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四大街到西长安街
早上起来，用父亲从云南带来的米线做早点吃了，就和父亲出门，准备去天安门。
走出小黄庄来到安定门外大街，父亲的话匣子就打开了。
“新农村建设好哟，都建到我们村了。”父亲捋了一下胡须说。
“新农村建设？搞到我们村了？”我有些惊讶，甚至为父亲能提到“新农村建设”这样的字眼感到吃惊。说真的，这样的字眼，我作为一名出版传媒从业者，口中都很少提到。我开始对父亲另眼相看了。我没有想到，这些年来，北京在变化，中国在变化，世界在变化，湾湾田的父亲也在变化。
“怎么昨天没听你说起这些？”我奇怪地问。
“你还不知道，哟——不是在搞新农村建设吗？湾湾田被划为新农村建设示范点，正在修大街，临街门面都被很多人认买了。主大街正对着湾湾田清真寺。”父亲歪着头用有点夸张的表情看着我，目光斜视着。
这时，已来到甘水桥公交车站。这里公交车比较多，等了三分钟，104路电车就来了。刚上车，就有一年轻女子给父亲让了座，这让我感激不已，忍不住多看了女子几眼。紧接着，这位女子坐在后面的女儿给她让了座。后来，那个长得很漂亮的女孩一直盯着父亲白帽上弯来拐去的文字好奇地看，还伸出手一边比划一边低声和母亲议论着，我离她们有点远，听不清她们说些什么。当然，看得出来，母女俩在猜测那是什么文字，又是什么意思。我本想告诉她们那是阿拉伯文，简称阿文，并告诉他们父亲白帽上的阿文是什么意思，可鼓了几次劲都没有这样做，原因是我离母女俩有点远。再就是，我突然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也许让她们留有这份好奇心会更好一些。我甚至认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变得无趣，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正在减弱，以致内心里有趣的东西越来越少，无趣的东西却越来越多。
原计划到美术馆下车，再转乘109路电车去故宫，然后再去天安门，可到美术馆下了车后，我突然想让父亲看看中国美术馆，理由很简单，我以前喜欢画画。而父亲当初在昆明做生意时，还和母亲专程到昆明百货大楼为我买过画夹、调色盘等画具。遗憾的是，我后来考美院，因专业分差九分落榜了，加之后来上了别的学校，从此再没画画。但画画这件事，无论是在我心里，还是在父亲心里，多少都有点烙印。也正因为此，当我说起中国美术馆时，父亲眼睛亮了一下，并表露出急于看到的兴奋。
“那就过去看看。”父亲说。
“要不别去看了。”我突然觉得没必要去看美术馆，担心父亲路走多了，过会儿走不动，“接下来还要走很多路，我担心你走不动。”
“出来就是为了四处走走看看，坐在车里能看什么？”
于是，我就领着父亲来到美术馆大门前。在离大门十几米时，我就看见大门口的栅栏前有十几位国内外艺术大师的头像，米勒、毕加索、凡高、拉宾、达·芬奇、徐悲鸿、董其昌、黄胄、李可染、齐白石、石涛、八大山人、黄宾虹等。我随便瞄了几眼，就不想瞧了，想马上走开，父亲却说：“走，过去看看。”说着就走过去凑近了看。大字不识一个的父亲，当然不知道那上面的人都是谁，但他看得很认真，一个个仔细地端详着。
我跟在父亲身后，心里有点不是滋味。
虽然后来没有再提画笔，但小时候种下的梦想，并没有完全从我心里根除，偶尔还会像兔子一样跳出来在我心里蹦腾上几下，即便没有把我蹬疼，也会把我撩拨得心里痒痒的，让我有些受不了。所以，没有走上绘画这条路，一直是我心里的一个痛。所以，父亲一个个仔细地端详着那些头像时，我觉得时间是那么的漫长，一心盼着父亲早点看完。
父亲终于看完了十几位画家的头像。离开时，他感慨道：“画得真像，跟真人似的。”
我一听，差点没笑出声来。我本想告诉父亲这不是画的，是真人照片，是宣传海报，馆里展出的才是他们画的，但想了一下，又没说。
我们开始朝故宫方向走去。
在经过文物出版社门口时，父亲突然看到橱窗里的古董、文物照片，马上就凑过去。
“这个没什么看头，我们走吧。”我对父亲说。不是我对文物不感兴趣，相反，我很感兴趣，央视的“鉴宝”、“探索·发现”等栏目，只要赶上时间，我必看不误。我现在不想看这个，是担心时间不够。
“哟——有看头，湾湾田修大街、挖排水沟时，挖出好多古董，瓶瓶罐罐的，什么都有。”父亲一边说一边看，很有兴致。“二叔家挖到一个大坛子，坛子里还有一个小罐子，好端端的，一个缺都没有，上面画了几只鸟，听说很古老了，有两三千年。”
“那二叔家发了！”我一下子为二叔高兴起来。
“发什么发？后来被公家收去了，给了你二叔一百块钱。”
“那么少啊！”
“少？已经不错了。要是不上交，还要罚你的款。”
“也倒是，国家规定，地下挖掘出来的文物属于国有财产嘛。”
“也有一些没有上交完，只交了一部分。挖到的太多了。”说到这里，父亲突然大声喊起来，“你看你看，二叔家挖到的一个罐子就和这个一样。”我凑过去看了一眼，那是一个口小肚大的灰黑色土罐，一尺多高，罐身没有什么花纹或装饰，看上去极其普通，但一看下面的注解，吓了我一跳：出自西汉时期。
“哼，年代是很久了，这个就值钱了。”我说。
湾湾田挖到文物的事，很早以前就有了。据说湾湾田附近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居住了，挖出来的很多东西，连专家都无法鉴定是什么时候的。后来，湾湾田旁边的“野石山遗址”被列为全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正因为这个，省里曾阻止县里在湾湾田和野石山一带修建街道。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又允许修建了。当然，这些都是我后来从父亲口中得知的。
“有人说野石山下面有座宫殿。”说这话时，父亲已看完橱窗里的文物照。
我们开始朝故宫方向走去。
“要真有就好了，可以挖出来作为旅游景点。”我说。
“不准挖。省里来人了，说是文物，不准动。”父亲说这话时，脸上很严肃的样子。“县里搞新农村都不敢动，只得尽量绕开野石山遗址，往湾湾田这边靠。”
几分钟后，我和父亲来到了五四大街和北池子大街交叉路口，已经能看到故宫东北角上的城楼了。来往车辆很多，人很挤，有个交警在交叉路口指挥交通。由于故宫快到了，我希望父亲好好看看气势恢弘的外城墙和护城河。哪知道，在过交叉路口时，父亲突然停下来，一把拉住我，就站在交叉路口，一边比划一边说着湾湾田修大街的事。
“我准备建的房子离街只有十几米远，这条街还不是主大街，它只有十几米宽。主大街有三十米宽，大街往北走正对着清真寺，往南一直通往田坝里的213国道。”
父亲左右手结合，一会儿指南，一会儿指北，一会儿指东，一会儿指西，说得津津有味。很多人好奇地看着他，甚至目光也在随着父亲手指的方向转移。有的甚至停下来看着他比划，但脸上一片茫然，不知道父亲在说什么，因为父亲说的是方言，没几个人能听懂。但是，见父亲说得很投入的样子，不明就里的人们就停下脚步，好奇地看着他。不一会儿，交叉路口就聚拢了很多人，有的是想通过的，却无法往前走；有的是因为好奇，干脆停下来看父亲比划；有的则纯粹是见别人停下来，也不明就里地跟着停下来。只有一小部分行人，干脆从停下来的人群边上绕过去。一看就知道，这类人都是不大爱管闲事的人。
我早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几次想打断父亲，但都没成，父亲说得太投入了。更有趣的是，有的车辆原本是绿灯，但一看到父亲的手势，马上就停了下来，而那些刚好赶上红灯的，则因为父亲的手势，畏畏缩缩，犹犹豫豫，时进时停。
有的人可能把父亲当志愿者，是来帮助交警维持交通的，但一看父亲一身的农民打扮，头上还戴顶白帽，就又有点怀疑。再看看另一边穿着制服的交警，正在不停地向父亲所在的地方挥手，其实是示意这边的人赶紧散开。可是，不明就里的人以为交警是在示意他们往父亲所在的地方走，所以，一些人又开始往父亲这边走来，有的则一脸茫然地站着，不知往哪里走。到了后来，有的车辆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行驶了。
这时候，我已发现交警在远处盯着父亲看，但靠近他那边的车和人都已堵了起来，他又脱不开身，就只能在那边对着这边不停地挥手。
湾湾田要修大街，也是我听了就兴奋不已的一件事。我小时候就经常想，要是湾湾田也像鲁甸城一样有一条街，该有多好，我就用不着为买一本小人书都得往鲁甸城跑了。现在，湾湾田就要有自己的大街了，并且听父亲说有很多条，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那种兴奋绝不亚于父亲，只是没有像父亲这样表现出来。即便如此，我还是觉得父亲老这样下去有点不像话，就赶紧说：“大，走吧，我们站在这里别人不好通行，快堵起来了。”
这下子父亲才反应过来，马上收起手势。也就在这时，他才注意到，身后已经聚集了很多人。然而，他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在我的牵引下，坦然地朝故宫走去。
来到护城河边，父亲被故宫外城墙恢弘的气势折服了，他不停地赞叹着，以致说不出话来。我们就这样隔着护城河，站在景山前街一边的护栏墙下，默默地看着对面暗红色的城墙。
凝视着护城河对岸的城墙，父亲突然感叹起来，“这堵墙熬垮了好多人哟！”
站了一会儿，我们开始沿着护城河往西走，准备从西边绕到天安门广场。我希望父亲能一路欣赏着走过去。哪知道，才走出不远，父亲又开始说起湾湾田的事。让我惊奇的是，已经七十三岁的父亲，竟然连哪条街宽多少公尺，哪条马路宽多少公尺，哪条人行道宽多少公尺，排水沟宽多少公尺、深多少公尺，都记得一清二楚。甚至连即将重新修建的中学占地多少亩，原来的小学怎么处理，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来到紫禁城，因为时间有点晚了，我们就没有去故宫，决定改天再来。由于人太多，警察不让出天安门城楼，我和父亲就由原路返回，从西口绕到西长安街上。
由于从美术馆下车后就一直在路上走，我有些走不动了，就说歇一下再走，父亲却说他一点也不累。父亲身体一直很好，这也是我在北京最感到放心的。见父亲精神还好，我就没再说什么。但是，走了一段路后，我再也走不动了，就建议父亲坐下来歇一下。父亲答应了，我们就在人行道旁边的一个荫凉处坐了下来。刚一坐下，父亲又开始说湾湾田搞新农村建设的事，依然说得津津有味，而且始终没有重复的地方，一说就是四十多分钟。
我都被父亲的激情感动了，以至于眼皮再怎么想垂下，也使劲撑着，认真地听父亲讲，毕竟，这也是我一直想知道的关于湾湾田的细节。
这是下午三点零五分的时光，宽大的西长安街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像风中的某种生命，在从西边射下来的阳光中，忽闪一下又过去一茬，忽闪一下又过去一茬。我觉得这些忽闪忽闪的亮光很美丽，很让人心动，就痴迷地，像欣赏夜晚星空里的某些星星一样，尽情地欣赏着。父亲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些来来往往的车流，依然沉浸在对湾湾田新农村建设的描述中，只是偶尔抬起头来，朝宽大的西长安街瞄上一眼。
从山海关到北戴河
半夜，我被父亲的咳嗽声惊醒。前两天北京接连下了点雨，父亲受了小感冒。
我披衣起来，弄了点药给父亲吃下去。才凌晨四点多钟，我让父亲再睡会儿，我自己也准备再睡一会儿就起来煮早点。我们六点半就要出发去火车站，准备去北戴河。但父亲的感冒让我有点担心，并做好了思想准备，要是父亲的感冒不见好转，就取消北戴河之行，改天再去。
还好，吃过药后，父亲好多了，接下来再没有听到他咳嗽，我起来时，他睡得很香，但还是被我在厨房里弄出的声音吵醒了。我刚在锅里下了面条，他就起来了，在我倒水给他洗脸时，他就对我说起昨晚做的梦来，说他又跟三叔在一起乱了。我一听说三叔，眼泪就出来了。
三叔一年前在自己家门口的公路上被一辆蓝色三菱越野车撞伤，后救治无效去世。肇事者当时就逃离了现场，至今也没有查出来。我对三叔感情很深，从小就把他当作自己的榜样。尤其是三叔对奶奶所尽的孝道，更是让我钦佩。但在三叔遭遇不幸以致去世时，刚到北京不久的我，因为各方面的原因，没能赶回去看上他最后一眼，只是在办公室接到他去世的电话时就忍不住哭了，回到家还忍不住哭，过了一想起来依然控制不住。没有多看上三叔一眼，确实是我一想起来就感到内疚的，也是我这一生中的一大遗憾。这次急着把父亲接到北京，很大原因就是因为三叔的突然离去。生命是这么的脆弱，说不在就不在了。谁知道父亲会在什么时候走呢？这么一想，我就觉得接父亲来北京一事，宜早不宜晚。在三叔发生车祸前不久，我回过一次家，当时我还对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来北京开过会的三叔说：“找个时间，你们老哥几个，还有小孃孃，约齐了一起到北京看看，现在北京变化太大了，和八十年代相比，几乎是两个样了。”当时三叔答应得好好的，还激动地说起当初他在北京时看到的样子，可如今，说不在就不在了，叫我怎么会不伤心呢！
最近几个晚上，父亲老是做梦，还说好多次梦到了母亲。我当然相信这是真的，因为我也在这段时间不止两次梦到母亲。
吃了早点，我们就直奔火车站，刚好赶上七点半的火车。不过，没有可以在北戴河下的车次，他们就乘上了直达秦皇岛的。我想，这样也好，顺便让父亲看看秦皇岛，并准备在秦皇岛玩一下再返回北戴河，正好可以带父亲去看看山海关。
上午十点半来到秦皇岛，天下着雨，还刮着不小的风，很冷。幸好出门时带了一把伞。可是，我和父亲都是身材高大的人，一把伞根本不够打，我就把整把伞伸到父亲头顶，自己则被淋湿了。
等了很久，还不见直达山海关的公交车来，我们就搭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山海关。到了山海关，雨依然下个不停。我跑进一家商店买了一把伞和两个胶卷。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和英来时，山海关的门票才三十元，现在在翻修，居然还收五十元。还好，我带着记者证，票免了，父亲凭身份证原本要半价，结果售票员说因为下雨，就照顾老人一下，也全免了。
来到山海关正门前，我以城楼作背景为父亲照了几张相后，就带着父亲上了城楼。在城楼上，风更大、更冷了，伞都无法撑开，尤其是刚刚买的那把伞，质量太差，没撑多久，就被风吹坏了。我干脆放弃打伞，以便为父亲照相，可风太大，雨点也很疾，根本照不了。父亲的咳嗽出门前才被止住，如今又遇上这么猛的风雨，我就担心起来。于是，别的地方都没看，我们就缩着身子，哆嗦着下了城楼。来到公路上，拦了半天也没拦到一辆出租车，刚好来了一辆33路公交车，我们就坐着回了车站，随后上了开往北戴河的34路公交车。
上车后，我们总算舒服了些。车先穿秦皇岛城而过，然后沿海岸线行驶。看着沿途的景象，父亲显得非常兴奋。来到北戴河，天还下着小雨。正好不远处有一家清真饭馆，已经饿得不成的我赶紧领着父亲走进去。要了饭菜，我们一边吃一边等着雨停。我狼吞虎咽地吃了很多，父亲则吃得很少。吃过饭，我们又坐了一会儿，见雨小了，才走出饭馆。
海滩离饭馆不远，走十多分钟就到了。这时，雨也停了。
也许是下雨的缘故，加之五月份还不是来北戴河的最佳季节，掩映在一片云雾中的海滩，没有一个人影。
我想着无论如何要带父亲来看看北戴河，不仅仅因为这里是著名的避暑胜地，还因为这里发生过一起在湾湾田周边的任何一个村子说起来大家至今都记得的不幸事件。
还在我读小学时，我的一个堂兄就在新华社工作了。堂兄是个画家。可以说，这位堂兄是我们老家的第一个大学生，也是老家第一个到北京工作的人，所以，乡亲们一直把他当作骄傲。不幸的是，这位堂兄在一次外出中不幸遇难，时年二十八岁，而他遭遇不测的地方，就是北戴河。据说是在北戴河游泳时遇难的。时至今日，老家的人还经常会说起他，甚至怀疑他是否真是在游泳时遇难的，因为老家的人都知道，他的水性一直很好，还在读高中时，他就可以在桃源水库一口气游个来回。也正是由于我这位堂兄的不幸，老家的人都记住了北戴河。北戴河经常被电视以避暑胜地的方式提起时，老家的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我的这位堂兄。久而久之，在老家人心中，北戴河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作为避暑胜地的意义，成为了老家人心中的一处神秘之地。它对于老家人而言是那么的遥远，又是那么的近，而且充满了某种诱惑力。它已经像生命一样，有着难以企及的高度。于是，能到北戴河看看，便成了老家人比登天还难的一种奢想。
对于北戴河，父亲比别的老家人还多了一种情结，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我以前喜欢画画，父亲又在我画画这件事上倾注过心血，而我之所以要拼命画画，就是因为我把这位堂兄当作了榜样，希望将来也成为一名画家，也能到北京工作。然而，就在我刚升入初中，学画劲头正足的时候，堂兄遭遇不测的噩耗传来了。这下好了，家里人开始反对我画画，父亲反对，奶奶反对，叔叔姑姑反对，哥哥姐姐反对，唯一没有反对，反而更加支持我的，只有母亲。
“枪打出头鸟！”这是当时家里人常常在我耳边说起的一句话。
也正因为这次反对，我对母亲的情感越来越深。我的画夹什么的，都是母亲和父亲去昆明做生意时，母亲要求父亲买的。可以这么说，让我彻底放弃画画这条路的真正原因，是母亲的过早去世。所以，差几分落榜没上美术专业并不是我彻底放弃画家梦的原因，要真是这样，我完全可以第二年再考。正所谓触景生情，我的目光一接触到那些色彩、线条，眼前就会出现当初母亲坐在老家的火塘边看着我画画时的面容和身影，这时候我的眼睛马上就会湿润，直到眼前的画面慢慢模糊，这样一种心情，叫我怎么作画，放弃才是明智之举。那天经过中国美术馆，我让父亲过去看看，就是因为父亲对“画画”“画家”“美术”这样的字眼一点也不陌生，还有着很紧密的联系。我知道，这些留有深刻记忆的物象，更容易激起平时被父亲深藏的情感。北戴河同样如此。甚至，北戴河更能激起父亲的某种情怀，也只有这样的游历，才能让父亲刻骨铭心，在往后的日子里回想起来时，也才能记忆犹新。
我说的一点不错，父亲在第一眼看到北戴河时，就半天没说一句话。过了好一阵，才感叹出一句：“北戴河北戴河，我以为就是一条河嘞！”
由于没有人，整个海滩上只有我和父亲。四周出奇的安静，只听见海浪撞击礁石的声音。雨停了，风也没了，但整个北戴河依然笼罩在一片云雾中，使得它愈加显得神秘，它的美，也在这份神秘中更具魅力了。
这时，远处的礁石上出现了四个人，玩着玩着，他们就玩到离我们很近的地方了，这时我才看清，是两男两女四个小年轻人，一看就是学生，而且是两对恋人。
“走，我们过去请他们帮我们照张合影。”我对父亲说。
我们走过去，站在延伸进水里的一处礁石上，请他们帮照了两张合影。之后，他们也请我为他们按了两张合影。
四个小年轻人，玩着玩着，又离我们远去了，直到最后消失在了云雾中。就这样，一大片海滩上，只剩下我和父亲了。我是个对水特别喜爱的人，站在一块礁石上，我静静地望着面前的水，从眼前望到远处，再从远处望到眼前。我喜欢看那些或大或小的波浪，我感觉它们像是在传递着什么。传递什么呢？我又猜不到。父亲在旁边小走了一下，这时也来到我身边。于是，我们干脆坐下来，面对着大海说起很多事情，并很快说到了我的那位堂兄。
其间有一阵长时间的沉默，后来，是父亲的一段话打破了这份沉默。
“北戴河北戴河，我以为就是一条河嘞。”父亲又把刚才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接着用舒缓的、带有吟唱味的语气说，“哪个晓得会是个大海子，你看那些浪，无边无岸的就迲掉了。还说是无风不起浪，我明明看见没有风也在浪嘞——海子太大了，这里不浪那里浪。”
我一下子被父亲的话惊醒了。这哪里是话啊！分明是一个精彩的散文片断，甚至就是一首短小精干的诗，比那些当下流行的所谓口语诗强多了。
“大，你当初没读书，真是可惜了。”我认真地说，“否则，你真的会是一名优秀的作家或诗人。”
“说那些整啥子！我一个老农民，都那么大年纪了，还想什么作家！我只想庄稼。每年把田地里的庄稼种好，不让自己饿着，不给你们添乱，就算得了，作家这种玩意，是你们文化人闲着无聊时用来散闷的。”父亲捋着胡须说。
接下来又是一阵沉默。海浪击打在礁石上，“哗”的一声响，又“哗”的一声响。
坐了好一阵，我们站起身下了礁石，沿着海滩慢慢走去。走了一段后，父亲弯下腰拾捡海贝。
“捡那个干什么？”我好奇地问。
“捡了带回去。”父亲头也没抬一下，一边捡一边说，“带千金万银都不如带这个回去，否则人家问你去北戴河都带回了什么，你拿什么给人家看？”
我听了，突然间找不到话说。站着恍惚了几秒钟，我突然回过神来，赶紧弯下身和父亲一起捡。
“带回去后，我要买胶水来好好粘个小玩意。”父亲笑着说，“粘好放在家里，随时都可以看见，一看见它我就能想起北戴河。”
“嗯！”除了这个鼻音字，我再也找不到更适合的字来回应父亲。
我们就这么在海滩上弯着腰走出了很远，两个弓着背的身影，在偌大的海滩上，是那么的小。在我们身旁，是被海浪卷到岸边，和我们的身影一样小的浪花。
我多么希望在这小小的浪花上，有我熟悉的身影和眼神，最好在那沉郁的海浪声里，也有我熟悉的乡音。
我要父亲在北戴河住一晚，他偏不干。在得知住一晚要花几百元后，更是不愿意提了。
晚上十点左右，我们回到北京。让我庆幸的是，父亲居然整个夜晚都没有咳嗽，睡得很好。我也因为太疲倦，睡得很沉。
八达岭长城，及其忧伤
好天气加上周末，使得去长城的路上拥挤得要命。由于最靠近八达岭长城的车站已经没地方停车，我和父亲坐的车被临时实行交通管制，停在离八达岭长城很远的地方。此时风很大，停车场里到处是四处飞扬的风沙，让人无法睁开眼睛，我的情绪一下子糟糕起来。这倒不是因为我受不了这份罪，而是觉得父亲好不容易来一次，却遇上这种破天气。而且，据说从这里走到长城，需要近一个小时，我就有点不舒服了。还好，走出车站来到公路上，虽然还有风，但沙尘没了，我算是有了点安慰。父亲则像什么事也没有似的，一边抬头这里瞅瞅，那里瞄瞄，一边感叹：“背他妈的时了，这么多人！你看，”父亲拉了一下我的手，“还有好多老外嘞！唉，不出门不知道，出了门才晓得，什么样的人都在往这里跑。出门看热闹，有人才叫热闹啊！没有人还看啥子热闹！”
“看，路边还有摆小摊摊的嘞，我还以为只有鲁甸、昆明才有摆小摊摊的嘞，你们住的旁边，我见早晚也有摆的，随便摆点小玩意就蹲着卖了。我还以为北京不会有这个。”
一路上，父亲都在感叹。看到父亲这么激动，我原本糟糕的心情也突然间消失了，一下子变得舒畅起来。走了四十多分钟，我们终于来到八达岭长城。除了偶尔在烽火台上宽松一点，其他地方都挤得水泄不通，“摩肩接踵”这个词用在此时此地再恰当不过。由于已近中午，早早爬长城的人开始往回走。往回走的人和往上走的人原本就很多，这样一来，上的和下的挤在一起，简直都是挪着往前走了，想侧个身都不行，站不稳的还会被挤回去。我就是担心父亲被挤回去，才紧紧抓着父亲。当然，我也担心往上挪的人把父亲挤到前面去，最后找不到。于是，我不得不一边保护着自己不被别人挤走，一边在适当的时候伸出手挡开过于贴近父亲的人。我想为父亲照张相都不能。后来，我想到了个办法，招呼着父亲慢慢挪到右城墙，再贴着城墙往上挪，这样就减少了来自右边的那份拥挤，还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停下来欣赏长城外的风景。看着长城外的风景，以及举头看上去离我们还很远、高得特别显眼的烽火台，父亲的眉头是紧锁着的。在一边往前挪一边轻拍着城墙上坚硬的大条石时，他表情凝重，眉头也照样紧锁着，甚至连两个嘴唇也闭得紧紧的，像是含着什么宝物，担心一张嘴宝物就会掉下来。在我指着某处向他解说时，他也只是“哦哦哦”地应上几声。
过了两个烽火台，父亲依然没说一句话。
我以为父亲累了，就建议他别往前走了。
“我们就到这里吧，在这里看看就行了。人太挤了。”我说。
“站在这里整啥子？再往上走走。爬长城爬长城么，就是要往上爬嘞，要不然大老远跑来整啥子！”说完，父亲又扶着城墙继续往上走。
越往上走路越陡，我跟在父亲后面，随时伸出手去扶父亲，但每次都被父亲用手拦开。
“不用你扶，我能走。”父亲停下来喘了一口气，继续说，“五十年代挑鸡上昆明卖，那时候还没有班车，走路去，走几天几夜都不觉得累，这点坡算什么？”
这话父亲说过无数遍了，但每次说这话，他都显得特别有精神。
“那时候的路哪里像现在这么好走，到处坑坑洼洼的。有时候为了省路，就找小路走，哟——那个路比现在这个长城陡多了，还随时担心有狼来，有时还会碰上抢人的。现在是赶上好时候了——走嘛！”父亲说完，招呼我继续往前走。
越往高处走，人就越少了。这时，我们就可以走一段又停下来四处看看，不再担心会挡住别人的路，也不担心被别人挡路。在我为父亲照相时，也不用担心有人来抢镜头了。
父亲居然爬到了很高的那个烽火台，这让我很开心。毕竟，这是七十三的父亲，而不是二三十岁时的父亲。我都是七喘八喘才上来的。
站在烽火台上，四处环望着薄雾中黛青色的群山，父亲不停地感叹着。
“前人盖房后人住，前人栽树后人凉呀。秦始皇咋个想得到，今天会有这么多人来看他修的长城？连老者我都七老八远地跑来了。”父亲终于打开了话匣子。“过去听孟姜女哭长城，我以为长城也就是一堵墙，哪晓得会是这么长的墙。这么长的墙她都能把它哭倒，算是个大善人了，造物的那个被感动了。”
我没有告诉父亲，孟姜女哭倒的只是长城的一部分。
在烽火台四处欣赏了一阵后，我和父亲开始往回走。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开始的一段路确实很陡，连我往下看都有点头晕，但父亲并没有一点怯色，自个扶着靠右的城墙就往下走，走一阵又抬起头来往远处看一阵。当然，即便如此，我还是不敢掉以轻心，依然小心翼翼地跟在父亲左边，随时伸出手去搀扶着，但和上来时一样，我一碰到他的胳膊，他就会把我的手甩开。
这时已是下午三点多钟，往上爬的人依然很多，不过，没有原来那么拥挤了。来到下面的烽火台，由于刚才来到这里时人太挤，没有照着相，我就开始为父亲照相。才照了几张，就有几个老外跑过去抢着跟父亲合影。父亲被弄得有点不好意思，准备走开，但由于抢先跑过去的人一上去就挽住他的胳膊，他实在走不了，就微笑着站在那里，直到接下来任由那些人一个个轮流着把他的胳膊挽着、拍照。我也在这个时候抢拍了几张。
父亲当然不知道那些人为什么要同他合影，也许有那么一点意识，但不会很清晰。我却知道为什么。在父亲来北京之前，我就意识到父亲来了后走在北京的大街上，会引起很多人注目。我这么敢肯定是有缘由的：父亲有一张很具中国特色的乡下农民的脸，鼻高眼深，额突嘴瘪（牙齿掉了的原因），下巴尖而瘦削，然后是父亲下巴上那一撮三寸长、往前上方微翘，和山羊胡须没什么两样的胡须，再就是父亲戴在头上绣有阿文的白帽。当然，父亲被大家注目，还与他的年龄有关，看着这么老的一个老人，谁不生发怜爱之心呢？在朝最高处那个烽火台往上爬时，有几个老外就对着父亲伸出了大拇指。还有好奇者靠过来问父亲有多少岁了，一听父亲说七十三岁，对方就感叹起来，不停地说着“真了不起”。
这时，那几个老外已轮流和父亲合完影了。我们开始往回走。看得出来，父亲还沉浸在被老外们争着合影的兴奋中。至于那几个老外是哪国人，我也猜不出来，只觉得他们既像美国人，也像英国人；既像法国人，也像瑞典人；既像西班牙人，也像意大利人。总之，不管他们是哪国人，都是老外。我这么想着，就更没心思去猜他们是哪国人了，反正来的都是客，既然是客，咱作为主人就要好好对待人家。想到这里，我忍不住笑了。
到了长城出口，父亲又回过头凝视城门，看了半天，突然感叹道：“说是看长城，这哪里是看长城，分明是看人。人生万物嘛！”父亲捋着胡须说，“只是，秦始皇再狠，后人也看不见了。”
这句话，让我听得有些心凉，虽然这句话说得很有朦胧诗的味道。
我由此联想到昨天在颐和园爬万寿山时的情景。现在还让我感到奇怪的是，在我告诉父亲颐和园是慈禧太后专门修了供自己游玩的后花园后，父亲对颐和园似乎就不那么感兴趣了，只是在爬万寿山时，看到那些高大的参天古树，才来了点兴致，并一路感叹着往上走。经过半山腰的一个亭子时，我们就到亭子里坐下来休息。一路上就对古树赞叹不已的父亲，歇下来后依然环顾着亭子旁的几棵老古树。最后，他用朗诵的语调舒缓地感叹道：“山中难找千年树，世上难寻百岁人呀！”
我当时就被父亲的语句惊住了。
我不知道这句诗——包括别的诗一般的语句——是父亲口头原创的，还是原本就有出处。当然，这已经不重要了，无论怎样，我都为大字不识一个的父亲心中存有这种能与身边物象严丝合缝地镶嵌在一起的情怀和语句感到兴奋。包括父亲站在故宫护城河畔脱口而出的那句“这堵墙熬垮了好多人哟”，也令我为父亲农民式的咏叹感到惊奇。
虽然，父亲的语气中总是流露着点点忧伤——苦于不能用文字表达心中那丰富情感的忧伤。
2009年2至1月，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