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源路矿是德、日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官僚资本企业，有1.7万多工人。1921年秋冬，中共湖南支部书记毛泽东两次到安源调查，向工人作宣传。年底，湖南党组织派李立三等到安源开展工作。1922年2月建立中共安源支部，到7月，党员发展到30多人，并于1922年5月1日成立了安源工人俱乐部。9月13日，为抗议路矿当局长期拖欠工人工员和阴谋科教工人俱乐部。在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的领导发动下，1.7万多工人举行了大罢工。他们高呼“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发布宣言，提出保证工人政治权利，增加工资和改良待遇等17项条件。并在罢工斗争中采用毛泽东提出的“哀兵必胜”的策略，提出“哀而动人”的口号，团结战斗，使敌人的阴谋遭到破产，终于迫使路矿当局于9月18日本答应了工人的要求，安源路矿工人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10月末，开滦五大煤矿的大罢工，使工人运动达到新的高峰。开滦煤矿最初由官僚资本所创办，后因资本不足，改为中英合办，实际上大权操纵在英帝国主义手里。1922年10月16日，五矿工人向矿务局提出了增加工员和承认工人俱乐部的要求，而矿局却一面用镇压之计，一面勾结军阀部队扣押工人代表。工人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10月23日发起了开滦五矿大罢工，参加罢工人数达5万多人，使整个开滦煤矿生产陷于停顿。10月25日，英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军阀政府，调集3000名军警进行残酷镇压，当场打死5名工人，打伤50余人，并乘机封闭工会。工人们坚持斗争达25天之久，最后迫使开滦矿务局答应了工人的部分要求，罢工于11月16日宣告结束。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最高峰。铁路工人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了很快发展。到1922年底，连接华北和华中的交通命脉京汉铁路各站已建立了16个工会分会。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为工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直系军阀吴佩孚撕下“保护劳工”的假面具，派出军警强行冲占会场。总工会决定全路自2月4日起实行总罢工，号召全路工人“为争取自由而战，为争取人权而战”。罢工主要领导人有张国焘、项英、罗章龙等。7日，直系军阀吴佩孚，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于汉口、郑州、长辛店等地对罢工工人进行了血腥屠杀，50余人惨死，300多人受伤，1000多人被开除。京汉铁路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谦和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评惨遭杀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二七惨案”后，在军阀统治下的各地工会大部分被捣毁和封闭，许多工人领袖被逮捕和杀害。自1922年1月以来，全国罢工斗争达100多次，参加罢工的人数有30多万，形成了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二七惨案”后，中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
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英勇革命精神和坚强斗志，也启发了中国共产党人、无产阶级必须同其他民主力量合作，必须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才能取得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运动的胜利。
孙中山的伟大转变
孙中山是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他长期效法西欧、北美，为把中国建设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但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重压下，革命一再遭受失败。他领导的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1921年5月回粤就任非常大总统，再度揭起护法的旗帜。但他长期栽培的“老部下”粤军首领陈炯明却与帝国主义、直系军阀相勾结，1922年6月16日凌晨，正当孙中山准备北战之际，围攻和炮轰总统府，公开判变孙中山。第二次护法运动又告失败。
孙中山著述《孙文学说》孙中山在屡经失败和挫折后，使他痛切也感到过去所采用的依靠军阀打军阀的办法是不能成功的，必须寻找新的力量和新的道路。而此时，孙中山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曾给孙中山以新的希望，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更给孙中山以深刻的影响，孙中山曾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看到民众的伟大力量，并认为：“于此甚短之期内，以绝伦巨果，可知结合者即强也。……若诸君于此举足轻重之机来助或主张，予信北京政府从此更不能再拒吾人也。”十月革命后不久，孙中山即与列宁及其领导的苏维埃俄国有函电往来，商讨中国革命与中苏合作问题。1921年8月，他在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信中表示了要学习苏俄的愿望。信中说：“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的苏维埃组织，你们的军队和教育组织。”1921年冬，孙中山在桂林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进一步表示了“与苏俄公开建立联盟”的愿望。马林向孙中山建议：一是要建立一个革命的政党，这个党必须联合各阶层，尤其是工农群众，二是要开办军官学校，培训一支革命军队的骨干力量。1922年8月下旬，马林在上海又向孙中山提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和对国民党进行改组的建议问题。这些建议都得到孙中山的赞同。
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一方面肯定“中国现在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旅”，分一方面也善意地批评了国民党内“往往有不一致的行动及对外有亲近一派帝国主义的倾向，对内两次与北洋军阀携手”，认为国民党“这种动摇不定的政策，究有改变的必要。”并且表示愿意同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这些意见，对正在绝望中反省的孙中山是一种有力的帮助。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也拜访了孙中山，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两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问题。孙中山答应李大钊“尽管一面作第三国际党员，尽管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
苏俄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使孙中山对时局、对革命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逐渐认识到苏俄是同帝国主义根本对立的新兴力量；正在兴起的中国工人运动，具有辛亥革命时期所不曾有过的新的特色；中国共产党人数不多，但朝气蓬勃，是一支新的伟大的革命力量。这一切都给中国革命带来新的希望。孙中山决心同苏俄合作，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并且整顿和改组国民党。
孙中山这种伟大的勇敢的转变，使他晚年的政治生命闪出前所未有的光辉。孙中山永远追求进步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中共“三大”
“二大”后，1922年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特别会议，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要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进一步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提议。这次会议虽然是尊重共产国际的意见。通过相应的决议，但大多数人员赞成同国民党建立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对于加入国民党的组织表示怀疑。这次会议后，除李大钊、陈独秀等骨干参加国民党外，大多数党员未加入。因此，两党合作实际上进度不大。
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根据马林的提议正式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决议认为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工人阶级”尚未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中国国民党是“中国暨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同国民党合作是必要的，它的党员应该留在国民党内，但是共产党要保持自己在政治上的独立性。决议虽然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估计不足，但对促进中国共产党制定符合当时社会情况的革命统一战线方针起了积极作用。
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党的思想，正式制定国共合作的方针。中国共产党于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张国焘、瞿秋白、张太雷、谭平山等30多人，代表党员420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出席了大会。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和制定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
在大会讨论中，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张国焘、蔡和森等承认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是当时中国革命的重要任务，但他们不同意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认为那样会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把工人运动送给国民党。相反，陈独秀和马林等人主张全体共产党员、产业工人都应加入国民党，全力进行国民革命，凡是国民革命的工作都应当归于国民党，由国民党组织进行，即所谓“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国民革命的力量。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这种看法强调民主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在当时阶段的中心任务，不要忽视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性。这张把一切革命力量汇合起来，克服党内的关门主义倾向，实现国民革命，是正确的。但他低估了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作用，高估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作用，使共产党在同国民党合作中降到从属的地位，从而使共产党失去了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也为后来革命的失败埋下伏笔。
经过讨论，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同国民党合作的主张，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等文件。提出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任务”，决定同国民党的联合战线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即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强调共产党要保持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
大会选出了新的中共执行委员会。推选陈独秀、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罗辛龙组成中央局，并选举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辛龙为会计，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制定了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从而大大推动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式，为动员和组织一切革命力量联合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从政治上组织上做了必要的准备。但是，由于大会受马林、陈独秀右倾思想的影响，对于无产阶级的力量和作用估计不足，对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农民土地问题和建立革命军队问题，都没有明确地解决。
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确定的。关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特别是1922年的远东会议上，已经明确地指出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可以而且应该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联盟，以进行民族民主革命。
而中国的国情决定了要想取得打倒军阀的胜利，国共两党必须联合起来，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革命的敌人极其强大而残暴，不但有封建军阀势力，而且有帝国主义势力。而中国共产党刚建立，无产阶级力量还不强大，不能独立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国民党一次次起义均以失败而告终，孙中山等开始认识到实现三民主义，不能“单靠军人奋斗”，而要依靠党的力量。但国民党的状况又令孙中山颇不满意，认为：“大多数党员，都是以加入本党为做官的终南捷径”，如果没有新生力量的注入，一扫国民党的暮气、涣散，国民革命难以成功。而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又使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成为可能。
从1922年9月起，孙中山开始进行改组中国国民党的工作。9月4日，孙中山在上海召开有53人参加的会议，商讨国民党改进事宜。他指定成立由茅祖权、陈独秀、覃振、丁维汾等9组成中国国民党改进案起草委员会。1923年1月1日，孙中山发表了他审定的由汪精卫、胡汉民起草的《中国国民党宣言》强调“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8月，孙中山又派出以蒋介石为首并有中国共产党人张太雷等参加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党务和军事。10月，应孙中山之邀，苏联政府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并被孙中山聘为政治顾问。10月24日，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在广州举行，孙中山委任廖仲恺、胡汉民和共产党人谭平山等九人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李大钊等五人为候补执行委员，负责进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并筹备翌年1月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1月12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公布《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同时在广州办理党员登记，建立广州市党部及区分部组织。
1923年底，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完成了改组的准备工作，形成并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将国民党改组成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组织。
孙中山书“天下为公”横批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有165人。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国民党章程》、《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案》等重要议案；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24人，其中有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等共产党人；选举了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7人，其中有林伯渠、瞿秋白、毛泽东、张国焘等共产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