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作为一门跨学科的“准学科”，它是英国伯明翰大学的传统。这个传统主张打破以往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壁垒两分，将整个社会生活纳入研究视野。它的一个直接结果，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进入大雅之堂，担当起颠覆统治意识形态话语的文化批判使命。事实上，在今日全球文化研究方兴未艾、一路走红的现象背后，它针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立场，始终是未有松懈的。特别是当今西方发达国家政治气候普遍右转，保守主义盛行，左翼批判理论在公共领域颇有难以为继之势后，也使更多的学者转移到文化研究麾下，以迂回方式来继续他们的社会批判。这在客观上，也推动了文化研究进一步的跨学科发展趋势。
就美国的情况来看，文化研究主要是在高等教育体制内部发生和发展，今天已稳稳地在各大高校盘营扎寨，游刃有余斡旋在许多相关的交叉学科之间。这一点不同于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传统发端于成人教育的路线。英国的成人教育和开放大学传统自有它的渊源，这个渊源其他国家未必一样具备。就此而言，中国的成人教育一定程度上相仿美国，迄今不成太大的气候。所以中国的文化研究应当说同美国比较接近，迄今主要是在高校的体制里面展开，思想起来便也情有可原。但即便是在美国，文化研究在高校里的地位其实也头绪复杂，几乎鲜有例外，它大都作为跨学科课程教授，或者成立研究中心和研究所。这一点，和中国目前高校里的文化研究课程开设，同样是相似的。
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质，主要表现在它同文学、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等等学科，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很多学科就是它从中脱胎而出的母体。同时，反过来它一方面在滋养和充实所有那些它受惠不浅的母体学科，一方面又对这些传统学科切切实实构成了莫大的冲击。在这里，我们想主要谈一谈文化研究同文学研究，以及同社会学、人类学和传媒研究的关系。
文学研究在我们的学制体系里，主要是由文艺学承担的。文艺学以广义上的文学理论为其本位，这在这门学科宣告诞生以来，直到进入21世纪，一直没有什么疑问。值得一提的是这门中文系的老牌看家课程，虽然过去一直叫做文艺理论，即便它使用的教材叫做“文学概论“、”文学的基本原理“，或是名称叫做”文艺理论“，实际上却是清一色的文学理论。但是我们发现文艺学或者说文艺理论中的那个语焉不详的”艺“，近年在悄悄退居后台，反之它的文学本位性正在西方现当代学术的蜂拥东渐中与时俱进，日益理直气壮地彰显出来。这一点只消看一看近年出版的有关教材便知分晓，它们大体都叫做文学理论，其中有童庆炳的《文学理论教程》（1998）、南帆的《文学理论新读本》（2002）、王一川的《文学理论》（2003）、董学文的《文学理论学导论》（2004）、陶东风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2004）等等，作者都是文艺学圈子里的领军人物。可见，文艺学的内涵就是文学理论，文艺学的实质就是文学研究，这不但是约定俗成的，而且也是天经地义的。
问题出在世纪之交。因为文艺学突然发现它的一部分得力人手移情别恋，移向了文化研究。不仅如此，假如文化研究同文艺学中的”艺“一端同根同种、声气相求倒也罢了，这样文艺学可以假借它学名里面的艺术含义，名正言顺地把它收入麾下。问题是此文化不同于彼文化。彼文化是文学及至艺术的代名词，此文化则说白了就是今天日常生活中的时尚追求，如是它首先是年轻人的文化。它同传统的文学概念既无多相干，同传统的艺术也相去何远。所以有人担忧，文艺学的文学研究传统要不要易弦更张，或者说，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是不是一回事情？它们中间有没有边界？两者之间又具有什么特殊的关系？文学研究的边界肯定是存在的，它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将继续存在。而就文学和文化研究的边界来看，没有疑问这个边界应是开放性的、呈交叉状的。这并不是空话。文学曾经是文化的最高理念。英国19世纪诗人及文学批评家马修·阿诺德在其名著《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把文化定义为光明和甜美，以文化为一个民族所思所想的最好的东西。而传承这个最优秀传统的媒介不是别的，据阿诺德和利维斯传统的文化精英主义立场观之，它就是文学。
但今天文学被边缘化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文学其实从来就是在主流话语的边缘上流转生存。从历史上看，除了19世纪的西方各国，包括俄国以及20世纪迄止60年代初叶的中国，文学从来就没有占据过意识形态主导地位。但边缘并不意味没落。文化研究从广泛意义上说，亦不妨说是从文学研究中脱胎而出，比如它可以把文学看成是一种文化形态，而不仅仅是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独立的审美客体。同样它可以更多强调创作过程和阅读过程的文化语境，事实上文化研究的一些先驱人物如马修·阿诺德和F·R·利维斯，以及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那么多半它会有难以为继之日，届时从文艺学流失出去的文化研究队伍复归文学研究，如是当代中国的特殊语境见证我们的文艺学如何将文化研究收编进来，该也不是天方夜谭吧？
美国文学批评家希利斯·米勒近年多次访问中国，就文学研究面临文化研究冲击的窘迫现状作过讲演，其文化研究反客为主，成为今日学院学术主流的描述，还受到过一些中国学者的质疑。质疑里面或者有一些误会，因为米勒无论如何算不上文化研究的代言人，而毋宁说是一如既往的文学研究的中坚人物。2006年秋天清华大学的一次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讨会上，米勒作的题为《全球化和新电子技术时代文学研究辩》的发言，应能说明很多问题。他为之辩护的是书面文学，即白纸黑字的印刷文学。它在今天的网络时代，已是明日黄花了吗？其实未必尽然。米勒认为当今全球化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是全球化发生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速度和方式也各不相同。第二是全球化是异态纷呈而不是单一的事件。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就不相同，科学技术的全球化则又是另一种模样，更不用说还有环境恶化的全球化，它的直接结果就是全球气候变暖。第三，这一切全球化形式的公分母是电子通讯技术。就像当初《共产党宣言》精辟地预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突飞猛进，旧的制度分崩离析之际，必有一种全新的”世界文学“出现，米勒认为，今天出现的是一种世界范围的新媒体文化：电视、电影、流行音乐、互联网、电子邮件、播客、博客、音像、网络游戏，以及电子邮件传输的数码照片等等。而正是这些新的技术形式，使我们的世界变成了地球村。
米勒举例2005年夏游戏《魔兽世界》（Worldof Warcraft）面世之际，当时就有150万中国玩家订购这个游戏，一年之后，中国玩家的数量翻上一番，达300万。《魔兽世界》的巨大成功，正也可见出人类委实是需要虚构的东西。而比较传统文学，这些新媒体大都具有一些平易近人的特点，比如容易翻译，容易传输，容易适应世界的每一种不同文化。现代印刷文学则更多被圈定在母语上面，受制于本土地方文化的约束。为此米勒甚至戏拟亚里士多德《诗学》中人类天生喜欢模仿的著名论断：人类天生需要虚构，虚构什么也不模仿。这样来看，今天相当一部分文学工作者转向文化研究，来研究新媒体的语境和影响，便也是情有可原。虽然，米勒声明他现在想做辩护的不是图像替代文字的文化研究，而是正在消失的老式印刷书本形式的文学和文学研究。换言之，他要在全球化和数字媒介时代来为文学辩。因为文学可以言新媒体所不能言，为新媒体所不能为。的确，文学中有一种悲天悯人的东西，那是任何技术和技巧的迷恋所不能替代的。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由是观之，我们相信它们能够和平共处，相得益彰，而且两者的关系盘根错节，肯定远不止于一个怀旧和时尚的二元对立。
再来看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它们是血亲还是仇家？似乎也难一言定夺。显然今天的文化研究对社会学构成了挑战。但事实上许多文化研究学者本人就是社会学家，许多社会学家也同样在从事文化研究。一般来说，在澳大利亚这样一些学科分野比较模糊的国家，文化研究和社会学融合较好。而像美国这样学科分类明晰，文化研究又大都在人文学科里安营扎寨，文化研究和社会学的关系，就比较见出分歧来。社会学其实一向关注文化。文化是社会变革的动因，它可以解释传统的回归，也可以解释社会生活新形式的出现。文化使社会学的研究见出深度，尤其面对社会差异，每每能够以多元视野替补一元理性分析。这样来看，马克思对意识形态和商品拜物教的分析、韦伯对传统价值与新教伦理的比较，以及涂尔干对”失范“和集体表征的研究，都可视为早期社会思想家对社会文化内涵的关注。但是，假如按时下通行的做法，把文化定义为一种符号形式，那么很显然文化分析理所应当有它自己的领域。比较来看，社会学的传统重心则是在科学上面。早在19世纪，作为社会学原型的人口统计学，其奉行的对社会给定事实的量化分析方法，就是典型的科学主义传统。而正是在这一背靠科学的氛围中，社会学确立了它的学科地位，其中文化隶属于社会制度、社会过程、社会集团及其社会实践。个别的文化制品，比较它们的社会生成和接受语境，其本身的意义和形式是无足轻重的。
涂尔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