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这些礼乐美学的讨论，若放入现代社会这个脉络中说，则我们立刻可以看出几种意义或功能：一是礼乐文化，特别是礼，应该重新被理解，而且可以从美学上来了解。讨论礼，可以完全不从政治、压抑节制情欲、阶级对抗等这些方面来，也可以不把礼看成是与乐相对、相互调节的东西。礼乐一体，而且可通之于人文、宗教、艺术，共成一美感世界。
二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在于世俗化及形式化。意谓现代社会不再如从前那样重视伦理、道德、宗教、意识形态等实质理性，而较重视形式理性，例如现代民主政治及法律，都以程序的合理性为第一优先考虑之事。这两个倾向，依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看法，又表现出了一种普遍意义的权利制度。他曾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法律制度的特征，认为主要有下列四点：一是法律的形式理性观念，二是一般普遍的法律标准，三是程序的合理性，四是司法及法律团体的独立。并谓：
这种法律的一般形态……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标记。它的重要性可以在工业革命发生于英国看出来。我想，把英国式的法律制度看成工业革命首次发生的一个基本要件，是完全适当的。
也就是说，工业革命后的现代社会，与古代的礼乐文明之间，有一个截然异趣的转变。“礼文化”变成了“法文化”，凡事讲礼的社会，逐渐以法律来规范并认知人的行为。生活中的具体性，变成了法律形式的抽象性存在。一个人行为是否正当，非依其是否合乎道德、伦理、礼俗，而是依其是否合乎法律条文及行事程序而定。即使劣迹昭著，若法律所未规定，仍然只能判其“无罪”。同时，人与人相处，不再以其位置来发展人我对应关系，乃是依一套独立自主、且自具内在逻辑的法律体系来运作。老师与学生、父执与晚辈，和漠不相干的人之间，用的是同一套普遍性的法律标准，权利义务关系并无不同。因此，“义者，宜也”，亦即在礼文化中，凡事讲究适当合宜的态度，亦已改为法律规范下的权益或权利观念。
诸如此类，“礼/法”、“义/权利”、“实质理性/形式理性”，都显示了现代社会不同于古代的征象。现代社会中，师儒礼生日少，律师司法人员日多，即以此故。
而伴随着这些的，则是契约、财产、职业，在我们生涯中的分量日益增加；情义、价值、生活，越来越不重要。生活的品质、生活里的闲情逸趣、生活本身的价值，渐渐依附于契约、财产和职业之上，权力意识及价格观念，掩盖了价值的意义，或者替代了它。因此，财货的争取，遂取代了美感的追求。
这种道理，很容易印证。古代虽茅檐瓦楹，也总要修饰一下椽檐棂柱，让它稍具一点美感，现代建筑却仅以功能实用为唯一考量，彻底世俗化。所以连神龛祖先牌位、对联门户额的地方也都没有。而且所有房子一个样，充分形式化，不是依实际居住者的需求与具体状况，来设计房屋的功能，而是以一套对房屋功能的规定，推拓适用于具体个别案例。这样的事例，在各个领域中，可谓俯拾即是。
面对这样的现代社会，重建礼乐文化，就需要在反世俗化反形式化方面着力。反世俗化，有两个方式，一是重新注意到非世俗的神圣世界，由其中再度寻回生命归依的价值性感受，重新体验宗教、道德等的实质力量，并以之通达于美感世界。二是针对世俗化本身再做一番厘清。现代的世俗化，其实并未能真正符应于社会生活的原理，要让社会世俗生活恢复生机，即必须恢复礼乐揖让之风，使人各得其所，各安其位，显现出人文之美来。
反形式化，是说人生不是抽象的形式理性逻辑系统所能笼罩限定，人生是一场场具体场景中存在的境况，一个个具体生命间的照面，没有普遍的权利标准，只有相对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不能只强调形式理性，甚或工具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