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经营项目广泛，涉足各行各业：文房四宝、陶瓷、漆器、食盐、木材、典当、茶叶、布匹、丝绸、粮油、药材、茶馆、钱庄，以及南北杂货、京广百货等。商人“兼业”或“兼营”是徽州商帮中一个十分突出、而且较为普遍的现象，诸如两淮盐场的徽州盐商，把持了两淮盐业后，徽商又在典当、茶叶、木材诸行业呼风唤雨，形成了“无徽不成商”，“无徽不成镇”的鼎盛局面。
1想赚钱去卖盐
食盐是人人都必需的消费品，明清时期盐的产量不高，成为最紧俏的商品，如能经营盐业必将获利丰厚。两淮盐场产盐最多，盐利最大，因而也就成了徽商竞趋逐利的地方，直至将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击败。
在清代，徽州盐商内部的专业分工及其组织机构非常细密。当时在扬州的徽州盐商，或为场商，或为运商，各有其生财之道。
场商是寓居各盐场的商人，他们专向灶户收购食盐卖给运商，是商人中直接控制盐业生产，并与灶户建立包销关系的一部分商人。他们利用贷本取利、压价收盐等手段盘剥灶户。有的场商还招募盐丁自行生产，牟取厚利。徽州场商人众，他们的经营对整个两淮盐商行销活动影响极大。
运商是专事办引销盐的商人，他们以极低的场价购买食盐，运至销盐口岸高价发卖，获利最大。如休宁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间从事贩盐，拥有船只千艘。当时的湖广是淮盐畅销口岸，所销之盐占淮盐的一半以上。徽商凭恃其雄厚财力，把该地行盐的权利控制在自己手里，使之成为他们取之不尽的财源。
明末以来，徽州盐商已形成集团，控制了淮盐产、供、销的特权，在两浙业盐活动也十分活跃。在这种条件下，徽商中的“总商”所攫取的盐业高额利润是惊人的，因此积累的资本极其雄厚。时人有“江淮繁富，为天下冠”的说法，连万民之上的皇帝都眼红两淮大盐商，惊叹：“富哉商乎，朕不及也。”
2要想富开典铺
典当业是中国封建社会里最古老的一种信用行业，通常称之为“当铺”。典当业与其他行业相比风险小，获利稳，因此徽商继盐业后大举进入典当业。
明清时期，徽商经营典当业遍及长江中、下游一带城镇。历史上记载说：金陵当铺总有500家，大部分为徽商所有。后来他们把典当行设到乡村小镇，至此社会上又流传起“无典不徽”的谚语。就连典当行的掌柜称为“朝奉”，也源自徽商俗语。
长江以北，徽州典当商也很得势。北京和山东、福建、广东诸省都有过徽州典当商的踪迹。徽州典商人数众多，大多是休宁人，并且出现不少典业世家，典铺分布广，典业规模大。有雄厚的资本作后盾，加上世代相传，专业易精，讲求商业道德，徽州典商迅速发展。
在取和予上，徽州典当商很注意掌握分寸。在“予”时好像吃了亏，而在“取”时却终究能占大便宜。明代休宁人程锁在江苏溧水开当铺，坚持“终岁不过什一”，“使得细民称便，争赴长公（程锁）”。他本人也从一个资本不大的典当商，成了“累资万金”的富翁。
典当业风险较小，获利丰厚。当铺收当物件，首先要由当商进行估价，估价时当商都尽量压低该物件的实际价值，当物人明知估价过低，为了急于借贷银钱，也不敢争辩。当铺惯例，“值十当五”，即所当物件如果估价10两银子，只能借贷5两银子，这借出的银子又是按月计息的。贫穷者借了高利贷，哪里还会有“翻身”的机会，拿去典当的东西大多有去无回。典当老板则是以半价形式变相收取各种抵押品，如果有人想赎回，则往往是要支付高于原价几倍的价钱。
典商因经营的不是一般商品，也不用担心随着市场行情的波动商品有积压贬值的风险。只有人求于己，罕有己求于人。另外，典业税额极低，一个有数千金至数万金资本的当铺，每年只纳数两典税。这种风险小、获利稳、税额低的行当，徽州人何乐而不为呢？
明清时期，徽州人开设的典肆遍布全国，典当业发展成为徽商4大店业（盐典茶木）之一，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资本之雄厚，是其他商帮不能比的。有的由典当起家，后来还成为钱庄资本家。清代最盛名的钱庄当属胡雪岩的杭州阜康银号，胡雪岩先后在杭州、上海、宁波、福州、镇江、长沙、汉口设立钱庄20家，聚资2000多万两，时称全国第一大财东。
3要发财贩木材
历史上徽人经营木业而出人头地者不乏其人，他们往往利用替宫廷采办木材的机缘，因致大富。如明万历年间修乾清宫、坤宁宫，徽州木商在北京大肆活动，利用采办官物，进行木材走私。
明朝天启年间，歙县西溪南人吴养春在黄山占有山场2400多亩，每年单木材一项收入就有几万两银子，天启皇帝在北京建宫殿都用了他的木材。再如，明崇祯七年工部修造皇陵，祁门木商廖廷训受命采购木材，诏赠“御商”。
徽州木商贸易的重点是将西南、福建、江西、徽宁的木材运往江南地区，因而长江沿岸的城镇是徽州木商活动的重要地点。南京是长江下游地区的木材运往江南各地的最大中转站，徽州木商在此人数众多，资本十分雄厚，他们还在上新河一带建有徽州木商会馆。镇江是长江木材由运河北上南下的航运枢纽，苏州和杭州也是江南木材转运的重要基地。徽州木商在这些城市都有同业公所和会馆，并且他们的经商足迹还深入到邻近地区。
尽管在运输木材时，“以其赀寄一线于洪涛巨浪中”，有很大风险，但徽商中经营木业的仍然很多，利润丰厚乃是其中的关键。木商们心里明白，只要他们善于经营，多能发家致富。有个董姓商人运木时碰到涨水，木材漂失大半，他把剩下的小半出售后依然能够还本，如果不遭损失，这一趟经营下来，定是狠赚了一笔。
靠贩运木材发迹的徽州商人很多，他们经营一段时间后大多资本雄厚，所以徽州习惯上把盐商木商同等看待，以致流传这样的谚语：盐商木客，财大气粗。
4做茶发财如去河滩拾卵石
徽州山区盛产名茶，尤以休歙所产的松罗茶最受消费者的欢迎。宋元以来，徽商就已开展以茶易米的活动，以补当地粮食的不足。歙人许承尧的先世早在明朝正统年间，就已远赴居庸关从事贩茶活动了。此后徽州茶商在北方日趋活跃。
明清之际，海内外饮茶风气普及，徽州茶叶的销售大增，徽商为之忙得不亦乐乎。于是茶叶贸易遂成徽商经营的“巨业”，徽人中也出现了不少“世守其业”的专业茶商。在从事茶叶贸易活动中，徽商多采取茶叶收购、加工、运输、销售的“一条龙”经营。
茶商之所以能在竞争中取胜，主要在于读书明理，精于筹算；以义为利，财源不竭；审时度势，灵活经商；富而张儒，仕而护贾。著名的徽州茶商有谢正安、胡元龙、汪立政、吴荣寿等。
公元1875年（清光绪年间）歙县人谢正安创办“谢裕大”茶行，在歙县漕溪（今黄山市徽州区富溪乡）收茶，制作“黄山毛峰”，并灵活运作茶叶出口贸易，美、俄等国茶商纷纷争相订货，一时竞购者众，遂成达官贵人饮用和馈赠之珍品。此后远销关东、京、津、鲁各地，备受欢迎。于是，“黄山毛峰”香飘万里，一时声誉鹊起，被公认为绿茶中之极品。谢正安遂成徽州府5大茶商之首，皇清诰封奉政大夫、驰封朝议大夫，成为与外商交易时一位当朝的“红顶商人”。
祁门贵溪人胡元龙第一家经营祁红，人称胡元龙为“祁红鼻祖”。清光绪初年，绿茶滞销，胡元龙着手改良，试制祁红成功，并推广到历口等地。胡云龙的商号为“胡日顺”，英、美、法等国茶商多向其采购，雇佣的制茶工人也逐渐扩展到湖口等地，品质也得到提高。祁红与婺绿、徽州珠兰花茶、松萝等徽州名茶，在欧美等国际市场上久享盛誉，是出口茶之大宗。1915年，祁红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膺金奖。
道光末年，绩溪人汪立政在上海城南创设“汪裕泰茶庄”。汪立政祖孙三代，历120年，先后在上海等地开设了茶庄、茶行、茶栈20余爿，久负盛名。慈禧太后重建颐和园祝六旬寿诞，“汪裕泰茶号”以“金山时雨”入贡。1915年汪裕泰精茶参展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并获金奖。
民国期间，歙县人吴荣寿在屯溪专制外销茶，先后在屯溪开设怡和、怡春、永源、华胜等18家茶号，年销数千担，最多时年销达20，000担，几乎占“屯绿”外销总量之半数，被称为“茶叶大王”。吴荣寿另还开设吴益隆酱园，屯溪街上拥有店房数十幢，真是富甲乡里，煊赫一时。
5粮业棉布制造巨富
粮业是徽商最早涉足的行业之一，早在盐商、典商还未兴起之时，徽州粮商就已活跃四方了。起初，徽州粮商是外采内销，从邻近州县采买粮食，在境内销售。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暑夏，黟县乃至整个皖南山区都出现了百年未遇的大旱，精明的胡贯三几年前就想到了“黟县缺米，皖南少粮”的问题，在鄱阳湖四周产粮地区，投资建起了一座座囤购大米的粮仓；在阊江流域，租下了一条条运粮船队；在黟县关麓的西武岭古道上雇了上百人的骡马大队。为做好这个庞大的运输队伍服务的茶馆、饭店也相应发展起来，从江西贩粮到祁门、黟县、太平等地去出售，形成收购、运输、服务、出售一条龙。
这个不同寻常的场面，持续了两年多时间，胡贯三的经商观念和理财经验也日趋成熟和老练。这时，通过他人的举荐，第二年他就离开了万安镇先去江西景德镇，而后又到鱼米之乡的鄱阳湖去闯荡天下。从江西贩运大米来，又把皖南的土特产品运往江西出售，如此循环交流，薄利多销，资金运转快，效益也颇好。胡贯三一贯讲究商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仁义至上。”居商无狡诈之心，秤平斗满，价格公道。丰年不压价伤农，灾年也能平价出售。他很快赢得了声誉，为以后做更大的生意打下了基础。
到了明朝中叶，徽商的贩粮业开始外采外销。当时湖广地区成为当时产粮大户，俗称“湖广熟，天下足”；而当时素称“鱼米之乡”的苏浙地区，侧重于桑蚕的养殖，粮食主要靠外地贩入。西粮东运就成为当时的经济现象，徽商在这支运粮队伍中异常活跃，成为吴楚之间从事粮食贸易的主要商帮。
徽商一方面继续把粮食运回徽州销售，另一方面更多地参与沿江粮食贸易，从四川、湖广、江西等沿江区域采购大米运到江浙一带销售。乾隆年间徽州休宁人吴鹏翔贩运四川米沿江东下，正好碰上湖北汉阳发生灾荒，他一下抛售川米数万石，由此可见贩运的规模。徽州的粮商信誉很好，获得了许多当地地方官的信任，每逢灾年，地方官常常委托徽商到外地采购粮食。
徽州粮商在贸易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经营特色：一是粮食经营与食盐经营相结合；二是粮食经营与棉布经营相结合。随着江南棉布的进一步商品化，徽州布商的足迹很快遍及苏浙盛产棉布的大小城镇。
康熙年间，徽商汪某在苏州开设“益美”字号声誉大起，一年中售布达百万匹。自此以后的200年间，各地都把益美的色布奉为名牌。徽商还是最活跃的棉布贩运商，康熙时徽商在北京前门外开的日成祥布店生意就十分兴隆。
清末民初民族资本家休宁县城人汪宽也被聘为“祥泰布庄”管事，他精心运筹，严把质量关，并从休宁聘请名染匠精染，使布匹的质量超过赫赫有名的“阴丹士林”布。数年后，“祥泰”毛蓝布以质优价廉畅销全国，并出口东南亚和法国。“祥泰布庄”因此跃居全国同业之冠，盈利丰厚，股东汪厚庄也由此成为休宁首富。
汪宽也经营“祥泰”成功之后，经过同股东的协商，先后在上海开设聚生钱庄、祥生钱庄、振大典当铺、鸿济典当铺等机构，曾经在著名民族资本家荣宗敬资金缺乏时，一次贷给荣家纹银10余万两，使荣氏家族得以振兴。
6墨店药店大有钱赚
绩溪是徽墨发祥地之一，绩溪人操墨业始于宋代，清代到民国为全盛时期，其中以上庄人从事墨业的最多，世代相沿，良师辈出。墨业名店名家迭起，店号几遍全国。
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尚田人汪近圣于歙县县城创设鉴古斋墨店。汪氏创“黄山图”、“新安大好山水图”等御制集锦墨10余套，成为徽州墨界的佼佼者。汪近圣之子汪惟高于乾隆六年（1741年）被清廷选召皇宫教习制作宫廷用墨，因此鉴古斋徽墨誉满京都。
八都上庄的胡天注于乾隆三十年在屯溪租营汪启茂的彩章墨店。其次子胡开文14岁随父经营墨业。至乾隆四十七年，胡天注承顶汪启茂休宁屯溪店业，改店号为胡开文。嘉庆初年胡开文继承休宁的胡开文店，其子孙将墨业迅速扩展至芜湖、南京、扬州、苏州、武汉、九江、长沙、安庆等地，墨店增加10数爿。
胡开文墨店在生产过程中，由于早年老店的习俗相沿，逐渐形成了约定俗成的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为提高效益，凡事注重勤俭，精打细算，节省开支。将“人无笑脸休开店，货不停留利自生”奉为经营的信条，不愿放走一位顾客，也不愿少做一笔生意。保证产品质量，做到价格合理，物美价廉，诚信服务，薄利多销。因其品质优良，“胡开文”这块金字招牌历百余年而不衰。
下面说说徽商经营的国药业。国药业主要是绩溪人旅外所经营，主要设肆于江苏及浙江的淳安、杭州、兰溪、溧阳、扬州、宣城、屯溪等县市。同治十三年（1872年）绩溪胡里人胡雪岩在杭州吴山下创胡庆余堂国药号，与北京同仁堂齐名。同年八都宅坦人胡士奎在兰溪开办一元堂和太乙堂药店，经营方式为坐堂接诊兼售中成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洪州人程宗亮于遂安县狮城镇设长春堂。光绪十六年（1890年）华阳镇黄敬堂在溧阳城内创黄义兴药店并设立了分号，稍后板桥村的叶德松也在溧阳开办万年春药堂。
除了绩溪人外，休宁县人也有经营药店的。同治二年（1863年）休宁县人程德宗、邵运仁创办“同德仁”中药店，店名“同德仁”，取两人名字中各一字，寓“同心同德”之意。如今，“同德仁”仍高悬在屯溪老街这一百年老店的门楼上。
胡雪岩在杭州创办的“胡庆余堂国药号”至今犹存，成为国药老字号。胡庆余堂初创之际，胡雪岩不惜重金聘请江南名医和著名药剂研制专家，精心配制400多种中成药，并雇人穿“胡庆余堂”字号的甲马，停立杭州名要道，施药于百姓。胡雪岩的这一系列活动，使“胡庆余堂”名声大振，其经营手法到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胡庆余堂药店所制“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紫雪丹”、“胡氏辟瘟丹”等药品畅销全国，成为驰名中外的中药老店铺。在这一点上，胡雪岩为发掘中国药学遗产做出了重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