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2月18日，这天对广东人来说，是个吉祥如意的日子——实发！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我来到了平生连想都没有想到过的顺德县，这里当时称作珠江三角洲的四小虎之一。刚踏上这片陌生的土地，感觉这里气候好，大冬天，艳阳高照，暖洋洋的，然后发现这里的街上进口摩托车多，多得就像株洲满街蜂拥的自行车，再发现这里的大酒店多，每个小镇上都有几家豪华的够星级的大酒店。进了酒店，不用吃什么，只坐一坐，喝杯茶，就挺愉快！那天，我在路边的大排档喝了碗当时还不习惯的肉片粥，在厕所里洗了把脸（广东的厕所比内地的干净），8点钟的时候，我还在县人才交流中心与称做斌哥的主任交谈，10点钟的时候，我便成为顺峰胶粘带厂的派驻湖南办事处的推销员了。厂长只跟我谈了5分钟的话：“我先试用你3个月，这3个月每天补助45元，住宿费、交通费实报实销，月薪450元，推销奖在超出工厂规定的底价部分三七开，工厂拿三，推销员拿七！我不要求你推销得多，也不希望你一无所获，只要你有一点点成绩，我就把你调来，让你当长沙办事处的经理，怎么样？”
我想不到这样顺利地在顺德找到了工作。厂里借了我600元的差旅费，在厂里接受了5天的业务培训，便去湖南了。上了火车我清点一下口袋里的钱，我原来从家带的100元旅费只剩下几毛钱了，如果不是找到了工作，连购回程的火车票钱都没有了。
长沙办事处的陈主任40多岁，矮墩墩、胖乎乎的，一张黑脸上长着双老鼠眼。对我这位新推销员的到来，表现得不冷不热，倒是我挺热情，一会儿打听胶粘带在湖南市场的销售情况，一会儿提出各种销售设想，后来要求给几张盖有工厂合同章的空白合同。陈主任说：“你先跑吧，跑到客户再来拿合同。不过这生意不是那么好做，头3个月你拉不到业务，3个月之后厂里不负责你的工资奖金和差旅费，你就没办法混下去了。只有自己炒自己的鱿鱼了！”
这是一次挑战，一次人生的考验。3个月啊，中间还有元旦、春节两个中国人最看重的节日，我能行吗？我要勇敢地去尝试一下，反正3个月内给差旅费，而且株洲的修志工作我还在干着，只每周一次碰头会，其余时间自由安排，这得天独厚的条件还只我有呢！我首先跑湖南的醴陵，醴陵有陶瓷厂，有大大小小100多家的花炮厂，这些厂的产品包装都用胶粘带封口。我用绳索穿了两串胶粘带，像电影上的八路军战士挎弹药袋那样左右交叉挎在肩上，逐家厂地上门推销。每进一家厂，不用说话，人家就知道：“推销胶粘带的来了！”醴陵日杂公司的女经理给我起了个外号，叫“不干胶先生”。
花炮厂都是各乡各村办的企业，遍布在醴陵的山山水水，我不知道我哪来那么大的干劲，每天早上7点从家里赶往长途汽车站，乘一个半小时的汽车，9点多钟赶到醴陵，然后用两条腿翻山越岭。有时还要挽起裤腿，趟过湍急的河流，往往一走就是几十里、甚至近百里。中午的12点到下午正是各厂的午休时间，那么我就把这两个小时都花费在路上，一边走一边吃着从路边店买来的面包或者蛋糕，充当午饭。晚上6点又赶回醴陵，乘最后一班车回家。那个时候正逢湖南的冬季，既冷又下雨，很少能见到太阳，道路泥泞，每日回来，两只皮鞋都灌满了泥水，第二天鞋子还没干，又穿上走了。我心里热乎乎的，充满着神圣感，偶尔遇到一瞬间的雨过天晴，我驻足欣赏斜阳、彩虹和黛色的远山……我情不自禁地大声呼喊：“推销员邰勇夫来了！”
远山在回荡：“推销员邰勇夫来了——来了——来了——了了了……”
全国在醴陵相互竞争的胶粘带厂有十多家，往往你进门，他出门；你出去，他进来。我的销售策略是，把价格压到最低，利用价格上的优势击败同行，然后再把价格渐渐地提上去；再就是不怕吃闭门羹，你越是不理我，我越是要硬着头皮千方百计地去接近你。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四次、五次……一个少见的晴朗的午后，我从一家屡次登门屡遭婉拒的白兔潭花炮厂出来，身后的供应科长在向他办公室里的人们夸奖我：“看到没有？这才叫敬业，这才叫推销员呢！”
醴陵十家最大的花炮厂，被我攻下来了七家。那阵，随着我玩命奔走的脚步，顺峰胶粘带厂销售科的通知板上，每天都有这样的发货信息：
“湖南醴陵10件。”
“湖南醴陵50件。”
“湖南醴陵100件。”
……
推销员的生活，艰辛、紧张而又有很大风险。那天我从醴陵城外急急忙忙地赶往城中心的长途汽车站。天下着雨，我在公路的右侧踏着烂泥一跐一滑地行走，公路的左侧，一个30多岁的大汉披着雨衣，吃力地踩着自行车，与我同行，我时跑，时走，那骑着自行车的人竟然总也超不过我，也许那骑车人察觉了有人在与他比赛，于是也暗暗地加油，我与他你追我赶，那骑车人还时不时地向我挤挤眼睛，这时后边开上来了一辆长途大巴，长途大巴开得很慢，那开车的司机鬼引路似的放着右边的挺宽阔的路而不走，偏偏往左边挤，眼看着长途大巴赶上了那位骑车人，并挡住了他的身影，只听得“咔——吧”一声响，停了，我盼着与那骑车人继续赛跑，但那骑车人再也没露面，我心头一沉，急忙横过马路，跑到长途大巴的左侧一看，那骑车人已经栽倒在公路旁了，满鼻孔是血。刚才还闪着光彩的红扑扑的脸已经变成了紫黑。长途大巴的左前灯被撞碎了，凹陷了进去，司机请来了路旁一家诊所的女医生，那女医生戴着听诊器，挓挲着双手，浑身上下抖个不停。有个大胆的过路人，摸摸那骑车人的脉，摇摇头说：“完了，没救了！”
噢，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骑车人也许正在为明天的合家欢乐、吃年饭而奔波呢！然而，这无情的交通事故……推销员常年在外，四处奔波，受害于交通事故的几率应该说是最大的，
我真有点儿害怕，走路紧紧靠右，听到汽车声，赶紧停下来，躲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过年了，我去看女儿小诗诗。小诗诗正在外婆家的门前看邻居家的男孩子放鞭炮。小诗诗好奇心强，渴望听到那惊天动地的一声爆响，但又害怕，男孩子要放了，她闭上眼睛，慌忙地喊着：“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她用两只小胖手捂起耳朵——“啪”的一声响，红色的纸屑四处飞溅，小诗诗松开手，跳着、笑着、欢呼着：“哎、哎，过年喽，过年喽——！”
我喊了声：“小诗诗！”小诗诗张开双臂像只小燕子似的飞来了，我蹲下身，小诗诗搂住我的脖子：“爸爸，你到哪里去了？怎么这么久才来看我？”
“爸爸上广东了。”
“广东？广东在哪里啊？”
“在中国的最南边，要坐一夜的火车。”
“那里好不？”
“好，那里尽是大工厂、大酒店。以后爸爸带你去玩，好不？”
“那……妈妈也去！”
我不吱声了。吴春芳来了，她仍像过去那样，似乎我们之间根本就没有发生过那样一桩不愉快的事情。她一阵欣喜，但又由于久别后有一种陌生感，而有些难为情：“给你钥匙，带诗诗到我那边去吧，一会我就过去。”
我说：“给带点好吃的菜，好喝的酒，好吗？”
吴春芳温柔地笑了。
我牵着小诗诗的手回吴春芳的宿舍，那栋宿舍楼正面有个门，侧面有个门。我来这里不想让邻居们看到，便走侧门。小诗诗松开我的手，往正门边跑边喊：“爸爸，咱们比赛，看谁先到家！”
这是一个愉快的除夕夜。我在吴春芳的宿舍门前还放了一挂“大地红（醴陵生产的鞭炮）”，“大地红”最后一响，爆出来一副对联：“迎新春春光灿烂，辞旧岁岁月峥嵘。”电视开始播放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时，吴春芳过来了，带来了我爱喝的葡萄酒，爱吃的腊鱼、腊鸡，带来了满屋子的春意和温馨。尽管是冬天，尽管室内没取暖的火炉，我感到浑身暖融融的。小诗诗好动地在床上翻来翻去，突然想起什么，跑到我身边，凑近我的耳朵，小声说：“爸爸，告诉你喽，你不要告诉妈妈啊，那天有个叔叔来这里和妈妈聊天……”
吴春芳已经听见了，急忙掩饰道：“那是住隔壁的同事。”
我有几分醋意：“我才不信呢，说不定，说不定……”
我没再说下去，有滋有味地喝着美酒，吃着菜，欣赏着电视里的春节晚会。在这样美好的夜晚，我不想回首那段痛苦的往事，我想把那忘掉，我想和吴春芳重归于好，我爱小诗诗，也爱吴春芳，尽管我们的知识、兴趣、理想存在着那样大的差异，我仍眷恋着吴春芳，也许在一起生活久了的缘故，互相适应了，连对方的气味都习惯了。刚与吴春芳结婚时，我不喜欢吃吴春芳做的饭菜，总喜欢回去吃妈做的饭菜。现在呢，我不习惯吃妈做的饭菜而喜欢吃吴春芳做的饭菜了。吴春芳说：“我姐和我姐夫来了，他们对你抱有很大的希望呢！”
“什么希望？”
“复婚呗，我姐说，离了婚，还来帮着推煤，还给买金项链，那说明，还有感情。”
我突然想起来了我做“不干胶先生”的使命，迫不及待地问：“你姐姐还在烟厂，你姐夫还在外贸吗？”
“嗯，干得都挺好，尤其是我姐夫。”
我眼睛一亮，抓起吴春芳的手：“好，太好了！走，去看看你姐姐和你姐夫，再给你爸妈拜个年！”
吴春芳挺吃惊：“干吗要这样急？”
我背起小诗诗：“走吧，咱们合作，帮我去推销！”
我们来到吴春芳的娘家。吴爸爸、吴妈妈，吴春芳的姐姐、姐夫都在。吴爸爸见了我，故意把那脸拉得老长：“你还来干什么？”
我尴尬地笑了：“来……来看看您——还有吴妈妈、姐姐、姐夫。”
诗诗从我的背上溜下来，挺神圣地喊着：“爸爸去了广东，那里尽是大工厂、大酒店。”
吴爸爸冷冷地“哼”了一声，春芳的姐夫挺关心地问：“那你原来的工作怎么办？”
我说：“两边的工作都干，这一边的工作是修志，那一边的工作是推销，都是自由活动，不用到单位去上班，完全可以同时搞。”
春芳的姐姐挺佩服：“能拿双份工资，这样干——要得！”
吴妈妈笑吟吟地送来了瓜子和各种糖果，她脸上有一种歉意，似乎以往吴春芳的过错都在她这位做母亲的身上。我拿出一卷胶粘带给春芳的姐姐、姐夫看，说：“我想请姐姐、姐夫帮个忙，我现在推销的就是这个，你们烟厂、外贸都用得着。”
春芳的姐姐、姐夫答应试试看，要我过完春节后去常德。吴爸爸听说有生意做，立刻来了精神，特意过来拿起那卷胶粘带，眯起眼睛左看右看：“这东西，好推销，凡要纸箱包装的都用这封口嘛？不过，卖这一卷能赚多少钱？”
我说：“工厂规定的底价是一卷三块四，超出部分三七开，工厂拿三，个人拿七。”
吴爸爸叹息：“哎，再年轻五年，我非去广东干推销不可！”
唉……人啊，说变就变，那时，吴爸爸经常指桑骂槐：“大学生没一个有本事的——赚不到钱！”我那个时候听了就反感，现在回想起来，人家说得对！你是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创造不出属于自己的那份价值，那不就是没用吗？我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自己在什么时候骨子里也灌满了“铜臭”。初五的那天，我就赶去醴陵市日杂公司，给我起外号“不干胶先生”的女经理见了我：“哇——我们刚刚上班，你这位‘不干胶先生’就来了！”
我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过完年，我去了趟常德，吴春芳的姐夫帮忙在外贸拉了笔大业务，订购600箱胶粘带，正好要装一个6吨加长的东风大货车。于是我在顺峰胶粘带厂轰动了，试用期间就整车地往外拖货，这在胶粘带厂是一大奇闻。3个月满，我推销了20多万元产值的胶粘带，而且货款全部回笼。按厂里业务费提成的规定，我个人所得将是15000元！这比我1982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8年的工资总和还要多。我为之振奋，我凯旋而归，厂长热情地握住我的手说：“祝贺你推销成功！”
这里是这样的，你有本事，你销售量大，全厂的人都对你另眼相看。到饭堂打饭，师傅为你多加菜，到财务报销差旅费，科长、厂长只看看金额的总数，具体的每一张发票根本不去审，大笔一挥签上字，拿去报吧。3个月的工资、差旅费报销后剩下了8000元钱，实际上我出差住的旅店都很便宜，最多不过8元钱一晚，在株洲住在家里，费用就省下来了。
我找到厂长说：“我的工作调转，请厂长考虑，我3个月的试用期，简直是地下活动，一旦被单位发现，会除名的！”
厂长慢悠悠地说：“你先干着，我会考虑的。不过，我要让你知道我感兴趣的是两种人，一种是企业离不开你的那样一种人，另一种是你离不开企业的那样一种人，你衡量一下，你来我厂能够成为哪一种人呢？”
我热血沸腾，充满自信，也没有认真地思索一下，就拍胸脯说：“我要做第一种人，企业离不开的那样一种人！”
厂长微笑着鼓励我：“好好干吧！”
我踌躇满志地走了。又是3个月，我又拉了20多万的订单，我找到厂长：“厂长，这次该考虑我的调转了吧？”
厂长沉吟着狡黠地说：“嗯，实际上企业离得开任何一个人，包括我这位厂长，走了张三有李四，走了李四有王二麻子；我最需要的是离不开企业的那样一种人。也就是断了后路，砸了铁饭碗的那样一种人。”
我犹豫了，这不是希望我长期这样干下去，不要工作了吗？如果有这种勇气的话，两年前就不从海南退回株洲了。厂长安慰我：“你不要过于担忧，我经营企业的手段是顺乎人性——打个比方吧，狗是贪吃骨头的，我就利用狗贪吃骨头的本性，不断地给狗扔骨头，而且一次比一次增多，引诱狗奔向一个预定的圈套，那圈套就是企业的效益。也许把人比喻成狗，很不合适，不过你也可以把我比做狗，我也同样贪吃骨头，有我的欲望！”
我忿忿然，觉得这种比喻是贬低人格，我想：我是人，不是狗。
况且，我做推销员的目的不仅是要赚大钱，游圣徐霞客“大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的雄心壮志时刻都在影响着我。当然，我游历的不是大山名川，是现代社会的市场。我一气之下，我想回株洲。但内地的国营企业尽管施行了一套又一套的改革，仍是玩花架子换汤不换药。企业没前途，我又能有什么作为呢？难道像内燃机厂小黄那样满足于喝半瓶啤酒，像经委小谢那样把命运寄托给经委主任，毫无希望地指望有朝一日混上个正科级或者是副科级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