他们没有再打我，否则，我早被红卫兵打死了，真谢谢你啊 ！蒋医生。这”事我也忘记了，想不到我凭着医生的天职，无视什么 “阶级立场”，出于人道主义的精神，不仅靠医术，还凭着正直、良心、无畏，救护和保护了许多无端被迫害的人。作为一名医生，我并未曾想到今后要求 “报答 ”，但我却收获了友谊和真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