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给《北京文学》写过一篇文章，谈的是关于“短篇小说的种子”，今天我想说说短篇小说的生长。种子是为生长作准备的，这是很自然的事。种子如果不能生长，就没有出头之日，就不会有前途。
可以说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怀有短篇小说的种子。因条件不同，可能有的人种子多一些，有的人种子少一些。对于不写小说的人来说，种子对他们是没有意义的，任它自生自灭就是了，这没有什么值得惋惜的。而对于热爱小说创作的作者而言，每一颗短篇小说的种子都来之不易，都值得珍惜。在全国各地的文学刊物上，我们时常会看到一篇两篇不错的短篇小说，它们枝肥叶壮，花朵开得硕大鲜艳，闪耀着动人的光彩，让人喜爱。不必讳言，我们也看到一些短篇小说是瘦弱的，不完整的。它们的枝叶稀稀拉拉，干干巴巴，一点都不蓬勃。它们也长出了花苞，看似要开花。然而可惜得很，它们的花苞还没打开就蔫巴了。平常我们评价一篇短篇小说，说它挖掘得还不太充分，写得还不到位，或者说还不够完美，其实就等于说它生长发育得不好，没有生长成熟就夭折了，把种子也浪费了。
在自然界，种子的生长遵循的是自然法则。我们把短篇小说与种子及生长作类比，所取的不过也是一条师法自然之道。我们听到的关于短篇小说的作法已经不少了，比如较多的一种说法认为写短篇小说是用减法写成的。显然，这种说法是根据短篇小说需要精练这一特点出发的，是针对用加法写短篇小说的作法提出来的。有的短篇小说使用材料的确过多，是靠材料叠加和充塞起来的。作者把短篇小说当成一只口袋，生怕口袋装不满，逮住什么都想往里装。他们装进一个又一个情节，塞进一个又一个人物，口袋填得鼓鼓囊囊，满倒是满了，结果里边一点空间也没有，一点空气都不透，口袋也被累坏了，填死了。更有甚者，材料多得把口袋都撑破了，稀里哗啦散了一地，想收拾一下都无从下手。这时候减法就提出来了，剪裁也好，忍痛割爱也好，意思是让作者把材料扒一扒，挑一挑，减掉一些，只挑尚好的、会闪光的、最能说明问题的材料来使用。问题是这样做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虽然减掉了一些材料，剩下的材料还是叠加的，堆砌的。你让他再往下减，他就有些为难，因为减得太多了，一篇短篇小说的架子就撑不起来，体积就不够了。所以我不赞成用所谓减法来写短篇小说，减法的说法是机械的，生硬的，武断的，起码是不确切的。我认为短篇小说是发展的，生长的。如果硬要把它说成作法，我觉得生长法比较合适些。它从生活中记忆中只取一点点种子，然后全力加以培养，使之生长壮大起来。或者说它一开始只是一个细胞，在生长过程中，细胞不断裂变，不断增多，不断组合，最后就生长成了新的生命。打个比方，一篇完美的短篇小说就像一枝花，它的每片花瓣，每片叶子，甚至连丝丝花蕊，都是有机组成部分，都是不可减的，减去哪一点都会使花伤筋动骨，对花造成损害。试想，一朵花是六瓣，你硬给它减去一瓣，它马上就缺了一块，就不再完美。
我还听到一种说法，说写短篇小说靠的是平衡和控制的功夫，使用的是控制法。这种说法，从某一方面看，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从整体来看，我亦不敢苟同。我写每一篇短篇小说时，从不敢想到控制。相反，每篇小说一开始，我总是担心它发展不动，生长不开，最终不能构成一篇像样的短篇小说。写下小说开头的第一句话，我要求自己放松，尽情地去写，往大有发展的方向努力。写作过程中，我觉得某个部分内容应当更充实些，味道应当更足些，分量应当更重些，而我一时却不知道写什么，路好像走到了尽头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我咬牙坚持着，调动全部身心的所有精力，使劲向前开拓。我甚至采取一种最笨的办法，要求自己在某个部分必须写够多少字，多少页，写不够决不罢休。您别说，这种办法还真管用，我坚持着坚持着，前面突然豁然开朗，展现出一片新的天地，让人欣喜过望。我写作的愉悦感往往就是在这个时候产生。过后翻看小说，一些精彩的段落往往也是在这个时候出现。想想看，在写一篇短篇小说时，我们若老是想着控制控制，手脚一定放不开，写出的小说也会很局促，很拘谨。相比之下，我倒觉得写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时需要适当控制，如果失控，有可能会写疯，会收不住。这是因为，短篇小说的取材、结构与中、长篇小说有着根本的不同，短篇小说是一种独特的文体。仅仅泛泛地说短篇小说文体独特，很难让人信服。与中、长篇小说比较起来，也许说服力稍强一些。中、长篇小说篇幅那么长，我们把它取下一块，变成短篇小说行不行呢？绝对不行！不管再好的中、长篇小说，取其一块也变不成短篇小说，好像虎皮贴不到羊身上一样。同样，任何一粒短篇小说的种子也生长不出中、长篇小说，这是它的潜质决定的。请允许我还是拿一株花与短篇小说作比（一花一世界嘛），它到了一定季节，长到一定的高度，自然就开花了。一篇短篇小说只开一茬子花，你想让它再长，再开花，那是不可能的。
我认定短篇小说是用生长法写成的，那么，它是从哪里生长起来的呢？它不是在山坡上，不是在田地里，而是在我们心里。一粒短篇小说的种子埋在我们心里，我们用心血滋养它，有的甚至要滋养若干年，它才会一点点长大。这样长大的短篇小说才跟我们贴心贴肺，才能打上我们心灵的胎记，并真正属于我们自己。我写短篇小说是多一些，大约有一百多篇吧。有朋友就问我，你怎么有那么多短篇小说可写呢？我反应慢，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就说短篇小说是小东西，可能显得多一些。过后我想了想，之所以写短篇小说多一些，是我对这种文体比较偏爱，对它一是上心，二是入心。先说上心。平时我们会产生一些错觉，认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很重要，这也离不开自己，那也离不开自己。其实不是的。真正需要和离不开自己的，是自己的小说。小说在那里存在着，等待我们去写。我们不写，它就不会出世。我们上心干好一件事情，写好我们的小说就行了。再说入心。我们看到的现实世界是很丰富，很花哨，却往往觉得没什么可写的。它跟我们的生活有些联系，与情感、心灵却是隔膜的。我们的小说还要持续不断地写下去，那么我们怎么办？我们只有回到回忆中，只有进入我们的内心，像捕捉萤火虫一样捕捉心灵的闪光和心灵的景观。我个人的体会，只要入心，我们就左右逢源，就有写不尽的东西。心多大啊！多幽深啊！我手上写着一篇小说，正在心灵世界里神游，突然就发现了另一处景观。我赶紧把这个“景观”在笔记本上记下两句，下一篇小说就有了，就可以生发了。有时我按捺不住冲动，也会近距离地写一下眼下发生的故事。这时我会很警惕，尽量防止新闻性、事件性和单纯社会性地把故事搬进我的小说。我要把故事拿过来在我心里焐一焐，焐得发热，发酵，化开，化成心灵化、艺术化的东西，再写成小说。
我说短篇小说生长于心，其实是全部身心都参与创作。除了脑子要思索，要想象，听觉、视觉、味觉、嗅觉、触觉、知觉等，都要参与进来。这里既包括智力、想象力和意志力，甚至包括体力。许多事实一再表明，人的身体一衰老，其他能力就会减退和萎缩，短篇小说在心里就发展不动了，就生长不开了。如果努着力硬要它生长，长出来的果实也不会很饱满。我们都知道，汪曾祺先生的短篇小说如《受戒》、《大淖纪事》等，写得相当精彩。随着年事变高，力气不支，他后来的一些短篇小说就不如前。这不用我们说，据说他的家人就对他后来的小说很不满，说一点灵气也没有，不让他拿出去发表，甚至开玩笑地说他“汪郎才尽”。这话汪先生很不爱听，也很不服气，他说，他就是要那样写，他故意写成那样。汪先生不服老的劲头让人感佩，可每个人都有写不动的那一天，谁不服老也不行。这个例子不仅说明短篇小说的确是生长的，还说明它的生长是有条件的。这好比女人都有一个生育期，正当生育期，她会生出白胖的孩子。过了生育期，她就不会怀孕，不会生孩子了。也好比果树都有一个挂果期，在最佳挂果期，它硕果累累，压弯枝头。一过了挂果期，它结果子就很难，即使结果子也结得很少。所以在我们还具有短篇小说生长能力的时候，应当抓紧时间，尽可能多生产一些，免得日后因心有余力不足而懊悔。
短篇小说的生长粗枝大叶不行，一定要细致。细到连花托上的绒毛都清晰可见，细到每句话、每个字、每个标点都不放过，都要精心推敲。我说细致，不说细腻，想到的也是推敲的原则。既要细，还要细得有致，而不能细到琐碎，不能细到让人腻味的地步。如果连细致这个词也不用，我觉得使用微妙更好一些。真的，我认为短篇小说关注的表现的就是一些微妙的东西，是细微的，又是美妙的。一连串美妙的东西串起来，最后就成了大妙，成了妙不可言。在日常生活中，这些东西人们一般注意不到，或者偶尔注意到了，也无意进行深究。而短篇小说像是给人们提供了另外一双眼睛，让人们一下子看到了平常看不到的新世界。这双眼睛跟显微镜有那么一点像，但绝非显微镜可比。显微镜再放大，它放大的只能是物质对象，而这双眼睛让人看到的是精神世界。另外这里顺便提一句，综合形象的运用对短篇小说的生长也很重要。综合形象是短篇小说中的主要形象背景，是对主要形象的铺垫或烘托。有人把它称作闲笔，我愿意把它称为综合形象。沈从文先生对综合形象运用得十分娴熟，他的每一篇小说里几乎都有综合形象的出现。综合形象在短篇小说里绝非可有可无，如果运用得当，就可以增加短篇小说的立体感、纵深感和厚重感。关于综合形象问题，完全可以写成另外一篇文章，等我想好了再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