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酒文化与铜文化一样历史久远源远流长，农业时代的到来，出现了酿酒业，酿酒业的发展促进酒具也相应地发展，饮酒礼仪的丰富和完美，又使酒具呈现多样性地发展。陶器制作特别是青铜业的发展，为酒具的制作提供了条件和保障。古人云，“非酒器无以饮酒，饮酒之器大小有度”。中国人历来讲究美食美器，饮酒之时更是讲究酒器的精美与适宜，这就使得酒器作为酒文化的一部分同样历史悠久，千姿百态。
酒具是指制酒（早期）、盛酒、饮酒的器具。近代大工业化制酒工艺产生后，酒具一般指盛酒和饮酒的器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酒器的制作技术、材料，酒器的外型自然而然会产生相应的变化。故产生了种类繁多、目不暇接的酒器。
酒具的发展变化，体现了丰富的文化生活背景，反映着酒俗的不断演变，具有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从侧面反映着历史的进程。酒具具有丰富的功能：首先，可以审美助饮。中国酒具美观大方的造型，精细华丽的装饰，对饮酒者所起的美感作用是巨大的，使饮酒者在举杯之际，得到文化的陶冶和艺术的熏陶；其次，节饮量饮。中国古代酒具有斝（jiǎ）、壶、杯、爵，无论任何酒具，都按照一定的容量来设计制造，以起到示量节饮的作用。再次，体现社会礼仪。中国酒具作为礼仪制度的载体，显示出使用的场合以及使用者的身份和地位。而且不同身份和地位的人使用不同的酒具，也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
说到饮酒之器。我们便会联想起文学作品的描写。从成语中的“觥筹交错”，到江湖豪杰“以瓢沽酒”或“大碗筛酒”；从书圣王羲之借“曲水流觞”饮酒，到诗仙李白“会须一饮三百杯”，再到苏东坡“一樽还酹江月”；范仲淹“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也”，直至李清照“三杯两盏，怎敌他、晚来风急”……诗文中的“觥”“樽”“杯”“盏”等等，皆是饮酒器具。只不过，时代不同而饮者有别，上古之人临池用手掬捧而饮，草莽英雄瓢舀碗盛豪饮，文人雅士持杯把盏酌饮。
酒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农业的兴起，人们不仅有了赖以生存的粮食，还随时可以用谷物作酿酒原料酿酒。陶器的出现，人们开始有了炊具；从炊具开始，又分化出了专门的制酒、饮酒器具。究竟最早的专用酒具起源于何时还很难定论。因为在古代，一器多用应是很普遍的。不过，早在公元前六千多年的新石器文化时期，我国已出现了形状类似于后世酒器的陶器，山东大汶口文化时期的一个墓穴中，曾出土了各种兽形鬶，就其造型来看，可能就是最早的酒器。
青铜酒具。铸造始于夏朝，盛行于商周和春秋战国。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夏代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了最早的铜制酒器，出土有各式铜爵，有平底爵、凸底爵，有的流细长，有的流短粗，则基本可断定都是温酒器或饮酒器。《世本·作篇》有“杜康作酒”“少康作醪酒”之说，也出自夏代，这说明起码到了夏代，人工酿酒技术已经有了很大提高。龙山戈化时期酒器的类型齐全，用途明确，与后世的酒器有较大的相似性。这些酒器有：罐、瓮、盂、碗、杯等。其中，酒杯的种类最为繁多，有平底杯、圈足杯、高圈足杯、高柄杯、斜壁杯、曲腹杯、觚形杯等。
进入商周，青铜酒器达到鼎盛，尤其是在商代，随着酿酒业的发达和青铜器制作技术的提高，青铜酒器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由于殷人的嗜酒，还出现了“长勺氏”和“尾勺氏”这种专门以制作酒具为生的氏族。殷人的饮食文化中以饮酒最为著名，这从殷王的酒池肉林和周公给康叔的训诰《酒诰》中便可窥见。康叔在所得训诰《酒诰》中被告诫：勿使臣民“荒湎于酒”。因为殷人的“衰”乃至“亡”，则是因为“荒湎于酒”，“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罔爱于殷”。周代饮酒风气虽得到扼制，但酒器基本上沿袭了商代的风格。在周代，也有专门制作酒具的“梓人”。春秋时期随着铁器时代的到来，青铜酒器才开始没落。
殷商时代，酿酒业已达到了相当繁荣的程度。这从甲骨文的有关记载中已经可以得到确切的证明。如甲骨文中屡见的“枵”字，就是后来古籍中的“糵（niè）”字，《说文》训“糵”为“牙米”，即发芽之米，乃酿酒中用来发酵的一种原料，类似后代的酒曲。《天工开物·酒母》有“古来曲造酒，糵造醴”之说，“醴”是一种味甜的薄酒，在甲骨文中也屡有出现，可见“糵”在殷商确已是广为用于酿酒的酒曲之物。卜辞中就多次记录有以糵造醴酒之事，而且专门设有称为“小糵臣”的司掌酿酒之官，更有甚者，有时殷王还亲临酿酒作坊，视察指导。
从《粹》文提到的“新醴”“旧醴”来看，殷人显然还懂得用储藏之法而制成更为醇香的“陈年老窖”了。大腹，可增加容量；尖底，便于半埋入地中。《说文》：“酉，就也，八月黍成，可为酎酒”，“酎酒”即经过两次以至多次复酿的醇酒，细审其意，“酉”字犹存酿酒、制酒之义；“酉”字用作“酒”义就是由制酒器引申而来。值得注意的是，卜辞中“醴”与“酒”总是分别叙述，互不相混，最大的可能就是与后代一样，在殷商酒与醴也是用不同的方法酿造、有不同的味道的。若依上述“曲造酒，蘖造醴”之说，这种“酒”“醴”的分别，也许正暗示了殷人已经发明了用曲酿酒的先进方法。近年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曾出土一块重达8．5公斤的酒曲，为这种推测更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证明。
此外，卜辞中还有一酒名目“鬯（chàng）”。据后代周文献可知，鬯乃是用黑黍酿成的一种特殊的香酒，这种酒若再与郁金香草所煮的汁水调和，更成一种气味芬芳的酒称“郁鬯”。鬯和郁鬯是殷周时期最高级的酒，多用以祭神，也用于帝王赏赐臣僚，毛公鼎、大盂鼎就都有“赐鬯”的记载。“鬯”在卜辞中的出现，也说明了殷商酿酒所达到的高度水平。
与其酿酒业的繁荣相呼应，殷商时代的用酒之多、饮酒之盛更是令人叹为观止，这从殷商遗址大量出土的酒器上就可见一斑。如前所述，殷商时代的青铜器是极其发达的，而在其出土的青铜器种类中，酒器占了一半以上的比重，种类之多，数量之大，几乎是空前绝后的。而且各种酒器已完全配套，有罍（酿酒器）、壶（贮酒器）、尊（贮酒而备斟之器）、卣（盛鬯备移送之器）、盉和斝（均为温酒器）、爵、觚和觯（均为饮酒器，爵兼温酒，觚兼烫酒）、斗（斟酒器）等，可谓应有尽有。由此不难想见当年殷商人对酒特殊的钟爱和嗜好。
商周的酒器种类齐全，用途专一。据《殷周青铜器通论》记载，商周的青铜酒器分二十四类。按用途分为煮酒器、盛贮酒器、饮酒器。此外还有礼器。形制丰富，变化多样。盛酒器具是一种盛酒备饮的容器。其类型主要有：尊、壶、区、卮（zhī）、皿、鉴、斛、觥、瓮、瓿（bù）、彝、罍、斗。每一种酒器又有许多式样，有普通型，有动物造型。以尊为例，有象尊、犀尊、牛尊、羊尊、虎尊等。饮酒器主要有：角、爵、杯、觥筹、觚、觯、舟、尊、觞、钟、酌。不同身份的人使用不同的饮酒器，如：“宗庙之祭，尊者举觯，卑者举角。”温酒器，饮酒前用于将酒加热，配以杓，便于取酒。温酒器又称为樽，汉代流行。湖北随州曾侯乙墓中的铜鉴，可置冰贮酒，故又称为冰鉴。
不过，殷人并不仅仅把饮酒当做一般的口福之乐，酒在殷商人的生活中，显然还有着更为郑重的地位。这从上述出土的青铜酒器来看，它们大都做工精细，通体饰有神秘、威严的饕餮之类的兽面纹，无疑多是被用做礼器的。
其实，酒的这种郑重地位在周人的《酒诰》中已经泄露出来了，这就是“祀兹酒”。殷人何尝不是用酒来享神通神的呢，只不过所享所通的不是周人的神而是殷人的神罢了。可见，饮酒之风的盛行，也是殷人崇尚祖神宗教精神的一种体现。
酒作为一种特殊的饮用之物，其馨香、致醉、令人迷狂的效力，与神秘的宗教精神有着天然的契合。可以想象，在祭神求福的仪式上，在巫祝施行法术的过程中，酒可助人进入一种想象、幻觉的状态，促人达到一种极度虔诚、痴迷的精神境界，从而笃信已经神灵附体，已经与神沟通。这或许就是酒从发现起就首先与巫术祭祀活动连在一起的缘故了。
殷人正是把饮酒与祭祀连在一起的。甲骨文中的许多卜辞，就涉及到了殷商帝王用酒鬯祭祀祖先的活动。《佚》文卜问的是在举行祭祀时是否先用三牢、羌与酒为祭品以享神，占辞称“用”；《甲》文中的“登鬯”即以鬯酒进献之义，祭祀的对象就是殷人的先王祖乙；《前》文中的“弹”当读为“”，是一种在郊外举行的祭祀天地的大典，其中提到“百鬯”、“百牛”，可见其规模还是相当可观的。
当然，酒也使人放纵、无礼、无畏。正如歌乐舞蹈娱神也娱人，人们在用酒祭神祭祖的同时，自己也陶醉在酒的浓郁滋味中，“飘飘欲仙”；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就是饮酒作乐，放荡不羁。《酒诰》称殷纣王“纵淫泆”，“不惟（思）自息乃逸”，甚至到了“厥心疾狠，不克畏死”的地步；《史记·殷本纪》更载他“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县（悬）肉为林，使男女倮（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这虽只是殷商王室纵酒狂欢的一种极端表现，但也多少折射出殷人嗜酒之风的某种状态。
现在看来，殷商审美文化的神秘色彩，包括关于至上神的系统传说、丰富的想象故事，还有狂热甚至野蛮的巫风习俗，都与纵酒狂放所造就的精神状态不无关系。与此同时，酒也强化了人们对味觉享受的快感体验，这就为后来“美”与“味”的联姻作了铺垫。这只要从凡以“酉”为部首的字均与美感有关，诸如酣畅、醇美、沉醉等等，就不难看出酒文化在审美文化发展史上曾经发挥的特殊效应。
然而，殷人却为酒付出了亡国的代价。从此“德将无醉”的周代礼乐文化，引导先民走向了斯文和典雅。
周朝时，从周文王开始，就“约法三章”，只有祭祀方可用酒，即“祀兹酒”，他感到酒对于百姓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我民用大乱丧德，亦罔非酒惟行”，“小大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百姓的昏乱失德，邦国的衰弱灭亡，其全部责任在其看来非酒莫属。所以周人注意戒酒，“克用文王之教，不腆（厚）于酒”。所以，周公在《酒诰》中要求康叔到了卫国之后，要严格禁酒，如果遇到“群饮”的情况，决不能放任自流，要“尽执拘之以归于周，予其杀”；遇到诸臣“湎于酒”，虽不必杀，但要“教之”，要有此明训以享国。《酒诰》本是周人的一篇训诰之辞，反映的是周人的文化意识。
周朝对青铜酒器作了明确的规定：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六升曰壶。这种青铜酒器的规格一直沿袭到清代。
酒器分为贮酒、盛酒、饮酒的器具。一般来说，饮酒主要用爵、斝、觚、觯、角等。角的样子似爵，但前后都有尾，无柱，有的角还有盖，盛行于商代；觚，圆形侈口，相当于后代的杯；觥也作盛酒器，多为椭圆形，口上前有流，后有把手；斝，圆口，有鋬无流，有双柱，盛于商代和西周初期；觚，喇叭形口，细腰，高足；觯，形似尊而小用以饮酒或盛酒。“觥筹交错”的觥也是常见的饮酒器。此外还有青铜杯。铜陵出土过青铜杯，两边有耳，或称之“耳杯”。
卣、壶、尊、盉等是盛酒器，盛于商周。卣（yǒu），圆形或椭圆形，深腹圈足，有盖和提梁；商代壶多扁圆，周代壶多圆形、大腹，春秋时的壶扁圆，长颈，也有方壶，战国时壶有圆形、方形和瓠形等。盉的式样较多，一般是深脐圆口，前有流（即壶嘴），盖和鋬有链相连接。
钟、钫等为贮酒器。钫即方形壶，钟即圆形壶，但形体均较大。钟还是商代量器。战国时的齐国以四升为豆、四豆为瓯、四瓯为釜、四釜为钟。钟、豆、釜等都是当时的标准量器。战国时的釜为坛形，小口大腹，有两耳。豆似高足盘，或有盖。以上这些酒器多源于陶制，商周时则为青铜制。
作为饮酒器的爵、斝等沿口处有柱，有单柱、双柱两种。饮酒时柱则抵住鼻梁，据说是以此提醒饮之人，酒多误事，饮酒应适可而止。
青铜酒具形制端庄厚重，式样沉雄敦实，古朴美观。器身多以“饕餮纹”、“夔龙纹”、“鸟兽纹”、“蝉纹”装饰，造型神秘狞厉，显示出奴隶主贵族的尊严和不可侵犯。其中模拟自然界动物的立体形状造成的酒具，又表现出奴隶主阶级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对吉祥的渴盼，以及祈求神灵凶物保护的心情，如虎形酒具、羊形酒具、牛形酒具、象形酒具、鸮（xiāo）形酒具等。
春秋以后，青铜酒器仍然存在并发展着，只是随着铁器时代的到来，青铜器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出现了漆制酒器、瓷制酒器、玉制酒器、水晶制品、金银酒器、锡制洒器、景泰蓝酒器、玻璃酒器、铝制罐、不锈钢饮酒器等等。
青铜礼器
礼器是在原始社会晚期随着氏族贵族的出现而产生的。如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龙山文化大墓中，出土有彩绘龙盘及鼍鼓，在良渚文化的一些大墓中，出土有玉琮、玉璧等。进入商周奴隶制社会后，礼器有了很大的发展，成为“礼治”的象征，用以调节统治阶级内部的秩序，从而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统治。这时的礼器包括玉器、青铜器及服饰。玉礼器有璧、琮、圭、璋等。青铜礼器种类数量众多，工艺精美，最为重要，种类有食器（如煮肉盛肉的鼎、盛饭的簋（guǐ）、酒器（如饮酒器爵，盛酒器尊、壶）、水器（如盥洗器盘、匜（yí）、乐器（如钟、铙）。进入秦汉封建社会后，青铜礼器逐渐衰落，退出了历史舞台。
商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礼器主要就是指青铜礼器。青铜礼器又称彝器，是宗庙中和宫室中陈设的器物，是奴隶主贵族用于祭祀、宴飨、朝聘、征伐及丧葬等礼仪活动的用器，其作用是牺尊明示贵贱、辨别等级，用以表明使用者的身份与地位，是立国传家的宝器，是礼制的具体体现，故称为“礼器”。天子、诸侯所使用的青铜礼器，己成为国家社稷和诸侯王权的象征物。古人认为祭祀和打仗是国家头等重要的事情，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因此，两国交战，战胜国不仅要掠夺战败国的财富，占领其封地，还要将其宗庙里的礼彝铜器全部搬走，就像古书里常说的“毁其宗庙，迁其重器”。
青铜礼器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工艺精美，礼器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和祭祀有关的器物，目前青铜器中最多最重要的也是宗庙中使用的器物。
在许多青铜器的铭文中，宗庙中的许多礼器称为“宝尊彝”，尊彝就是礼器的通称。礼器有的是不能移动的，所谓“重器不出门”，就是对家族有重大意义的器物如不能保住，就意味着一个家族的消亡。它和日常生活中的器皿不能相提并论。因此，商周时代的统治者对铜鼎的制作非常重视，不惜花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至今所见到的贵族使用铜鼎，无一不是精工铸制，造型古朴凝重，纹饰华丽精美。它们是古人智慧的结晶，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礼器是青铜器中数量最多，最复杂，最豪华的器物。依照《周礼》、《仪礼》、《礼记》的规定，一套完整的青铜礼器必须包含饪食器（含煮牲盛牲器、盛食器）、酒器、水器、乐器等。每一种器类又可分为十几种或二十几种器名。每一种器物由于王朝的更替，典礼制度的变化、习俗的相互影响，乃至生产技术的进步，又会演变成很多种形式。仅酒器和饪食器两大类中的器物，粗略统计，就有近四十种不同的名称。每种基本器形，又有许多变化繁衍的式样，这些式样大的有几百种之多，这样，青铜礼器就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器物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