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活中，有不少人缺乏明确的目标，他们就像一群忙碌的老鼠，不断地在苍茫的大地上乱窜，然而却永远找不到终点。其结果只能是白费力气，得不到任何成就与满足。
如果你也是这样，一定要改变，一定要有自己的目标，除非你想当“老鼠”。
但并不是说有了目标，就有了一切，因为人生多变化，新事情也会不断发生。如果我们设定的目标随着时间的变化、环境的变化或个人能力的增长、兴趣的改变，觉得原定的目标不适宜时，不妨换个新目标试试。
有不少的成功者都在人生大目标上进行过重大调整，从而也使他们的人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通常情况下，人们确立自己的人生目标，无非是根据当时当地的现实环境与自身某些主观愿望及其他相关条件而设定。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实环境的变化、自身思想感情的变化、人生阅历的增加以及其他条件的改变，人生目标有所调整便是自然的事了。如果过于僵化，一味地前行，而不根据环境条件的变化作相应的调整，很可能会阻碍自己走向成功。
一个人走向成功的首要前提是社会需要与自身条件的许可。自身条件虽然可塑性比较大些，但也不能完全压抑自己的个性。假若由于年轻、知识不足或其他原因当初选错了人生目标，就应该在适当的时候调整过来，根据便是自己的兴趣、爱好、个性和社会需要。
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的经历为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金庸少年时代的梦想是外交官，为此他曾在专业学校就读外交系，又曾系统学习过国际法。尽管他在1948年去了香港《大公报》任职，但一心想成为职业外交官的想法从未泯灭过。新中国成立后，金庸自认为报效国家的愿望可以实现了，于是在一位老师的推荐下，毅然离开香港，北上求职。
当时主管外交部的乔冠华接待了他，并坦白地告诉他：“外交部的确需要人才，不过，一个受过国民党教育的地主后代，恐怕很难被吸收。”看到金庸不解的样子，乔冠华又推荐他去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或者去外交学会工作，争取入党，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外交部。对于这样的安排，金庸接受了。只要能当外交官，怎样都行！
但是，在进人民大学读书的手续办好之后，在写自传时，金庸猛然意识到，这条路自己走不通。因为自传要写得详细，这迫使金庸详细考虑了一遍自己的这次北上之行：自己祖上为官，属于“压迫阶级出身”；自己受的教育，思想方式都与新中国的不一样，很难入党，又怎能进入外交部呢……于是，他马上决定：返回香港！
从客观上来说，金庸的这次北上之行确实是错误的，不考虑客观环境和自身条件而仅凭着满腔热忱去选择事业，碰壁是难免的。所幸的是，金庸没有在这条路上被动地走下去，而重新选择了回香港，所谓“迷途知返”，这才有了日后名满香江的传奇故事。此后，金庸虽然仍热衷于国际政治，但也仅限于写写述评，参加一些社会公益活动，再不提成为职业外交官一事了。
也许从失败中获得的教训比起在成功时总结的经验更有借鉴意义，金庸的这次挫折可作为今人择业的一面镜子，有心人自会有所领悟。
对于一个人来说，选择事业是和他的志向分不开的，也是和他的性格有关的，有些人习惯了“小富即安”，因此在某一行业取得成功后便不再求进取，哪怕在路已走到尽头时仍抱残守缺。自然，这很难有大的成就，而金庸的性格一向是追求“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难固然是难，但不等于不行。
在金庸看来，写武侠小说毕竟只是“副业”，在别人看来也许是成功的，但自己始终难抒己愿。而最让他难受的是，作为主业的编辑行业却因《大公报》的工作作风而使自己难以尽情施展抱负，也正因为这一点自己才去了电影公司。但同样，在电影业也一样处处受制。那么，下一步该怎么走？
在别人看来，金庸坚持以写武侠小说作为自己的事业也是很不错的。但金庸选择了一条充满风险的行业：办报。尽管办报的风险极高，但金庸已经决定自立门户，说干就干！1959年5月20日，日后声名斐然的《明报》正式创刊了。
《明报》创刊之始即苦苦支撑，困境时甚至只剩下包括金庸在内的两位报人，许多人都断言：《明报》不出半年就会倒闭。但出人意料的是，《明报》不但支撑了下去，而且销量渐有上升，那么，秘诀是什么呢？
事实上，金庸对办报是有所准备的，并不是自己一时的头脑发热。这次重新选择事业金庸吸取了北上求职失败的教训，事先估计了各种可能的情形。十多年的经历一方面为他增加了不少经验，另一方面也使他有了一定的积蓄，用来做启动资金是不愁的。为刺激报纸销量，以前给《大公报》等写的国际政治述评可以转在《明报》上发表，而给《新晚报》等的武侠小说连载更是抢手货。
结果，在金庸的精心策划下，《明报》很快就打开了局面。这自然得归功于金庸事前仔细的策划。
从金庸后期办报成功的事例中可以看到，在成长道路上，我们没有必要一条道跑到黑，更不应该固执已见，该放弃的要放弃，该坚持的要坚持，学会规划自己的目标才是成功的伊始。
要成功卓越，就要审时度势，睁大眼睛，不断进行人生步伐的调整。只要是识时务的调整，就一定会使自己找到通向成功的捷径；只要是识时务的变动，就一定会使自己登上通往幸运的快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