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到了明清时期，已经进入末期。
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就像一股激流，冲击着中国固有的科学技术体系。在情愿与不情愿之间，随着传教士来华，以及他们做的大量的文化传播工作，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开始在中国流传。
传教士来华，是和西方殖民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分不开的。自明武宗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葡萄牙海盗船首次闯入我国广东一带海面，世宗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葡萄牙强租澳门起，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美国、沙皇俄国都开始向我国扩张。
传教士们就是在这时被派往世界各地活动，代表天主教、“耶稣会”，扩大它们的影响。
利玛窦（公元1552—1610年）是传教士中比较有影响的人物。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他从罗马来华。他是意大利人，在神学校学习自然科学。他来到中国后，翻译了《几何原本》六卷，《勾役义》一卷，《表度说》一卷，《园容较义》一卷，《测量法义》一卷，《天问略》一卷，《泰西水法》六卷，《天主实义》二卷，《二十五言》一卷，《西字奇迹》一卷，《乾坤体义》三卷，《浑盖通宪图说》二卷，《畸人》十篇，此外还有《辩学遗牍》、《交友论》、《西国记法》、《万国域图》等10多种，不下30余卷。
在利玛窦之后陆续来华的传教士中，和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知识有关和比较著名的，有下列几个人：
龙华民（公元1559—1654年）意大利人，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来华；
熊三拔（公元1575—1620年）意大利人，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来华；
阳玛诺（公元1574—1659年）葡萄牙人，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来华；
邓玉函（公元1576—1630年）瑞士人，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来华；
汤若望（公元1591—1666年）德国人，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宋华；
罗雅谷（公元1593—1638年）意大利人，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来华；
入清以后来华的传教士还有：
穆尼阁（公元161l一1656年），波兰人，清世祖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来华；
南怀仁（公元1623—1688年）比利时人，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来华。
利玛窦与后来的西方耶稣会传教士，为了活动上的方便，每个人都起了一个中国名字，穿上中国宽大的长袖衣服，熟读孔孟等中国典籍，再用赠送自鸣钟、望远镜、世界地图等中国罕见的东西作为进见礼物，打通中国的上层官员，利用他们原来所掌握的科学知识，终于在中国政府中取得了一定的职位，参与了编制历法等工作。在明代的上层官员中，和传教士有联系的，比较著名的有徐光启、李之藻（公元1565—1630年）等。这些人也是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第一次传入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
这一时期传入的西方科学知识，天文学和历法占很重要的地位，主要有天体结构学说、历法计算和天体测量仪器。哥白尼的天文学说、测算历法用的蒙气差表及望远镜的使用都为我国天文历法做出了贡献。徐光启还用西方的方法，制造了象限仪、纪限仪、干浑悬仪、交食仪、天球仪、候时钟、交食远镜、日晷、星晷等10种仪器。熊三拔介绍了简干仪，汤若望主持钦天监时制造下象限仪，百游仪、地干仪、天球等仪器。这些仪器的制造，与中国原有仪器取长补短，提高了测量精度。
其次是数学知识。算学介绍到中国来的主要有笔算、三角学、对数以及其他有关几何、代数等方面知识。
另外还有关于地图、物理学和技术知识。地理学的知识主要是对地球的认识及先进的地图测绘技术。
此外还有机械与力学知识。明清间，西洋传教士以巧于制器闻名中国。西洋火器也传入我国。还有许多镜类及风琴、钟表、温度计、湿度计等。
西学传入中国后，只有天文历法、算学、火器制造等少数项目被接受下来，而且只有算学方面出现了对中西学能融会贯通，并有所发明的一两个名家，其余只如邯郸学步，只知表面而未能掌握知识的核心。
中国自古以来虽然也不断地吸取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文化，但是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的传统科学文明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所以这种吸收并没有引起很大矛盾。明清时期，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发展缓慢，再加上这时传入的西方科学技术又是伴随着西方的殖民主义动机而来。因此在西方科技传入时，就引起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抵制。当时的士大夫对待西方传入的科学技术知识，大致有三种不同态度。
第一种是玉石不分，只要是西方传入的，就一律拒绝，坚决反对。代表人物是明末的冷守中、魏文魁和清初的杨光先。这些人从维护传统出发，反对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反对西方科学知识。明末清初，改革历法，西方传教士帮助修改旧厉。杨光先上书清廷说：“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他说，汉代的历法并不好，日食预报也不准，但是这并不影响汉代仍然享有400年的天下，如果为了改历而延用藏祸心的西样人，那就恐怕“祸发五日”。这场新旧历法之争，由于这佯一些人的坚持，清廷竟将汤若望等传教士逮捕法办，并且杀了协助改历的5名汉族官员，同时任命杨光先做饮天监监正，主持改革历法。而他根本不懂历法，不可能改革历法。结果，在清圣祖康熙帝亲政之后，再次命令校验新旧历法，发现新法的确比较优越。杨光先终于以欺君诬告罪被免职充军。
第二种却走向另一个极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主张传入的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一切都好，应该全部吸收，不问这些知识是否是当时西方最先进的，也不考虑是否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明末的徐光启、李之藻是这一派的代表。他们对传入的科学知识有比较透彻的了解，在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知识方面做了不少开创性的工作。但是他们全盘否定本国的科学知识是不足取的。
第三种入主张批判地吸收传入的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对传统的科学技术知识也不放弃，仍然进行深入的研究。清初的王锡阐（公元1628—1682年）？梅文鼎（公元1633—1721？）就是这一派的代表；他们主张取众家之所长。他们大都是科学家，而且往往成果卓著。但是他们又往往对科学技术┿策的制定处在无权的地位，不能过问。
早期来华的传教士通过打通中国的上层官员，利用他们原来所掌握的科学知识，在中国政府中取得一定职位，参与中国的一些科技活动。
清初，传教士还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文化传播活动。康熙帝时，他既注意了传教士活动的动机，把传教士的活动只限于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等极其有限的范围里，同时又提倡学习和应用传入的科学技术知识。但是接下来的雍正帝便采取了封建的闭关锁国政策。直到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为止，中西方的科学技术交流几乎陷于停顿。
传教士的活动，为中西方科学文化的交流做出了贡献：中国的闭关自守，只能延缓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中国社会需要一种大变革，以促进中国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