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五月,威尼斯印刷师阿尔多·曼奴奇欧(Aldo Manuzio,一四四九—一五一五,其拉丁化的名字是Aldus Manutius,故又译为阿尔多斯·曼奴裘斯)作坊印行的书籍以一百万英镑拍卖售出,伦敦佳士得(Christie’s)公司对此表示相当满意。这些全部高出正式预估价格的书籍,都是些哲学与人文类的作品,今天只要花上几十欧元便可买到新的版本——像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作者亚里士多德及普鲁塔克(Plutarch),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彼特罗·本波(Pietro Bembo)及鹿特丹的伊拉斯摩斯(Erasmus von Rotterdam);另外,还有一本至今依然显得神秘,由圣道明修会修士法兰契斯可·科隆纳(Francesco Colonna)所作、配上出色木刻插图的《波里菲洛的情欲之梦》(Hypnerotomachia Poli-phili),以及一本染发剂配方的书出现在拍卖会中。
拍出的价格非比寻常,但这个男人也非比寻常,他的作坊可是出了不少珍贵的书籍。阿尔多·曼奴奇欧,一四四九年生于维雷特里(Velletri)附近的巴西安诺(Bassiano),算是他那个时代最著名的人文主义印刷师傅。一四九二年,当他在威尼斯的作坊——可能位于今日的泰拉二号运河(Rio Terà Secondo)二三一一号——开始在自己的印刷机上印制令人赞叹且广为仿效的经典版本时,这个潟湖城市已经有了几十间印刷作坊,其中包括来自史拜尔(Speyer)的德国兄弟约翰(Johann)与温德林(Wendelin),及法国印刷师傅尼可拉·詹森(Nicolas Jenson)所开设的作坊。
不过,阿尔多·曼奴奇欧并不像多数他的同侪那样,只是一名制版印刷工匠,他还是一位十分博学的人,对普及希腊及拉丁经典作家特别用心。在罗马帝国灭亡后、那战火横行的几百年中,艺术与学术知识依然无人理睬,重要的古代文献多半只有差劲的翻译与错误连篇的抄本。此外,中世纪迷信权威的经院神学学者只会在文字上钻牛角尖,而不在乎优美的语言。
受到像彼得拉克(Francesco Petrarca)与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等人文主义作家的鼓舞激励,阿尔多决定开设印刷作坊,尽量正确地将古代作家的作品与观念普及到全世界去。几年内,阿尔多的住处成了人文主义学者与作家的固定聚会地点,他们带给他校订过的与可以付印的古代文稿,并帮他刊印。
意大利的知识分子在古希腊罗马的作品中,再次发现他们祖先的高等文化。在这时期,传承古代伟大遗产的自觉,仿佛野火燎原。十九世纪意大利文学家法兰契斯可·德·山克提斯(Francesco de Sanctis)在其著名的《意大利文学史》中,认为这种心态上的运动有如“一种特定的电流,会在某些时代穿透整个社会,赋予这个社会一种独特的精神。在十字军时期导致欧洲迎向巴勒斯坦,后来深入印度的同一动力,促成美洲的发现,现在这股同样的动力,逼使意大利人再度挖掘出长久以来埋在野蛮灰烬下的文化世界。那是他们的语言,那是他们的知识。在他们看来,他们仿佛再度找回自己的知识与财产,仿佛再度降生在文化之中。大家称这个新的纪元为文艺复兴——一种再生”。
身为饱学之士与致力教育之人,阿尔多·曼奴奇欧认为提供各个国家的学者便宜的好书,借以深入古代知识,正是自己的神圣义务。意大利对古代文化的这股狂热,很快越过了阿尔卑斯山。德国人、法国人及英国人对于出自这位拉丁化名字为阿尔多斯·曼奴裘斯,其威尼斯印刷作坊小心校订印制的书籍,甚感兴趣。然而,有些意大利学者认为通过书籍印刷普及希腊作者知识的作法,并不明智,因为“蛮人”可在家中自习,不太需要造访意大利这个教化的源头。
在阿尔多的时代,威尼斯无疑是印刷技艺的中心。十五世纪初,这座强大富裕的贸易城市已有十九万名居民,当时印刷作坊已比意大利其他城市来得多,约有两百间。此外,威尼斯住有许多博学的希腊学者,他们逃离战火来到这座潟湖城市,现在可以在这对特定的语言问题提供咨询,有助阿尔多的工作。
威尼斯拥有珍贵的古代手稿这一点,对阿尔多来说,亦很重要。拜占庭红衣主教约翰诺斯·贝沙里翁(Johannes Bessarion)由于偏爱威尼斯,在他死前四年,便将他大约有九百册图书的无价图书馆赠给这个潟湖城市,其中包括大约六百份珍贵的希腊文手稿。这位一四七二年去世的希腊学者的捐赠,同时促成了圣马可图书馆的兴建。
长久以来,威尼斯这座商人与水手之都对古代文献丝毫不感兴趣。一三六六年,彼得拉克便已赠与这座城市他自己的藏书。不过,这批包括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手稿、价值难以估量的书籍,一百五十年来遭到冷落,直到其中许多书籍开始损毁破碎。红衣主教贝沙里翁死后,这些书籍终于被并入未来圣马可图书馆的藏书中。一五三七年起,雅克伯·山索维诺(Jacopo Sansovino)主持该图书馆的建筑工程,死后再由维岑左·史卡莫奇(Vincenzo Scamozzi)接续下去;后来在这座华丽的“马奇安纳图书馆”(Biblioteca Marciana)的阅览室中,立了一尊彼得拉克的大型胸像。
不过,搭建圣马可图书馆时,发生了一件意外。十六世纪初,威尼斯人将圣马可广场扩建成为一座富丽堂皇、能够展示共和国权力的广场。佛罗伦萨建筑师雅克伯·塔替(Jacopo Tatti),即山索维诺,负责这件宏大的工程,一五二九年起,他致力规划这座大广场及其周遭建筑达三十年之久。最后,在他主持下,总督府对面广场上建起那座华丽的图书馆。
然而,一五四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至十九日那晚,图书馆大厅部分拱顶坍塌。没有查出意外原因,山索维诺立刻锒铛入狱,惨遭虐待。因他的朋友提香(Tizian)和阿雷提诺(Aretino)求情,才使这位建筑师免遭进一步的刑囚。山索维诺可以出狱,但薪资被扣,且必须负责自力修复损坏部分。
好在很快查出这件意外并非起先所想的那种重大灾难,只有一扇窗户和其上拱顶毁损。倒塌的原因可能因为一名建筑工人过早拆除必要的支架。海上一艘船舰炮火射击导致的震动,显然让石块松动。同样受到伤害的建筑师山索维诺在圣马可大教堂为他的两位朋友,后来也为他自己立下一个小型纪念像,在教堂法衣室的铜门上塑上提香、阿雷提诺和他自己的头像。
对当时的威尼斯来说,火炮射击一事司空见惯,不只用在欢迎国外贵宾。阿尔多斯在一个政治动荡的时代开展自己的业务,在他出版的第一批书的前言里,他便已抱怨道:
自法军入侵拿波里后,半岛上便骚动不安。法国人、德国人、西班牙人、瑞士人四处蹂躏,街上不再安全。内陆贸易中断,阿尔卑斯山道路被阻。威尼斯虽然因为地理位置,暂保安稳,但在圣马可广场上,可以听到附近敌人的火炮声响。
尽管局势险恶,阿尔多斯依然尽力供应阿尔卑斯山以北客户书籍。由于声誉绝佳,他收到许多学者来信,却因工作繁忙,无法一一回信。此外,每天都有不速之客来到他的作坊,打扰他的工作,部分因为好奇,部分出于无聊,也有部分带着自己的手稿前来,令他无暇应付:“他们坐在那里,无所事事,就像血蛭一样,没吸饱的话,是不会离开皮肤的。”他在给一名熟人的信中这样骂道,但最后他还是找到了一个摆脱这种骚扰的方法:
不重要的信,我根本不回,重要的信,也只三言两语。没人会怪我,我有时间的话,宁可花在出版好书上。但对访客,我在自己工作间门上刻上以下文字:“不管你是谁,阿尔多斯恳求你尽量少言,尽快离开;如果你来这里,像赫拉克勒斯(Herkules)一样,在阿特拉斯(Atlas)疲惫之际,扛起他的重担的话,这里会有工作给你和所有来这的人。”
大家当时一般印制大尺寸的大字体对开书册。阅读这种并不轻便的书籍时,多半搁在桌上或斜面阅读桌上,不过寄送这种大开本书册并不容易,旅行阅读时也不方便。阿尔多斯虽然也印制对开书册,而且尽管纸张昂贵,还是留出宽大的书缘,让学者不必在文中写下他们的注记。此外,阿尔多斯也以不同方式缩小字母,印制常被阅读的拉丁文作家时,则采用轻便的八开本,配上看来类似手写体的斜体圆体字或斜体字。这个划时代的想法不仅让阿尔多斯能在单页中印出更多字母,也让他可以廉价供应他小开本的经典版本。
一五○二年起,阿尔多·曼奴奇欧有了自己的印工标记,那是一个缠绕了一只海豚的锚,中间的名字被隔成AL-DUS(阿尔—多斯)两部分。在书籍印工艺术年鉴中,这个标记被称为“阿尔多斯之锚”,象征着深思与工作迅捷。阿尔多的这个印记可能取自文艺复兴最美的书籍《波里菲洛的情欲之梦》这本讽喻小说的一幅木刻插图。
阿尔多虽然取得威尼斯共和国十至十五年的特许状,而且多位教皇后来还多次展延期限,禁止他人翻印他的书籍,不过他的对手完全无视这些特许,仍将阿尔多的标记用在自己的产品上。
阿尔多·曼奴奇欧印制的书籍受到高度称许,不只因为细心的校订,也因为印制的精确与美观以及纸张的质量。阿尔多的能力与严谨认真,让他很快成为一个约有四十位学者的圈子的中心人物。至少诗人彼特罗·本波、史家玛里诺·山奴多(Marino Sanudo)与神学家暨作家伊拉斯摩斯,有段时间亦在这个“新学院”(Neacademie)圈子中。
这个新学院严格规定成员之间只能讲希腊文。不能遵守规定者,会被处以罚金。不支付规定金额与不清还其他罚金者,会被这个古希腊文化研究圈子开除。如果有天意外碰上一名遭到开除的成员,那一天甚至会被视为不幸的日子。缴付的银币会被用在轻松的场合,只要金额足够一起用膳的话,阿尔多斯就该办场盛宴,在这样的日子,大家不想“像个印工”一样用餐。
一五○七年十一月初,阿尔多·曼奴奇欧收到一封信,尽管自己工作繁忙,依然无法置之不理。对他来说,这封信甚至算是一种特殊荣誉。这封写于十月二十八日的信,来自一名正好停留在波隆纳大学的荷兰学者。信中表示:
学识渊博的曼奴奇欧,我常常希望您的技艺与辉煌的字体,以及您的精神与并不平凡的学识,在拉丁与希腊文献中所展露的明亮光芒,亦能带给您相应的功成名就。至于名声,毫无疑问,阿尔多斯·曼奴裘斯的大名将在所有致力神圣科学者的口中永远传颂。正如您现在的名声一样,您的努力不仅巨大,亦十分迷人,令人感到亲切,如我所闻,您致力重新出版并推广优秀作家,认真仔细,不求利润,真是一件艰巨的工作,相当精彩,亦能名传千古,但暂时只能帮助他人,而非您自己。我听闻,您将印行希腊文的柏拉图,而许多学者已在引颈期盼……我奇怪您为何没早些出版《新约圣经》,如果我没弄错,这会嘉惠许多读者,特别是我们神学家这一行的人……
鹿特丹的伊拉斯摩斯比阿尔多·曼奴奇欧年轻二十岁,在荷兰、法国及英国研习神学,钻研古希腊文,在神学与语言教学上已小有名气。身为英王亨利七世御医,意大利医生乔凡尼·波耶里欧(Giovanni Boerio)两位儿子的侍读,伊拉斯摩斯必须陪同两人前往波隆纳大学就读。他借此意大利之旅的机会,顺道在杜林参加神学博士考试。
伊拉斯摩斯在巴黎首度见到活字印刷的书籍。书籍印刷成了他的媒介。将近四十岁的伊拉斯摩斯靠此发明之助,让更多读者接触与了解基督教信仰与古代知识的原始文献。为此,他想出一系列谈话,亦可同时当成优美正确的演说的教学信函与道德行为的指南。他开始收集在他看来对其当代意味深远、大半来自古代文献中的谚语与成语。由于财务因素,他经常担任富家子弟的私人教师,亦可透过这类通俗文本的例子,为其学生清楚讲解古代生活智慧与当代实践的关系。
伊拉斯摩斯在巴黎已经印行近八百条古代文献与圣经中的格言,到了亲切接待他的阿尔多·曼奴奇欧手上时,他的汇编增加到三千二百六十条。他以长篇随笔的形式来解释个别谚语,比蒙田的《随笔》早八十年,娓娓推广着许多生活观点。为了说明伊拉斯摩斯修辞优美的叙述风格,我很乐意引用他关于“快而不乱”这个体现在阿尔多印刷字体中的谚语随笔:
“快而不乱”意味着在关键时刻坚毅果决,却矜持自制,既精力充沛,又思虑周密。这个谚语相当迷人,仿佛一个谜,因为是由两种对立的概念组成……这个说法的生动活力与细腻的暗示,因为贴切与完美的简洁,更形精炼,这也是我特别喜欢(我无法解释为什么)谚语和珠宝的原因,其价值因而高得令人讶异。
如果我们再想想,在这个简明扼要的说法中蕴含了无比丰富、深沉、有用,适合各种生命情境的意义时,大家或许会同意,在无数的谚语中,只有这个谚语值得刻在所有的石柱上,写在所有圣地的墙面上,画在统治者宫殿的大门上,而且是用金色字母……因为对所有人来说,这个谚语重要到随时都要思索,随时都要注意,因为奉行这个谚语,可以带给所有人无比的好处,特别是王公诸侯……老天!一名君主的一个犹豫,一个急促的决定会招致何种灾难,令人类何其不幸!
随笔中的这一小段(文中还举出许多古代的例子详加阐释),即可看出伊拉斯摩斯尽管博学多闻,耽于修辞,却随时和当代保持关系。在他抵达威尼斯之前不久,他眼见基督的代理踏上战争之途,令他愤慨不已:在意大利以“恐怖朱立安诺”(Giuliano il terribile)一名著称的教皇朱立乌斯二世(Julius II)正率领他的部队进驻波隆纳,夺回被西泽·波奇亚(Cesare Borgia)从教皇国抢走的这座城市,并在大教堂中和其庞大的随从举办一场胜利弥撒。
伊拉斯摩斯在这座潟湖城市待了八个多月,对威尼斯的艺术,没有任何评论。他在阿尔多忙乱的大印刷坊里不停阅读、写作并校订文稿,在他刚刚完成的《格言集》(Adagia)付梓之际,他又开始准备新的资料。他和那位受人敬仰的印刷师傅合作无间。两位学者并未把推广“教育”视为单纯的知识积累,而是一种型构个体的途径。两人在这教育观念的工作上互补,相互彰显对方的名声。
一五○八年九月,当其《格言集》刊印完成后,伊拉斯摩斯离开了威尼斯,有了新的目标:年轻的国王亨利八世邀他前往英国。在他越过阿尔卑斯山朝北前进时,伊拉斯摩斯因为好玩,而构思出一部在今日被视为其杰作,并让他名留后世的批评讽刺作品:《愚人颂》。
阿尔多·曼奴奇欧于一五一五年去世,其子保罗(Paolo)和小阿尔多继续经营这间著名的印刷坊。在威尼斯储蓄银行后,圣帕特尼安小街(Calle San Paternian)四二一八号屋旁有一座纪念碑,上面写着阿尔多的儿子在此透过印制书籍普及了“市民智慧的新光芒”。在泰拉二号运河的阿尔多之屋处,一段铭文宣称“希腊博学之光”在此开始照亮“一般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