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因其地位的缘故，在工业革命以来，并没有生产出哪一种狭义上的文化。我们必须认识到，他们无论是在工会、合作运动，还是政党之中，生产出的文化是集体的民主的机制。工人阶级在其历经的阶段中，首先是社会的（在于它产生的各种机构），而不是个人的（在于特定的知识性或想象性作品）。放到它的语境中来思考，工人阶级文化可被视为一个非常具有创造性的成就。
可以说，正因为威廉斯将文化定义为普通男男女女，特别是工人阶级的日常经验，由此而进入日常生活的文本和实践，终而使他同文学为上的利维斯主义分道扬镳。威廉斯指出，利维斯的文化观点主要来源于马修·阿诺德，而阿诺德的观点又可上溯到柯勒律治。但在柯勒律治看来（Raymond Williams，CultureandSociety，Harmondsworth：Penguin，1963，p．314．）“少数人“是一个阶级，即受国家资助的知识阶级，其使命是普及一切学科，而到利维斯，”少数人“本质上就成了文学上的少数派，其使命相应成为保持文学传统和最优秀的语言能力。就教育来看，威廉斯承认利维斯为之奠立基础的以文学为中心的英语教育，可以是所有教育的一个中心，但是英语教育并不等于整个教育。同理，无论正规教育多么高尚，也不是过去和现在社会经验的全部。威廉斯的这些思想，对于倡导工人阶级的文化研究，是意义深远的。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E·P·汤普森的父亲是作家和诗人，他本人年轻时也曾经是个地道的诗人。但是后来他走的是学术道路，他出身剑桥大学，参加过英国共产党，因不满1956年苏联干涉下的匈牙利事件，退党而主张”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以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汤普森1963年以他的大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与霍加特和威廉斯一道，成为前期文化研究鼎足而立的代表人物之一。《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是汤普森的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出版之日即告轰动。因为它写的是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工人阶级的历史，而这段历史显然是已经被遗忘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提出的一个主要观点是，阶级是一种关系，而不是一样东西。作者开篇就说明，”阶级“应当是一个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概念。工人阶级并不像太阳那样，日复日在预定的时间升起。它出现在自身的形成过程之中。要之，阶级就是一个历史现象，它不是一种”结构“，更不是一个”范畴“。阶E·P·汤普森的诗集级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它把一批各各相异，看来全不相干的事情结合在一起，既包括在原始的经历之中，又包括在思想觉悟里，总之，它是确确实实发生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之中。汤普森这样描述了阶级的产生：
当一批人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不管这种经历是从前辈那里得来的还是亲身体验），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对立）时，阶级就产生了。阶级经历主要由生产关系所决定，人们在出生时就进入某种生产关系，或在以后被迫进入。阶级觉悟是把阶级经历用文化的方式加以处理，它体现在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中。
汤普森对于阶级的这一描述或者说定义，明确将阶级的产生定位在阶级成员的共同利益上面，进而将这共同利益发生的阶级经历定位在生产关系上面，同时用文化意识形态，来解释此种经历的发生，体现了作者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适因于此，作者从两个方面重申了他动态形式的阶级阐释立场。首先，他指出把阶级理解为某一种既定的”东西“，是对马克思的误读。它既不是马克思的本意，而且也对后来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贻害匪浅。这是说，有人认为工人阶级是确实存在的东西，而且其存在几乎可以用数学方法来精确测定，诸如多少人处在怎样的生产关系之中等等。而一旦阶级存在测算出来，作为上层建筑的阶级觉悟，也就顺理成章给推导出来。对于这样一种近乎机械主义的阶级理解，汤普森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态度，认为是把肤浅的、多有漏洞的阶级概念强加给马克思。其次，他指出有人因此对阶级持虚无主义和取消主义态度，认为阶级从来没有发生过，纯然是概念猜想。由此出现另一种说法，它凭借莫名的转换，把阶级的动态观点变成了静态观点：即承认工人阶级存在，而且不无准确地可以界定为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部分，但是阶级觉悟被无情否定，判定它是精神不正常的知识分子发明出来的坏东西。对于这两种观点，汤普森的看法是，假如能记住阶级是一种关系，而不是一个东西，那么就不会这样来思考问题了。概言之，阶级是在社会和文化中形成。阶级既形成自经济中，也形成自文化中。而文化的因素，在阶级的说明中，恰恰是久被忽略了。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题为《阶级意识》的第十六章中，汤普森着重分析了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的文化因素。作者指出，19世纪上半叶英国劳工阶层的文化普遍不高，大多数人所受的正规教育没有超出简单读、写、算的范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思想萎缩。事实上这个阶层学习文化的热情是显而易见的。初通阅读的工匠、零售商、职员和小学教师，每以小组形式相聚自学。自学的书籍和教员，则每每是属于改革性质。汤普森举例说，一个读《旧约》学会识字的鞋匠，会苦读《理性时代》；一个受清一色宗教训诫教育的小学教员，会尝试去阅读伏尔泰、吉本和李嘉图；目不识丁的劳工，则每星期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1-2页。
去酒馆听别人宣读科贝特的信件。工人们就这样超越自身的经历，凭借自己含辛茹苦获得的不规范的教育，形成了有组织的社团。汤普森认为，这在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是最重要的政治现象。汤普森引证了19世纪20年代，以破坏机器的卢德运动为代表的激进时期英国工人阶级的文化状况。
他指出，此一时期的工人阶级每三个就有两个多多少少具有些许阅读能力，其自我提高的欲望也为强烈。此一时期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读书会和阅览室，就是绝好的证据。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伦敦咖啡馆剧增，大都也兼作了阅报室。小城和村落里的读书团体虽然远谈不上正规，却也每在小酒馆、”黑店“和私宅聚会，或者在工场里读期刊并且讨论：
这就是在书摊周围、酒馆、工场和咖啡屋里辩论的文化。雪莱在《致英国工人的歌》中所欢呼的那种文化，也是孕育了狄更斯的天才创作的文化。然而，如果我们把这个“读者群“视为一个单一的、无可分类的群体，那就错了。我们也许可以说当时存在着好些个既互相冲突又互相重叠的不同“群体“，同时又是按不同的原则组织起来的。
汤普森把英国这一时期的此种文化称为”工匠文化“，认为它的特点就是勤勉节制、探究知识、重视合作。之所以命名为工匠文化，作者解释说，比较起来看，”小资产阶级“这个词带有轻蔑意味，不甚恰当；而把它定义为”工人阶级文化“，又为时过早。
汤普森的思想被认为是一种文化马克思主义。《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汤普森抽丝剥茧，细致发掘英国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文化内核的努力，后来都给霍尔和他周围的学者移植过去，以此为纲来研究下层阶级消费大众文化的现象。
后工业社会和阶级变迁
回顾20世纪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它经历了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Post Fordist）的转变。所谓福特主义是指二战以后的西方经济，特别是英美的工业经济模式，它实行以福特公司为代表的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以市场为导向，以分工和专业化为基础，以较低产品价格作为竞争手段。伴随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的推广，是广告文化的兴起，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845页。
成为这个社会的文化导向。根据哈维《后现代状况》一书中的分析，从1972年石油危机开始，福特主义就开始明显见出生产过剩的危机，这并非意味人人都能按需所得，有了充裕的消费品，反之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已是捉襟见肘。特别是西方国家面临日本和此时崛起的亚洲四小龙的价格竞争，加上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推动世界石油价格一路走高，这都导致后福特主义的兴起。后福特主义在许多方面与福特主义大相径庭，它主要以满足个性化需求为目的，以信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是生产过程和劳动关系都具有相当灵活性的生产模式。后福特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消费者主权论。在供大于求的过剩经济时代，需求和消费力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它意味大规模生产转化为小规模生产，一元化模式转化为多元化模式，大规模的统一市场转化为竞合型的小规模市场结构。生产形态的转化带来文化模式的转化，由此进入了今天我们称之为”后工业“、”后现代“、”全球化“的新时代。
这个”新时代“又有什么特点？我们发现它把市场和消费分合成了”生活方式“、”壁龛“、”目标消费群“、”市场片段“。”生活方式“与其说是指消费大众的现实生活方式，不如说是通过广告、媒体，组织引导消费大众来加以“生产”的新的时尚。依鲍德利亚《消费社会》中所言，被消费的不复是物质商品，而是符号即身份象征。这可以解释何以服务业在各国GDP 中的比重突飞猛进，与日俱增。“服务业“（service）这个词本来就是模棱两可的。许多服务业包含大量物质产品，如麦当劳销售的汉堡以十亿计，旅游业的发展必然需要基础设施建设予以配套。但是另一方面，服务业中的许多消费是由信息、咨询、专家意见和休闲娱乐活动构成的。甚至物质商品，也愈益在增强它们的非物质成分，如商品的华丽包装已经远不止是喧宾夺主、反仆为主、铺张浪费的问题。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符号和表征的世界：电视、电影、流行杂志不是在反映生活而是在领导生活，在向我们展示生活方式应该是什么模样。视觉形象替代了记忆，电视川流不息在向我们展示变化无定的现实，记忆在它面前已经显得无足轻重。从理论上说每个人都有创办文化企业的自由，但事实是即便具有相当实力背景的企业，今天要想进入文化传播的渠道，也几无可能。
后福特主义畅行其道的结果，是社会的重心由传统的工业制造向筑基在信息技术之上的服务产业转移。知识的生产和规划，由此在后工业社会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信息和文化产业替代重工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中之重。与此相应，制造业工人阶级队伍发生分化，白领、职业和服务业人员崛起而组成新的阶级结构，也是势在必然。比较传统阶级的区分是以财产和工种作为标准，新兴阶级的标志是技术和知识。这如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所言：“正在成形的新社会里，主要阶级首先是一个职业的阶级，它的基础是知识而不是社会。”丹尼尔·贝尔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对后工业社会中服务业的兴起，作了影响深远的理论说明。作者将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化，同一百多年前欧洲社会由农业社会转变成工业社会并提，指出后工业社会的鲜明特征，便是由产品生产转变为服务生产，职业方面专业和技术人员成为主导，知识居于中心地位，信息成为公共物品。特别是如果信息被私有化，那么占有信息的人将拥有无上的权力，反之无缘占有信息的人群，便会被无情地边缘化。在这样的新的语境中，前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产业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势所必然被人际关系所替代。所以贝尔提出，后工业化社会的中心是服务，它是人的服务，也是职业和技术的服务。因而它的首要目标，也就是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当然，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个人之间的关系，而是社群或者说组织之间的关系，这就牵涉到了阶级变迁及其重新界定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