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傅琛
我不知道老师是否真的期待过我的电话，但我知道因为这个迟迟未打的电话，我永远失去了给老师打一次电话的机会，我的心中留下了永远的遗憾和愧疚。
15岁那年，我跟着母亲随军，从江西到甘肃，在部队驻地附近的一所县城中学上高中。班主任朱老师，50岁左右的样子，挺拔高大的身材，儒雅的气质，尤其是冬天，穿上黑色尼大衣，围上格子毛围巾，更是风度翩翩。我惊叹：在这西北小城，竟会有如此气度不凡的老师！后来才知道，朱老师是上海人，20世纪50年代华东师大的高材生，毕业后支援大西北去了甘肃。离开大上海，扎根于这西北小城，耕耘在三尺讲台。欣赏之余，不由得对老师多了一份敬佩。
老师知道我刚刚从南方来，对我似乎有一种特别的亲切和关爱。他把我们一家当做他的半个老乡，有时候对我说上几句上海话，问我听不听得懂。记得下大雪的一天，老师问我，下这么大雪，中午还回家吗？我说带了饼，不回家。他就叫我去他家吃饭，他说：“你一个刚从南方来的女娃，哪里吃得惯这又冷又硬的饼，我叫你师母做米饭给你吃。”还记得，高考后的一天，老师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口，一脸欣慰的笑容。他亲自把大学录取通知书送到我家。他对我父母说我是他班上考得最好的学生……
大二寒假，我最后一次回甘肃的家，去看了老师。之后，父亲转业回到江西，我就再没有去过甘肃，再没有见到过老师。但每一个新年到来时，我都会记得给老师寄去一张贺卡，写上我深深的想念和祝福！老师从不回信，我也从不介意。
前年10月的一天晚上，我意外地接到老师的电话。将近20年了，我又听见了老师的声音，感觉是那样的真切又是那样的遥远，是那样的熟悉又是那样的陌生了。我从老师那南腔北调中，听出了岁月的沧桑和时光的流逝。老师说他那天在街上遇见我那时的同桌，和她说起我，向她要了我的电话。老师说，你每年寄来的贺卡我都收到了，我老眼昏花了，看不清上面的地址，没有给你回信。听得出来，老师满怀歉意。我对老师说，回不回信都没关系，重要的是您能看到我的贺卡，知道我这个远方的学生一直想念着您，这就够了。老师很开心地说着，我怕他说掉太多的话费，就对他说：“老师，您把电话号码告诉我，到时候我给您打电话。”去年春节，我真想起来要给老师打电话拜年。可是当时把电话号码随手记在了一张纸上，那张纸怎么也找不着。我想打电话问同桌，又因为一个什么事情转身就忘了。直到去年4月，我突然接到同桌的电话，我正想问她老师的电话，没等我开口，她说：“朱老师昨天去世了！”我当时就蒙了，我说，我还没有给他打电话呢，他怎么就可以走了呢？深深的愧疚和隐隐的悲痛顿时汹涌着袭上心头。
我不知道老师是否真的期待过我的电话，但我知道因为这个迟迟未打的电话，我永远失去了给老师打一次电话的机会，我的心中留下了永远的遗憾和愧疚。又是一个新年将至，又是寄贺卡的时候，却少了一位收贺卡的人。我只能在心里对着天国给老师打电话：“老师，您能听见我的电话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