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达曾是我的爱人，但近几个月来，我都把他当仇人似的看待。现在，我被隔离在这阴森的高山上，寒冷不只冻硬了我日用的毛巾、手绢，杯里的茶水，也麻木厂我的心灵。我实在需要一点热，哪怕一点点。一点点热就可以使我冻得发僵的脚暖和过来，一点点热，也可以把我冻得死去的心暖活过来。这时我根本没有什么爱、什么喜悦，我整个身心都快僵了，如果人世间还有一点点热，就让它把我暖过来吧。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到底也还是一个人，总还留有那么一点点人的自然而然有的求生的欲望。我在我的小宇宙里，一个冰冷的全无生机的小宇宙里，不得不用麻木了的、冻僵了的心，缓解了我对冯达的仇恨。在这山上，除了他还有什么人呢？而他这时只表现出对他自己的悔恨，对我的怜悯、同情。我只能责备我的心肠的确还不够硬，我居然能容忍我以前的丈夫，是应该恨之入骨的人所伸过来的手。谁知就由于我这一时的软弱、麻木，当时、以后竟长时期遭受某些人的指责与辱骂，因为我终于怀了一个孩子。我没有权利把她杀死在肚子里，我更不愿把这个女孩留给冯达，或者随便扔给什么人，或者丢到孤儿院、育婴堂。我要挽救这条小生命，要千方百计让她和所有的儿童一样，正常地生活和获得美丽光明的前途，我愿为她承担不应承担的所有罪责，一定要把她带在身边，和我一起回到革命队伍里。这是我的责任，我的良心。哪里知道后来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这竟成了一条“罪状”，永远烙在我的身上，永远得不到原谅，永远被指责。甚至有时还要加罪于这个无辜的女孩身上，让她从小到大，在心上始终划上一道刀口，好像她应该低人一等，她应该忍受一些人对她的冷眼和歧视。我有时不得不长叹：“这人世实在太残酷了，怎么四处都像那个寒冷的冻僵人的冰冷的莫干山的世界呢？”自然，我这样说也许是过分了的，当一九四O年，一九四四年在延安，我对陈云同志、任弼时同志、周恩来同志先后陈述这段历史时，他们是谅解的。恩来同志还说，你要帮助那些不熟悉白区情形的同志了解情况；你们原来是夫妻，那时实际情形也是“身不由己”嘛。而一些经历过国民党的恐怖统治、在我们党组织部门工作的同志们对此是容易理解的。他们都曾为此黯然良久。他们说：“这是很难怪你的。”因此在我的心上永久嵌着这些同志的名字。
那一对和我们一同上山。派来监视我们的夫妇当然看得出我一天比一天憔悴、颓唐、沉默，而更可能他们也熬不过这严寒的日子了。山上雪下得很大，那些挺拔直立的竹子都被压倒，横躺在地上。菜蔬也一天一天困难。那吃过苏联黑面包的家伙原来有肺病，以为监护我上莫干山他自己可以捞到疗养的机会。谁知时令不对。他天天唠唠叨叨，说咳嗽加剧了。这以后有一天，他宣布第二天启程回南京。果然一切都准备停当，人夫轿子，护送人员……在一片耀眼的雪光中，这个行列一步一步踩着一尺多深的积雪走下山去。
是快过阳历年的时候了，我摆脱了那著名的避暑胜地。
十三 该让母亲来南京吗？
山上下雪，山下也下雪。而且还下雨。漫天雨雪霏霏，满地潮湿泥泞。我又冷又倦，缩在轿子里，蜷在车子里，任它颠颠簸簸，任它天昏地暗；我以为我生病了，以为我快死了。过了一天一夜，我被送回到南京城里的一户人家，一户普通的住宅。介绍我认识房主人时，说是姓曹，称曹先生，高高个儿，像一个买卖人，很稳重的样子。他客气地对我说：“委屈你暂时在我这里住几天，房浅屋窄，照顾不周，有什么需要，告诉我们一声，我太太会替你办。”我这才看见在他身后还站着一个微微有点发胖的中年女人。他接下去又说道：“这院子里你什么地方都可以坐坐玩玩，只是不好出大门。嘿嘿，这我们有责任，我们担不起，这条巷子很小，巷口日夜有人，要出去是很难的。”我心里明白了，这里仍旧是监禁，只不过稍稍换了一点形式。这时，押送我们回来的那伙人好像已经把物件都移交给屋主人似的就走了。这一对曹姓夫妇便把我们引进一间房子，一间新的牢房。
这间睡房是这家院宅倒厅的侧屋，通厅子的门从外边锁上了，进进出出得走厢房。厢房没有住人，就成了过道。厢房有一个门道正房。正房大概是主人夫妇住的。门上挂着门帘，我从来没有窥探过。也许这个门从那边锁着的，根本也走不过去。厢房外是天井。上边一小块天，天井前边是倒厅，走过倒厅是屏门，再走过屏门就该是大门了。在平常这是多么使人自得的地方。天井后边是堂屋，堂屋后边的后院，大约都是南方老式屋子的式样，后房啰、厨房啰、下房啰、后天井啰，这都在我的视线以外，我也无心去走访。
那个曹太太好像很能干，她自己到我房中来端饭送水、扫地、抹灰，也不支使她家的娘姨。我每常看见她家姨娘把饭菜送到堂屋，再由她亲自给我送来。她家还有一个老太太，不知是姓曹的母亲还是岳母，她整天不说话，只坐在堂屋里守望着。还有一个八九岁的男孩，好像很安于寂寞，放学回来就独自一人在堂屋里或天井里玩耍，偶尔站在厢房通到我房间来的那门边，好奇地看看我们，像看动物园里的老虎似的。一招呼他，他回头就跑。
我终日坐在屋子里，从一扇小玻璃窗中望望天，或者从窗帘后看着堂屋里。这一家人，两夫妇、一老、一小、一仆，都像很有礼貌的人。他们不来盘查我的来历，我也无须了解他们的底细。每天碰几次面，点点头，疏疏落落，客客气气，倒也安静。阳历年过去了，我们是年前到的他们家。阴历年又过去了。大约因为家里住了我这样的客人，他们家过年过得真冷清，小孩放了一挂小鞭炮，年三十他们只吃四盘菜，也给我们分子一些。他们自己不出门，也不见一个亲戚客人来贺年。我心里明白，要从这里出走是困难的。他们还闪闪烁烁告诉我，巷子口上安得有人，这绝不是假话，不是为着吓唬我才说的。这时，半年多来，受种种折磨刺激，我的确病倒了，天天晚上发烧、失眠，像感冒，也像疟疾。冯达也成天咳嗽，整天都有低烧。这年三月间，在被捕之前，他已经发现患有肺结核，原打算请假休息一个时期，从良友图书出版公司要来的二百元稿费，就是为他治疗肺病准备的，可是现在我们谁也不愿说。我们彼此都心照不宣地看到对方的身体在一天天垮下去，可是说又有什么用？我只能默默地承受着、熬着、等着。
静中也仍然不能不思动，我不免总还要抱着没有成功希望的幻想。因为国民党曾几次改变监禁我的地点和一些形式，我便幻想是否可能还会有所变动。如果我能走出大门，如果我能够发一封信出去，如果我能争取到这位曹太太的一星半点的同情，对我生点恻隐之心，或者我能争取他家雇佣的娘姨替我跑一两次腿，不是很好吗？
我耐心设法主动地同他们接近一点。当曹太太到我房中来时，我留她坐一坐；当她的孩子站到我房门口时，我也逗逗他，问问他的学业成绩；我有时也跑到堂屋去和那位老太太搭讪几句。但不行，一切尝试、努力，都落了空。我不得不承认，国民党的这些雇佣人员都是经过选择，是愚顽可靠的人。他们对我守口如瓶，不露一点口风。那个曹先生整天不在家，晚上回来也只关在他们自己屋子里。我知道同他谈什么都是没有用的。他无非是国民党调查科下的一个小走狗，一个忠实的奴仆爪牙。他既无权、又无能，也没有胆量为我做一点小事，那怕是给我通一点风、报一个信。他现在不纠缠我，不在我面前装腔演戏，就算够好的了。我在这里比在王公馆时安静多了，我依然是一名未经判决的无期徒刑囚犯而已。
三月的一天，曹先生忽然喜气洋洋地走到我们房里，笑眯眯地说：“徐科长吩咐我们替你们收拾房子，说要给你们自由，你们自己过日子。他们还说派人去湖南老家，把你们老太太接来。要是老太太能来，那就最好了。”他还问了一些关于我母亲的年龄、生活现状等等，语气中都表示他个人对我和我母亲的同情。这是两个多月来从他那里得来的惟一的一点消息。
这是好消息呢？还是坏消息呢？说是好消息，是我可以见到久别的母亲，我可以从母亲那里知道一点外界朋友的情况，我还可以借助母亲。设法同外边的朋友、同志联系，把我的真实情况透露出去。但也可能这是坏消息，就是国民党把我母亲也抓来南京陪我坐牢，至少是想把我母亲当成人质。我一个人如果要跑离南京是比较容易的，但我怎么能背负着老母亲一同逃跑呢？何况还有四岁的麟儿。麟儿生下来两个多月爸爸便被国民党逮捕，不满一百天，爸爸便被惨杀。我忍痛把他送回湖南，交给我母亲抚养。现在我母亲如果只身来南京看我．那麟儿将寄养在哪里？我们在家乡，早已没有一个亲人了。母亲如果把麟儿也带来身边，我怎能忍心把也频的亲骨肉留在屠杀也频的国民党刽子手们的魔掌里！母亲无沦怎样是不能来的！他们可以饿死在湖南，流落在湖南。只要他们不死，或者会有那么一天，我的同志们会有人去帮助他们、救济他们。我辗转反侧，坐立不安。最后，我认为我母亲不是一个普通的母亲，不是一个平凡的女性，她既有能耐来，就一定也有能耐离开。她在家乡多少能了解外边的一些情形，我相信她能够理智地权衡得失、利弊。我为什么不相信她呢？她是经受过大灾大难的，她受过生活的严峻考验，她是坚韧不拔的。我应该相信她，我应该以有这样患难中可以依赖的母亲而自豪。我应该相信她。
过了几天曹先生又来打问我的意见了。他像很有把握地、轻松地说道：“你们有很久很久没有见面了吧。老太大总会十分思念你的。她会很希望来南京看看你，要有你的一封信就更好了。”我又开始了各种揣测。到底要不要母亲来一趟呢？若说国民党想就此把我母亲拘留起来，那是没有丝毫理由的。但是，母亲真若来了，国民党是要把她作为“人质”的。我同意让母亲来作为我取得某种自由的“人质”，那未免太自私、太残酷了。何况国民党至今没有肯定地说放我，完全恢复我的自由，只含混地说是可以自由居住，仍只限定在南京。我何时才能达到“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完全自由的境地呢？母亲啊！你在苦难中的女儿是多么想念你呵！我到底应该何所适从呢？
过了两天，在极度矛盾中，我写了一封短信，给我的母亲。信中大约是这样说：“我失去自由已一年，你一定很想念我。现在有一个机会，你如能来南京一趟，我们或可相见。但这里能否适应，请你仔细定夺。”命运究竟如何，小船将怎样航行，将遇到什么风浪，我一点把握都没有。我只是轻率地把选择留给我母亲。但我实在无从考虑，这有多大风险，这群魔鬼到底又在打什么算盘。但我抱着一个坚定的信念：“只要我不死，我一定得争取自由，争取脱离南京。时间可能会长一点，路途也会迂回曲折．但我的决心决不改变，我的愿望一定要实现。”
十四 母亲呵，我感谢你
四月上旬的一天下午，曹先生家忽然热闹起来了。他家门口停了两部马车，进来了两个人，说是来接我们的，曹先生也陪着。等我上了马车，曹先生才神秘而且有趣地轻轻告诉我：“现在我们去轮船码头，令堂老太太乘坐的轮船快到了。”
我真没有想到她来得这样快，虽然我曾经写过一纸短简，但事情的确来得太快，我思想上还没有一点准备。母亲真的来了，我将对她说些什么呢？她总该有点精神准备吧，她将对我说些什么呢？我真有点昏头昏脑，我坐在马车里胡思乱想，又像什么都没想。我什么时候到的码头，我怎样走上了一只拥挤的船，我几乎是毫无知觉的。终于我被引进一间船舱，我看见了一个老妇人，一个十分苍老憔悴的老妇人。呵！这就是我的母亲，这是我母亲吗？
老妇人一下扑在我怀里，两手紧紧把我抱着，眼泪像泉水，像瀑布似的挂满一脸。但我怎么也感觉不到这便是我那慈祥、严肃、可亲的母亲。但这绝对不是旁人。细看她的容貌，不管怎样苍老也还是她。而且倚在她身旁的男孩，不管怎么长大了些，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一眼还认得出那就是麟儿，是我的儿子。他依旧带着那么一副总是用—对小眼睛审慎地看着周围一切的神情。这不是他们，还能是谁呢？我迷茫地痴痴地跟着曹先生，跟在一群陌生人的后边，在人流中涌着，挤出了码头，挤进丁马车。马蹄声得得，微风吹着车轮辗过后扬起的尘土。我失神地盯着坐在我对面的那个老妇人和那个小男孩，另外还有一个陪着我母亲来的中年妇女。我没有流泪，没有悲伤，我也没有欢喜。我不知该怎么说，说些什么。我应该安慰他们，可是我能用什么来慰藉他们？我遍身都是伤痕，我心头积满着愤怒，我能让孱弱的老母和孤儿来分担我如此深重的愁苦吗？
这一夜，我们一家挤在曹先生的那间倒厅的侧屋里，母亲拉着我的手，我怀里拥着我的儿子。我听老人家述说这一路来的情景。原来半个月前就有人冒称是我的朋友去看过她。她一看见信，认出是我的笔迹，就毫不犹豫地决定走，不管是天涯海角，要跟着接她的人一道走，而且带着麟儿，还设法带了一个老用人。为了要见惟一的女儿一面，她准备承担一切风险。她反复申说，要把孩子交给我，因为她已经到了风烛残年，加上战争风云，乡下也不太平。她过去能勉强抚养我，现在她再也无力抚养这个十分可爱的伶仃孤儿了！
我心里透明了，也凉透了。母亲的确已经衰老了。我不应该再加重她的负担，现在她只得依靠惟一的我了，这是我没有想到的。现在我应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处理目前的这一切呢？
关于我自己这些年的遭遇，我决定什么也不告诉她。也频惨死的恶讯，过去我瞒着她，一直没有对她讲。现在我也不清楚她到底知道些什么，或者不知道什么，只得仍然瞒着她。我不让她知道我的处境、我的艰难、我的思想、我的打算、我的预谋。就让她暂时把曹先生当成我的好朋友，把冯达当成我的好丈夫吧，让她以为我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切传说谣言都过去了，一切艰难危险也过去了。我实在不忍心再让她担惊受怕，至少是在现在这样的时候。我抚摸着她枯干的手，冷静地说：“先住下来，等以后慢慢再说。你为我和也频把麟儿带得这么大，你在困难中替我尽了当母亲的责任，我不知道如何感谢你才好。曹先生说已经给我们收拾了几间屋子，明天我们就搬过去。我们先暂时住几天，其余的事以后再说吧。”
第二天，曹先生亲自把我们送到新居，他的太太，他的母亲送我到大门边。那个平日不爱说话的娘姨远远站在堂屋里望着。我们就这样离开了曹公馆，离开了这个家。曹家的房子坐落在南京城的什么地方，他们一家是干什么的，我至今也弄不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