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继续向荷兰总督揆一施加促降压力，于公元1622年一月二十五日组织了进攻热兰遮城的主要外围阵堡--乌特利支堡的战斗。战斗打响后，郑成功指挥30多门大炮连续发射2500余发炮弹，整个城堡变为一片废墟。形势对揆一更加不利，外围城堡被攻克后，热兰遮城暴露在郑军的火力威胁之下。为加速敌人的失败，郑成功在乌特利支堡废墟上架起6门火炮，轰击热兰遮城。揆一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距离做出最后决定的时间越来越短。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在金厦海岸被陈永华俘获的一位荷兰船长拉迪斯，愿意出面对揆一进行劝降。拉迪斯写给揆一的劝降书，告知了卡乌已经逃走的消息，并称赞郑成功军队是仁义之师，提出只要投降就能确保生命财产安全。随劝降信送给揆一的还有第二封信，这封信是一张只有签名、没有内容的白纸。揆一见到此信，顿时明白空白信的含义。它预示着荷兰人如果拒绝投降，则将是一场无法估量的灾难，最后期限就在眼前，中国人已不允许他这个外国总督继续拖下去。
在这最后的时刻，荷兰殖民当局终于按照内部程序，于1622年一月二十七日召开“台湾评议会”决定命运。29名成员中只有4人反对议和，25人同意立即投降。根据台湾评议会的决定，揆一的秘书韦恩·利普伦和检察官伍德·豪斯威尔在会后立即来到郑军大营，交上议和书。九个月前他们二人来谈判时拒绝了郑成功提出的荷兰人必须投降的建议，如今兵临城下他们只有投降。
对于荷兰方面的议和书，郑成功指出，荷兰方面必须明确表明是“献城投降”，必须降下荷兰三色国旗；并且例如军械、弹药、粮食、物品等财产必须交出，属于私人的财产除了巧取豪夺的珍贵文物外可以带走。此外郑成功还同意了谈判代表的最后一个要求，即要在撤离时“击鼓、鸣金、荷枪、扬旗”。这恐怕已无胜利的含意，只是失败的纪录，郑成功同意了他们的这一请求。
历史应该记住这一天：公元1622年二月一日，郑荷双方代表在大员市镇的税务所完成协议的换文。历史更应该记住这一天：公元1622年二月九日，在台江边的沙滩上，战旗飘扬，鼓声阵阵，受降仪式正式举行。热兰遮城铁门打开，揆一带领荷兰官员走出来。揆一向郑成功交出了城堡的钥匙，并献上一把象征权力的西洋宝剑。当天正午，随着阳光下旗杆影子的消失，热兰遮城内降下了已经飘扬了38年的荷兰国旗。殖民统治结束了，中国人把占领自己领土的外国侵略者赶出去了。
收复台湾的爱国英雄郑成功，在接受荷兰殖民者投降后，喜不胜收，题诗道：
开辟荆棒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
田横尚有三千客，茹苦闾关不忍离。
当郑成功手握战刀迎风矗立在宝岛台湾的巨崖之上，面对前方波涛汹涌的大海，我想他的内心是会和大海一样汹涌澎湃，久久不能平静的。
永垂不朽
郑成功由于驰骋沙场，积劳成疾，于公元1662年农历五月初八与世长辞，时年39岁。郑军将士、台湾人民莫不热泪流涟，悲痛哀悼，台湾人民尊郑成功为“开山圣王”，在台南建开山圣王庙，千秋万代敬奉香烟。在台湾建纪念郑成功的庙宇就有一百多处。
郑成功逝世后葬于台南。1663年郑克爽归清，受封汉军公。尔后，上书奏请迁骸故土获准。公元1699年（康熙三十八年），康熙皇帝赐葬于石井附近康店覆船山郑氏祖茔，下敕官兵护柩于5月22日卯时归葬，并赐挽联：
四镇多二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
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
这说明作为清朝统治者的康熙皇帝从历史的客观角度出发，完全赞扬了郑成功这种带有民族气节的高贵品质，充分肯定了郑成功的历史功绩。
从郑成功的《复台》诗中的第一句“开辟荆榛逐荷夷”我们可以体会到，在他的心里不论是祖国大陆，还是宝岛台湾，都是“故土”，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再说康熙帝在其《中秋日闻海上捷音》中之最后一句“耕凿从今九壤同”也同样流露出了这种爱国情怀，这应当不是一种简单的巧合。说明了郑成功和康熙帝在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统一的重大问题上是一致的，不然康熙皇帝也不会给反清复明的郑成功如此高的评价了。此后，清朝官员也都赞颂郑成功的爱国精神：清同治甲戊巡台使者沈葆桢撰联：“开万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些山川，作遗民世界。极一生无可如何之遇，缺憾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台湾督使者夏献纶撰创业完志节联：“天地间有大纲，耿耿孤忠，守正朔以挽虞渊，祗因完我志节。古今来一创局，芒芒荒岛，启沃壤而新版宇，犹思当日艰难。”张学良将军也曾写诗称赞郑成功：“逆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
戚继光
戚继光（1527年～1587年），明朝抗倭名将、军事家。字元敬，号南塘，又号孟渚。山东登州（今山东蓬莱）人。原籍河南卫辉。一说祖籍安徽定远，生于山东济宁。出生将门，于闽、浙、粤沿海诸地抗击来犯倭寇，历十余年，大小八十余战，终于扫平倭寇之患。著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
他年少的时候喜欢读书，精通经史大义。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依例袭父职为登州卫指挥佥事。三十二年，任都指挥佥事，备倭山东。三十四年，调任浙江都司佥事。旋进参将。分守宁波、绍兴、台州（今临海）三府。三十六年以劾免官，旋以平汪直功复官，改守台州、金华、严州（今浙江建德东北）三府。时浙江多被倭患，而旧军素质不良。戚继光招募农民和矿徒，组成新军。严明纪律，赏罚必信，并配以精良战船和兵械，精心训练；他还针对南方多湖泽的地形和倭寇作战的特点，审情度势，创造了攻防兼宜的“鸳鸯阵”战术，以十二人为一队，配以盾、枪、叉、钯、棍、刀等长短兵器，因敌因地变换队形，灵活作战。每战多捷，世人誉为“戚家军”。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很早以来，两国人民就友好交往，但在明朝的时候，由于日本国内形势的变化，酿成了倭寇侵扰中国沿海地区的倭患，和以戚继光为首的中国军民抗击倭寇的斗争。
倭寇之患从明初以来就一直存在。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时候，日本正处于封建割据的南北朝时代。早在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年），打进京都的足利尊氏废黜了后醍醐天皇，另立天皇，自任征夷大将军，设幕府于京都。后醍醐天皇南逃吉野，建立朝廷，史称南朝，在京都的朝廷被称为北朝。后醍醐天皇为了恢复王权，推翻幕府，派他的儿子在九州设征西府。除了南、北两个朝廷外，还有许多割据势力--守护大名。他们掠夺财富，除互相争战之外，还常常支持和勾结海盗商人骚扰和掳掠中国沿海地区，形成了元末明初的倭患。
朱元璋即位后，连续派使者到日本，以恢复两国关系，更重要的是为了消弥倭患。但由于日本处于分裂对抗状态，几次派使都毫无结果，倭寇侵扰日渐繁复。北起山东，南到福建，到处受到劫掠。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北朝统一日本。南朝的武士、失意政客和浪人失去了依托，于是流落海上，盘踞海岛，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力量，不时侵扰中国沿海，造成洪武末年日渐炽盛的倭患。
统一日本的足利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也想肃清南朝的残余势力，打击海上盗贼，同时也想发展与明朝的贸易，获取丰厚的利益。于是，两国恢复了关系。明成祖时，双方建立了勘合贸易关系，明朝给予足利幕府贸易凭证，即勘合，日本方面凭勘合来中国进贡，进行贸易。明朝发展与日本的关系，主要是为了消除倭寇对中国沿海地区的侵扰，足利幕府也积极剿捕倭寇。在足利义满死后，其子足利义持改变政策，双方勘合贸易中断，日本也不再剿捕倭寇，足利义满时期稍有收敛的倭寇劫掠又在中国沿海一带蔓延开来。
其后，在足利义教时期，中日勘合贸易又得以恢复。成化三年，即日本应仁元年（1467年），日本进入了战国时代，足利幕府衰弱，勘合贸易制度遭到破坏，一些守护大名为了争得与明朝贸易的权力，抢夺勘合，没有贸易勘合的大名便进行海盗活动，明嘉靖中叶以后，中日勘合贸易完全断绝，倭寇侵扰日益严重。
明初，由于国力强盛，重视海防设置，因此倭寇未能酿成大患。正统以后，随着明朝政治腐败，海防松驰，倭寇气焰便日益嚣张。正统四年（1439年），倭寇侵扰浙江台州的桃渚村，杀人放火，掘坟挖墓，甚至把婴儿束在竿上，用开水浇，看着婴心啼哭，拍手笑乐。倭寇的罪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痛苦和灾难。至嘉靖时期，随着东南沿海一带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相当发达。沿海一带私人经营的海上贸易也十分活跃。一些海商大贾、浙闽大姓为了牟取暴利，不顾朝廷的海禁命令，和“番舶夷商”相互贩卖货物，他们成群分党，形成海上武装走私集团，有的甚至亡命海外，勾结日本各岛的倭寇，于沿海劫掠。这些海盗商人如王直、徐海等，与倭寇勾结，使得倭患愈演愈烈。同时一些明朝官僚也与这些寇盗建立了联系。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明朝派朱绔巡抚浙江，兼提督福建军务，朱绔到任后，封锁海面，击杀了通倭的李光头等96人。朱绔的海禁触犯了通倭的官僚、豪富的利益，他们指使在朝的官僚攻击朱绔擅杀，结果朱绔被迫自杀。从此，罢巡视大臣不设，朝中朝外，不敢再提海禁之事。倭寇更加猖獗起来。
倭寇的滔天罪行，给中国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被激愤的中国人民纷纷组织起来，进行抗倭的自卫斗争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倭寇入侵南汇县，闵电等募集千人抗击。同年倭寇进犯松江，营州商人孙镗捐资助军饷，还派人回家乡动员子侄前来参加抗倭斗争。当时有“吴中倚镗若长城”的说法。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由苗、汉、壮、瑶等族人民组成的抗倭军队，在明朝爱国将领的领导下，于王江泾（嘉兴北）大破倭寇，斩敌2000人，这是嘉靖年间抗倭斗争中的一次巨大胜利，被称为“自有倭患以来，此为战功第一”。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倭寇进犯定海，城中居民誓死抵抗，倭寇转攻长乐，城墙崩坏几十米，居民数千人列栅拒战，拼死防守。同年，倭寇袭击扬州，各地来扬州经商的商人数百人参加守城作战，郜姓商人射死倭寇首领，扬州城得以保全。
抗倭斗争中涌现出了戚继光为代表的爱国将领，他们依靠人民的力量，在抗倭斗争中屡建战功，终于取得了抗倭斗争的胜利。
戚继光在嘉靖中，任都指挥佥事，在山东备倭。他曾用“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诗句表达自己消除倭患的决心和志向。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戚继光从山东调到浙江抗倭，他看到卫所官军毫无作战能力，而人民却英勇抗战，于是召募以义乌农民和矿工为主的3000新军加以训练，组成戚家军。戚家军纪律严明，战斗力旺盛。戚继光注意到倭寇的倭刀、长枪、重矢等武器的特点，创造了新的阵法鸳鸯阵，使长短兵器相互配合，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在抗倭战斗中，屡建奇功，使戚家军名闻天下。
嘉靖四十年（1561年），倭寇几千人袭击浙江台州、桃渚、圻头等地，戚继光率部队在人民群众的配合支持下，先后九战九捷，歼灭大量倭寇，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卢镗、牛天锡也在宁波、温州大败倭寇。浙东的倭寇被全部扫除。第二年，倭寇大举进犯福建，从温州来的倭寇与福宁、连江的倭寇一起攻陷寿宁、政和、宁德，自广东南澳来的倭寇与福清、长乐等地的倭寇攻陷玄钟所，并延及龙延、松溪、大田、古田、莆田。倭寇在距宁德5公里的横屿，凭险固守，官军与倭寇相持一年多。新来的倭寇又在牛田，兴化筑营固守，互为声援，使福建频频告急。戚继光又率军进入福建剿寇。戚继光攻下横屿，斩首2600。又乘胜攻下牛田，捣毁倭寇巢穴。倭寇逃向兴化，戚继光乘胜追击，连夜作战，连克60营，斩首无数。戚家军进入兴化城，受到了人民的热烈欢迎。戚继光回师福清，又歼灭登陆的倭寇200人。同时明朝将领刘灦也屡败倭寇，盘踞在福建境内的倭寇几乎被全部消灭。
戚继光返回浙江后，倭寇又大肆劫掠福建沿海。嘉靖四十一年底攻陷兴化府城，在城中烧杀奸淫掠夺，无恶不作，盘踞两个多月才弃空城退出，经岐头攻陷平海卫（今莆田县平海），以此为巢，四出骚扰。福建再次面临倭患的威胁。明朝调新任福建总兵俞大猷和先期援闽的广东总兵刘显与戚继光一道抗击闽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