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 三会张天翼
在明瓦廊住了一个多月，我试探着在夜晚，在后门的一条马路上散步，居然没有受到阻拦。于是我胆子大了一点，便试着在白天走得稍远一点，我希望有好运气，能碰见什么熟人。果然，有一天我带着母亲、麟儿去夫子庙，在一个小茶馆里喝茶，忽然看见张天翼和高植也在那里喝茶，同座大概还有一两个我不认识的人。高植曾在我主编《北斗》时投过稿，通过信，见过面，是一个在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文人，不属于什么党派，思想不红不白，我稍稍招呼了一下，敷敷衍衍地说了几句话。但我一看见张天翼，心简直欢喜得要跳出来，只是不敢流露出来，我急忙过去打招呼，但不能说什么。我只悄声对张天翼说了几个字：“明天上午，鸡鸣寺。”便赶快离开茶馆回到了住所，暗自咀嚼着这一时得来的喜悦，幻想着明天的前景。
我对张天翼当时的思想情况和他过去的历史都不甚了解，但我知道，他是左联的盟员。他的短篇小说《二十一个》似乎是第一次以兵士为题材的，我是喜欢过的。“一·二八”前后，他搬来上海，我们一起开过会，游行示威时他和杨骚、楼适夷在左联队伍前面打着大旗呢，我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我们是同志。我以为看到他，就等于找到了左联，找到了党。我多高兴啊！
第二天我独自悄悄去到南京的风景区鸡鸣寺，八点钟的样子，游人很少。我无心观望风景，只是在山门前的道上和后边阁子下的窄路上徘徊，张望，焦急地等待着。大约过了一个钟头的样子，张天翼果然来了。这时，只在这时，忽然有许多从来没有想到的往事和问题不知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他是党员吗？他能为我保守秘密吗？他能见义勇为，为我担受风险吗？我不能够明问，只在心里暗自掂量着，过去我曾听说他在南京国民政府做小差事，是谋生还是掩护？他的姑父邵元冲是国民政府的要人，邵元冲是否同情共产党，他们之间关系的深浅究竟怎样呢？……我审慎地望着他，又无暇仔细深思，毕竟喜欢压过了一切。他是左联的盟员，既然上海的白色恐怖那样严重，为什么他不住在杭州（他的父母住在杭州），而要住在南京？是否邵元冲这种社会关系正好为他做掩护？总之，我还是相信他，那些怀疑一闪即过，我仍然是完全地相信他。我们像老朋友那样排排坐在鸡鸣寺阁子前的小路边上，我焦急地问他上海左联的熟人的情况。他告诉我，上海白色恐怖严重，冯雪峰已去苏区，周扬、夏衍去了日本，钱杏屯不容易找着；他自己也很久未去上海了。这些消息像一盆冷水浇在我头上。我不知怎样才好。这时是初夏，可是我却像深秋时的寒蝉，隆冬时的僵虫，说不出一句话，连动也不能动了。我能不能求一求张天翼，把我带走吧！一年了，我在黑暗中，在炼狱中，忍受熬煎，心力俱瘁。这一线希望我能不紧紧抓住，求他施展神奇，给我一丝阳光，给我一条生路？我木然地望着他。他也只摊开双手，无言以对。他也问到冯达，问到姚蓬子，我也简单地答复他。那种种艰难处境，我的痛苦的历程，我内心的打算，对他的希望，都给一时的沮丧噎住了。我是否应该向他完全打开心扉？我迟疑着。一个受惊的，被关闭幽禁了一年，几乎窒息而死的人，已经习惯随时随地都战战兢兢，提心吊胆，为着防备别人，话到口边便咽下了。满心想把别人当成知己，无所不谈，却又顾虑重重，踌躇不已。太阳快当顶了，只得同张天翼分手告别，懊丧不安地、如有所失地踽踽独行，又回到那布满愁云的阴暗的住所。
一回来我就后悔，责怪自己，为什么不向一个同志，一个战友敞开胸怀，尽情抒发，把所有的痛苦交给他，把所有的希望告诉他？尽管我应该有些顾虑，有所警惕，但对他抱有防备之心是不应该的。于是过不久，我又鼓起勇气走向张天翼的住处。这个住址是我在鸡鸣寺时问他要的，这条街道的名字现在我已记不起了。那时我在他住的大门口曾停了好一会儿，久久不能决定，最后才丢开顾虑走了进去：那种不知所措的心情至今也不会忘记。原来他住的不是一般独门独院的中式平房。而是一座两层楼房。大门口挂有五六块白底黑字，或黑底金字的招牌，是我弄不清楚的各种名称的机关办公的地方。自然这不是大机关，或者只是一些小单位，或者是一些空招牌，实际只是经营买卖的代号，也可能是某些私人联合经营办公务、做买卖的事务所。总之，这座楼房和它门门挂的那些招牌，使我当时认为很复杂，使我一时猜疑不定。可能只有我才会有这些猜测。我迟疑了好一会儿，最后认为既然张天翼住在里面，既然他能住，我为什么不可以大胆进去呢？难道明瓦廊，那个我现在的住所不比这里更复杂，更危机四伏吗？于是我大大方方闯了进去。这楼房里面并不豪华，张天翼的姑姑住在楼上。楼上似乎住了不少户，一点也不像是党国要人邵元冲的家宅。等不及仔细思索便敲了他们的房门。我还未进门就听见屋里的笑声和麻将牌碰撞的声音，原来张天翼正在和他的姑姑、外甥女，或者什么亲友在打麻将。张天翼看见我闯进门来。好像很平常，对我点了点头，打了一下招呼，没有离开牌桌，仍然注意他手里的牌，他的姑姑拉了一张椅子让我坐，我就坐在她的旁边看他们打牌。我以为张天翼会明白，我是特地来找他的，不是来玩，来闲坐，是有正事，是有求于他才来的。我焦急地看着他。可是他好像完全不理解我的来意。他打了一局又一局，他一家人，他姑姑，他外甥女儿，大家欢乐地有说有笑。我坐在旁边的冷板凳上，呆呆地望着他们，我心急如焚。我找不到机会，哪怕说上一句话也好。我完全可以大声说：“天翼，我有事找你，想和你单独说几句话。”可是我总抹不开，我不知道怕什么。看样子他们很宽大，并不怪我打扰了他们，只是好像没有我这个人似的。我在敌人面前是受尽折磨的，但在朋友面前，忍受着这样的冷淡，却是第一次。我勉强撑着，不愿伤心，但到底坐不下去，看着他们不会因为我而停止雀战，我只得慢慢站起身来告别。主人既不留也不送。像我进门时那样点了一点头，就算招呼过了。我的心像悬在空中，像浮在水上，脚不感觉是踩在地上那样一步一步地走出那幢楼房。究竟是怎样回到住所的，我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从此，—天到晚我重又浸泡在失望里，隐隐地难受。我不理解张天翼，只觉得自己是被遗忘的。这种心情，直到几十年后，经过了几十年痛苦之后，才慢慢悟出当时张天翼对我这般冷淡的因由，我是不能责怪朋友的。我是陷在那样一个泥潭里，敌人又捏造和散布了许多谣言假象，为什么朋友们不应该对我采取谨慎疏远的态度？为什么当时我没有想到，凡过去认识我的，知道我的，有点社会经验的人都可能要揣测我，估量我，甚至有所怀疑呢？我应该理解，国民党和他们执行的阴险政策把我推到一个被审查的地位，我首先应该设法取得朋友对我的信任。我怎能主观地以为谁都应该相信我，毫不怀疑我而真心帮助我呢？
以后在南京，我再也没有去过那幢楼房。后来我搬到苜蓿园去后，天翼来看过我，而且最后在一九三六年，还是他带来了党给我的信息，并且由他的外甥女陪同我一道离开南京去到上海。因此我对他一直是充满着感激，我永远不会忘记当年他为我冒过的风险，给予我的慷慨的有效的援助。
十九 方令孺女士的友情
一九三四年十月初我在医院生了祖慧。我这时的心境像掉进了枯井那样幽暗与悲伤。回忆一九三O年我生了祖麟，只两个多月，他父亲就被捕，三个月他父亲就被杀害了。我不得不把婴儿送回湖南交托给我母亲？我只身返回上海，继续苦斗。一个做母亲的，一个有着母性本能的人已经太难忍受那抛离亲生儿子的痛苦了；而这个女孩却使我更加悲苦。这不是我希望有的，但是我生的。我能把她丢到垃圾箱里去吗？我能把她送到育婴堂、孤儿院吗？我能留给她的父亲，使她终生也蒙受羞辱吗？我只能把她留在我的身边，我是母亲，我应该对她负责，不只哺育她成长，而且要尽心守护她，不让她受羞辱，尽心教育她，使她成为革命者。因此我得首先背负着一时无法分说的耻辱，也许还得就此终我一生。十月半我从医院搬到中山大街。因为我不愿再回到螺丝转弯，我要离开那变相的地狱。在那里我们的前院旁院都住着一些身份嗳昧的人；进进出出我都得经过他们的住处，任人侧目审视。我常常喊叫，既然说是自由居住，就应该让我自己去租住民房，无论如何我是不回那住过的地方。因此，当我住院时，冯达和姚蓬子几次商量，才租了这幢房子。这是在中山大街向东拐进去的一条小街上的一幢小楼，上下各三间。我们一家住楼上，姚蓬子一家住楼下。在这里大约住了两个月，我几乎没有下过楼，国民党也没有派人再来这里骚扰我。我在这里只是养病。不过意外的，我在这里却遇见了一个终身难忘的朋友。
十月底的一天，方令孺女士作为不速之客忽然降临了。她那时不到四十岁，长得很好看。她的眼睛由于甲状腺肿大，动过手术，显得稍稍有点突出。但她的那种温柔大方却使我很注意。她的身后站着一位十五六岁的俊俏的少女，乃是她的大女儿陈庆纹。她谦虚地自我介绍道：“我叫方令孺，是特别来看你的。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我非常同情你的遭遇，我很喜欢你的小说。我想你在这里一定太寂寞，我能为你分点忧愁吗？有什么事我能帮助你吗？”怎么听到的又是这一番话！我不免用怀疑的眼光望着她，心里在想，是否又是国民党派来的？她要干什么呢？她看见我很冷淡，便不多说；只对我的母亲表示一点尊敬，说了几句恭维话，又对我的子女称赞了几句。然后便文静地告辞了。我不安的心还在嘀咕：“真是莫名其妙。”
她怎么知道我的住处的，当时忘记问她了。我压根不曾想到我的住处能够保密，我以为任何人都可以随便闯来的。此后，她每过一个月，或两个月便来我这里一次。她从不同我谈政治，也不问我的生活情况，只是点点滴滴同我谈她的心曲，如读书后的感想，多半是些外国书，翻译过来的。或还没有翻译的。谈她认识的一些文人的印象，这些人多半是我不认识的，是她在青岛大学的一些同事，老一辈的所谓新学家。这些她都当故事娓娓道来，在我只有一颗十分空虚的，寂寞的心的时候，也能勉强听下去。后来她便谈她的家庭生活，她的不幸的爱情。谈这些她也不动感情，只是放在心底，仍然像在讲一部写得非常细腻动人的小说。我真同情她。好像中国的老老少少的妇女，都能引起我的同情，特别是像她这样有着一颗美丽的心灵的知识分子。后来我也到她的家里去。她住在我这条街的对过，叫娃娃桥。她是著名的桐城派方东树的后裔。她的那个大家庭是一个亦官亦商的人家，有很多房子。她住在侧院的三间大厅，后边是院子，前边是小花园。绕过她的厅子，还可以进入她家的一个更大的花园。只是那个园门不是常打开的。她住的三间厅子布置得很好。她带着三个女儿，用一个娘姨。她的丈夫另有外室住在上海。她家里非常安静，很少客来。我慢慢认识到，我和她来往，是无害的，便逐渐放宽了心。后来，一九三六年我和党取得联系，就曾把她的家作为党与我通信联系的地点。
方令孺是一个诚实大方的人。抗战初期，我在延安时，曾经向她要过一部《昭明文选》；那是因为毛主席曾经对我说，他缺少一部《昭明文选》。她特地买了这部书寄给我。我们从来都没有对人说过，只是悄悄地高兴为别人尽了一点力。她知道我是为谁要的。
全国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她到北京时总来看我，还在我家住过。她的仪态仍然与那时一样，总是很文静地对我谈一点她的新的感受。一九五七年，继全国作协的批斗大会后，在全国妇联召开的一次批斗我的大会上，我望见她了。我为她很不安了一阵。我深切了解她，她一定为我非常非常的难过，可是这时她无法对我表示同情，也无法安慰我，分担我的忧愁了。二十二年后，一九七九年，我回到北京，打听到她已经逝世，我不免凄然欲泣。我常想念她的一生，她的为人，想到她曾为我分担苦痛．她是一个普通人，是一个有非常美丽灵魂的人，是一个好人，我一定还要写她，将来有时间，我一定要任情呼唤你，方令孺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