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社会时期的工艺
在人类社会早期，石器是主要的生产工具，通过石器工具的制造，人们进一步发现了手的作用与意义，手工艺由此逐渐生发。早在170万年前的中国云南元谋人时代，中国先民就开始打制粗糙的石器，作为生存的工具或武器。到了距今17000多年的山顶洞人时期，石器的类型已经很丰富了，并且在工艺加工方面已开始使用钻孔、刮削、磨光、刻纹等技术，其工艺制作不仅初步符合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还出现了装饰的萌芽，体现了审美的需求。山顶洞人还掌握了人工取火。从保存火种到人工取火，人类生存能力已大大提高。火的应用使以后的各种工艺如制陶、冶金等的发明成为可能，在人类文化的发展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
人们在石器的选材过程中，发现了一些纹理细密、色泽晶莹的“美石”，就进行细致加工红山玉龙，做成装饰品，或随身携带，或死后随葬，玉器工艺由此衍生，后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工艺品种。
建筑是人类定居意识的体现。中国氏族社会的人们根据地理环境，因地制宜地创造了北方黄河流域半地穴式和南方长江流域巢居式的居住形式。为了居住的需要，人们还发展了木工艺，在浙江余姚的氏族居住遗址，7000年前的人们已过着“筑土构木”的定居生活。
最早，人类对自然材料的工艺加工，只是外形的改变，而制陶则通过火改变了泥土的性质，这是一个很大的飞跃。陶器不仅丰富了生活用具，而且增强了定居的农耕生活的稳定性。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后，制陶由氏族的共同事业变为家族所掌握的专业生产部门，工艺技术得到提高，陶器品种增加，出现了灰陶、黑陶和用瓷土制作的白陶。
中国远古时代的工艺文化，形成了各有千秋的地域特色。例如北方仰韶文化（距今7000—5000年）的彩陶很发达，南方河姆渡文化（距今7000年左右）的雕塑很出色，东部地区龙山文化（距今5000—4000年）的陶器则以造型取胜。原始社会的工艺已能充分利用各种技术的特点，达到实用与装饰的统一。
夏商周时期的工艺
自夏、商、西周起，中国开始了周而复始的朝代更替。夏商两代均设有管理手工业的官职和王室贵族直接控制的手工业。统治者所需的礼器、祭器、武器和贵重的生活用品，多是官府手工业部门制造的。商代的手工业者，除一部分是战俘转化而来的奴隶，大部分是世代从事某一种专门手工业的家族。
青铜面具青铜器是商代工艺的重要品种。商代青铜器品类齐全、造型多样，装饰图案或中心对称，或呈单独纹样，神秘庄严。由于商代统治阶级盛行饮酒之风，所以酒器制作十分发达。青铜器成本高，只能为统治者所用。广大奴隶的生活用品仍以陶器为主，因而商代制陶工艺也得到普遍的发展，陶器技术有轮制、模制和轮模合制等。制陶工艺还有内部分工，不同的窑址烧造不同的陶器。中国是最早发明养蚕织绸和使用漆的国家。在商代，蚕已由野蚕发展为家蚕；而漆涂在木器上，既可防腐，亦可作为装饰。在装饰方面，商代工艺富于浓郁的宗教色彩，其宗教意义大于审美意义。
西周在政治上实行分封制、世袭制和等级制，强调礼制，这深刻地影响了周代服饰、器物、宫室、车马等工艺的形成与发展；经济上实行井田制，这扩大了农业生产的规模，使集体性的劳作成为工艺表现的场景。周灭商时获得的大批手工业奴隶，也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据中国最早的关于工艺的专门著作《考工记》记载，西周将社会成员分为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农夫、妇功六种，其中“百工”即指手工业者。当时的手工业分工很细，木工、金工、皮革工、画工、雕工、陶工六种工艺可分出30个工种。手工业生产由官府统一经营管理，提供原材料和作坊，并已形成专业化分工。许多器物制造往往需要几个工种协作完成，例如造一辆车需要木工、金工、漆工、皮革工等，规模庞大，组织严密。
为适应礼治的需要，西周的青铜器、染织、漆器、玉器等工艺，在数量、造型、色彩、纹样以及使用等方面严格反映等级差别，呈现出显著的秩序感。青铜工艺仍是这个时期突出的品种，有生活用具、农具、兵器等。青铜器多有长篇铭文，记载祭祀、颂德、赏赐、交换、婚嫁、诉讼等内容，在装饰上趋于质朴洗练，富于韵律感。原始瓷器的制作和使用已相当普遍，且施釉技术显著提高，硬度、吸水性和矿物组成接近后来的瓷器。
春秋战国时期的工艺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奴隶制度的瓦解，封建制度逐步建立发展，手工业者摆脱了奴隶制的奴役，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提高，社会生产取得了较大发展。这个时期，在冶金、陶瓷、染织、漆器等众多工艺领域，都产生了许多技艺精湛、造型优美、富于创意的工艺品。
战国时期，冶铁业在炼铜的基础上出现，中国在世界上率先全面进入铁器时代。官私制陶作坊众多，以灰陶为主，由于厚葬之风的盛行，作为明器的彩绘陶得到较大发展。防腐防潮、轻便美观的漆工艺也开始发展，以楚国生产最为发达。由于冶铁的发展、制陶水平的提高和漆器的兴起，青铜器步入发展的晚期，逐步被代替。染织工艺生产分布广泛，以齐鲁地区春秋晚期的越王勾践铜剑最著名。服饰上出现了深衣与胡服并行不悖的现象。上衣与下裳连结、下摆滚边而不开衩的深衣造型，成为当时的主要服饰样式，一直延续到汉代。以短衣、长裤、靴子为主的胡服，本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服装，后被引进中原，提高了战斗力，并带来生活的便捷。
伴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学术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社会思潮和文化艺术空前繁荣。儒、道、墨、法等各派思想，深刻影响了当时及后世的工艺发展。例如，儒家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强调“文质彬彬”，即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道家追求“技进于道”的道器观，主张大巧若拙；墨家注重“节用”、“先质后文”；法家反对文饰，崇尚功用。诸子百家十分重视作为先进生产力的手工业技术，他们往往以技艺作为例子阐述思想，借物喻事，以器说理。此时的工艺专著《考工记》，总结了各种工艺制作的科学经验，难能可贵地提出了“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的朴素工艺观。在百家争鸣的影响下，春秋战国时期的工艺制作形成了巧思、清新、活泼的特色。
当时的诸侯各国都有自己的官营手工业和私营的个体手工业。各国独立生产、发展，形成了工艺制作的地域性和多样性。各地的地方名产有齐国的刺绣和制陶、楚国的漆器和皮革、吴越的刀剑、韩国的弓弩、赵国的冶铁、巴蜀的竹木器以及南部沿海地区的珍宝等。楚国的器物造型挺拔，装饰题材富于幻想与浪漫主义风格，秦国的器物具有淳朴美和现实主义风格，赵国的浑厚，郑国的精巧，燕国的古朴，韩国的优雅……各国的工艺品都体现了浓郁的地方风格。
秦汉时期的工艺
秦汉时期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建立与巩固的时期。集权的政治制度要求工艺生产具备统一性和宏大的规模，这从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阿房宫、秦始皇陵及兵马俑等秦代建筑与雕塑中可见一斑。
秦汉时期手工业的经营方式有官营和私营两类。前者主要满足皇室贵族、各级政府衙门和军队的需要，规模宏大、行业众多、分工细致、管理完善、资金雄厚。私营手工业则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自然经济的重要内容。
秦代官营手工业包括采矿、冶铸、兵器、车辆、工具、漆器、陶器等。从中央到地方，政府设立了规模庞大的手工业管理机构。秦汉时期，冶铁业发展较大，出现了多次锻打的百炼钢技术，提高了兵器、农具等铁器的质量，促进了社会生产。秦代早期吏治清明，民风淳朴，工艺亦重实用，造型洗练，敦厚质朴。由于秦朝统治仅15年时间，遗留的工艺品不多，主要是青铜器、漆器和陶器等。
汉代的工艺品种增多，在艺术、技术、材料等方面均有新的创造，取得了实用与审美的统一，具有一物多用的功能。例如铜灯不仅便于使用，还可作为装饰品；多子漆器奁盒设计巧妙，充分利用了空间。纺织是此时重要的手工业部门，官营作坊人数达数千之众。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纺织品，种类多，制作精美，代表了当时纺织工艺的较高水平。山东临淄、河南陈留和襄邑等地也是当时纺织品的著名产地。
汉代工艺的装饰常以现实生活、生产为题材，如宴饮、舞乐、狩猎、攻战、耕种、收割、冶炼等。由于汉代儒学的宗教化、谶纬神学的兴起以及厚葬之风的盛行，装饰题材中也流行羽化登仙，祥瑞迷信，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等内容。装饰多采用平面剪影的表现手法，善于把握动态和典型特征，具有质朴古拙、灵动多样、满而不乱、多而不散的特点。
这个时期中国各地、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十分活跃，形成国内统一的商业市场，如“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楠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兖豫之漆丝絺纻”等。由此，形成了手工业者与商人合而为一、自产自销的经营特点。
汉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从长安直达中亚、西亚及地中海东岸的陆上丝绸之路，汉代还开通了到印度的陆上通道以及沿中国海岸经朝鲜到达日本的海上水路，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中国的丝绸、漆器和铁器等工艺品开始出口，传向世界。
六朝时期的工艺
公元3世纪初至6世纪末的六朝时期，北方战事频繁，南方相对稳定，大量人口和技术力量向南迁移，促进了南方的开拓和发展。长期以来以北方为经济中心、工艺生产中心的局面开始改变，形成全国平衡发展的新局势。
六朝上承两汉，下启隋唐，是中国工艺史上重要的过渡时期。社会的动荡、战争的痛苦、精神的苦闷，给了宣扬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的佛教兴起和传播的机会，统治者也借佛教巩固统治。于是，佛教大兴。北方大凿石窟，著名的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都是此时的创举。南方则广建寺院。这个时期的各类工艺具有浓厚的佛教色彩，许多铜器、金银器、石雕、织绣、漆器等都包含佛教题材，莲花、忍冬作为佛教的象征成为此时主要的装饰内容。佛教的流行还促进和扩大了国际交流。印度僧人和西域工匠的到来，融合希腊、波斯风格的印度犍陀罗艺术的引进，促使中国的工艺文化进行了新的整合。因而，工艺美术的宗教化和外来风格，是六朝工艺的重要特征。
在思想领域，玄学十分流行。它以老庄、《易经》思想为依托，关注个人生存现实，讨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特殊关系，崇尚清谈、玄虚、恬静、超脱。玄学的“无”与佛教的“空”正好契合，反映在工艺上，则多采用以“竹林七贤”（魏晋年间七位文人名士的总称，他们不满朝政，远避世俗，游于竹林山野，号称“七贤”。）为代表的放任无羁、超然物外的装饰题材，形成了清秀、空疏的工艺风格。尤其是画像砖，多表现圣贤高士，较之汉代更富于生活情趣，还渗入了佛教色彩，有很多莲花卷草、山石树木。得益于工艺水平的提高，六朝往往以多块画像砖组成整体性、主题性的大型壁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