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庆（656年）以后，武则天陆续杀戮贬黜了一大批李唐皇族和不肯附已的关陇集团大臣，同时大力提拔出身较低层或投靠武氏集团的人任要职。
根据武则天心腹许敬宗、李义府等人的建议，唐高宗在显庆初命令礼部侍郎孔志、约、著作郎杨仁卿、太子洗马元道、太常卿吕才等12人重修谱牒汇编。显庆四年（659年）新谱修成，名为《姓氏录》，共收235姓、2287家（从《新唐书》）。高宗亲自撰写书序，说明类例。《姓氏录》仍以现任官职高低为划分等级的标准。“以四后姓、公、介公及三公、太子三师、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仆射为第一姓，文武二品及知政事三品为第二姓，各以品位高下叙之，凡九等，取身及昆弟子孙，余属不入。”不仅当时五品以上职事官得以录入，就是兵卒中以军功获五品以上勋官者也谱中有名，而旧士族未在当朝任五品以上官的均被摒弃于外。因此，它收录的姓氏大大少于《氏族志》。
《姓氏录》颁布后，舆论哗然，许多士人将其贬称为“勋格”，以被录入为耻。为使《姓氏录》真正取代《氏族志》，李义府又奏请将原存于各地官府中的《氏族志》全部收回并焚毁。
《氏族志》和《姓氏录》并未能彻底打破延续多年的正统门第观念。河北崔、卢、李、郑等大族仍然坚持传统的家门风教，在婚姻上自矜高贵。他们的社会地位仍然受到重视，就连建议修《姓氏录》的李义府也自称出于赵郡李氏来抬高自己。直到高宗后期，这些大族中仍有许多人出任宰相。晚唐的牛李党争亦当溯源到传统的关东士族与武周之后兴起的以文词进士科发迹的新阶层的矛盾，更显示了士族及士族观念对唐代政治的深刻影响。
文成公主和亲
唐太宗李世民执政的时期，史称“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最兴盛富强的时候，许多小国甘愿俯首称臣。有的国家和民族，则通过联姻的形式，以加强与唐朝之间的友好关系。
在青藏高原的吐蕃国，国王松赞干布非常愿意与唐朝交往，因为唐朝的生产、科技、文化诸多方面都比较先进，值得学习。为了进一步密切关系，贞观九年（公元635年），松赞干布向唐朝李世民皇帝正式求婚未果，可松赞干布并不灰心，又与贞观十四年（公元638年）派宰相禄东赞到长安二次求婚。唐太宗很重视与吐蕃的和平友好关系，经过考虑之后，答应了松赞干布的要求。
唐太宗有21个女儿，可算不少，但年龄大的已出嫁，年龄适宜的又不愿去，因为吐蕃地处偏远，气候寒冷，都是藏族，生活习惯不一样。
花镜太宗有些犯难，他不愿意强逼女儿远嫁吐蕃。有一天，他对族弟江夏王李道宗说：“吐蕃国王来求婚，可我的女儿却不愿去，她们不明白，这桩婚姻能抵十万雄兵。”
李道宗回府把太宗这句话对女儿说了，不料他女儿说道：“既然此桩婚姻如此重要，女儿去如何？”李道宗没想到女儿愿去，他舍不得她去，但以国事为重，禀报了太宗，太宗闻听非常高兴，封李道宗女儿为文成公主。
文成公主也有担心，怕吐蕃人粗俗落后，便提出三个问题，如吐蕃来使能解答出来，她远嫁吐蕃就没有顾虑了。
吐蕃来使、宰相禄东赞同意文成公主的要求，让她出题。
文成公主让他拿来一块绿松石和一条绸带，绿松石中有弯弯曲曲的小孔洞，要禄东赞将绸带穿过绿松石的小孔。禄东赞从地上的蚂蚁受到启发，捉来一只大蚂蚁，拴上细丝线，放进绿松石孔洞的一端，然后在孔洞的另一头放些有香味儿的食物。蚂蚁的嗅觉灵敏，循着香味从孔洞中钻出去，当然也就把丝线拉过去了。丝线拴在绸带一头，一拉丝线绸带自然就带过去了。
第一道题没难住吐蕃使者，文成公主觉得他们不笨，还很聪明。
文成公主的第二个难题是，找来一根两头一样粗的木头，让禄东赞说出哪头是根，哪头是梢。禄东赞把木头放进流水中，木头顺水漂流，禄东赞说前面是根部，后面的是梢部。因为根部比梢沉重，被水一冲沉重的一头则在前。
匈奴人黄金铠甲第二个难题也答对了，文成公主提出最后一个问题：她站在300名美女当中，让禄东赞辨认。
禄东赞从未见过文成公主，解头两个难题时，文成公主也不在现场。但他提前几天就打听了文成公主的容貌特点，所以，心情平静地在300名美女当中，指认出形神庄重、容貌俊秀的文成公主。
文成公主对吐蕃使者的聪明才智很满意，接受了松赞干布的求婚。
太宗李世民对文成公主的婚嫁当做一桩大事，首先在边境建造一座行宫，届时做为文成公主一行休整所用。准备了丰厚的嫁妆，还有一尊释迦牟尼佛像。此外包括图书、作物种子、生活用品、各类工匠等。贞观十五年正月，礼部尚书李道宗（文成公主父亲）为送亲特使，率3000羽林军护送文成公主离开长安，普通百姓主动相送，送行队伍有20多里长。
文成公主一行路过百南巴（今青海省玉树县南部），见当地居民不会种庄稼，公主便让随行的农民教他们种大麦、燕麦；让石匠在河上安装水磨，百姓们非常感激，给文成公主立了一尊石像做纪念。
一路上，随行的工匠还教会了各族人民栽桑养蚕、制作酥油等技术。走到哪里，受到哪里人民的欢迎。
藏王松赞干布率领军队到很远的地方迎接文成公主。他见公主举止文雅、容貌俊美，高兴得难以言表；文成公主见松赞干布英俊潇洒、骠悍威武，也十分喜欢。两人可谓一见如故，天成地配之姻缘。
松赞干布陪同文成公主进入国都逻些（今西藏拉萨）时，万人空巷，夹道欢迎。松赞干布感到自豪和激动，为文成公主专门修建了小昭寺，将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佛像供奉其中，一直保存至1300多年后的今天。
除农业、牧业外，文成公主还把纺织技术传给藏族人民，为汉族与藏族的团结做出了贡献。
初唐的诗歌
从东晋南迁至隋建立，南北分裂延续了270多年，由于各自生产方式、风俗习惯、文学风尚的差异，诗歌上出现了明显的不同倾向。隋开皇元年（581年），隋文帝登基已发现，“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在朝廷中，浮艳淫靡的齐梁文风仍占据统治地位。隋开皇四年（584年），杨坚第一次下令：“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又严惩了写华艳文表的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接着，李谔上书斥责齐梁文风是“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促使文帝第二次下诏。但是，两次诏令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唐高祖李渊统一全国后，齐梁文风仍未退出诗坛。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即位，先后开设文学馆、弘文馆，招延学士，唱和吟咏。著名的宫廷诗人虞世南、欧阳询、李百药、李义府、上官仪等，大部分仍是陈、隋旧人，他们并不因政治上改换了一个朝代，诗风也立刻发生转变。唐太宗有扭转文风的意图。他的《帝京篇序》说：“释实求化以人从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并在诗中说“去兹郑卫声，雅音方可悦。”可是，他自己并未能做到。一次，当他不由自主地写出一篇宫体诗让虞世南应和时，虞世南劝谏说：“圣作诚工，然体非雅正，上有所好，下必有甚臣；恐此诗一传，天下风靡；因此我不敢奉诏。”唐太宗听了不以为忤，厚赏虞世南。尽管如此，然而，不管是虞世南还是唐太宗本人，仍然沉溺在浮靡的宫体诗中。唐太宗作《正日临朝》、《春日望海》，岑文本、杨师道、李百药、许敬宗等一班大臣都有奉和之作。在唐初诗坛上，宫体应制诗最突出的是上官仪。他贞观初中进士，被唐太宗召为弘文馆直学士，凡有宴集，他都必须参加，专门写“绮错婉媚”的应制诗。其影响之大，闻名全国，称为“上官体”。此后，唐代宫延赋诗宴乐有增无减。李峤、沈期、宋之问是当时著名的宫廷诗人。《唐诗纪事》说：“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赋诗，群臣应制百余篇，殿前结彩楼，命昭容选女新翻御制曲。群臣悉集其下，须臾纸落如飞，各认其名而怀之。”浮靡之风至此依然在朝廷盛行。
与此同时，北朝的朴实文风也在暗中涌动并逐渐兴起。还在隋时，卢思道即作《从军行》，这首诗反映了隋统一后高涨的民族意识，写了闺中妇女对于征人的思念，其感情的真挚、意蕴的深刻和语言的相对朴素，呈现出摆脱齐梁文风的努力。不久，薛道衡作《昔昔盐》，以极自然的文字刻划了丈夫远事戎行，家庭景象凄凉及妻子的忧郁心情。像“空梁落雁泥”这样清新的句子已能脱去宫体衣裳。此后是隋末唐初的王绩登上诗坛，绩性格豪放，不喜拜揖，最大特点是好酒。唐武德三年（620年）李渊作皇帝时，他被征召为待诏门下省。有人问他当这个官有什么乐趣，他说：“俸禄虽少，但每天有好酒三千。”唐贞观四年（630年）李世民作皇帝时，他因病弃官。后听说太乐署吏焦革家善酿酒，便请求作太乐丞，选司不许，他再三请求，终于如愿。不到数月，焦革死，其妻仍给他酒喝；一年后焦妻又死，他叹息说：“天不让我喝好酒啊！”王绩留下50多首诗，言酒者达19首，此外篇目中暗示酒的更多。他由好酒而崇拜阮籍和陶渊明，使诗风超越齐梁而归于魏晋。他写诗情感真实，风格自然，语言朴素，基本洗净宫体诗的铅华。而差不多同时的魏徵却以其《出关》等宏亮的歌声，唱出了二百多年来久已消失的雄音。齐梁浮靡之风虽仍在后宫盘踞，但随着这些士大夫的匡正和努力，却已逐渐消歇并被取代。
青瓷博山炉唐开国以后，连续与突厥、吐蕃、高昌、龟兹、吐谷浑、高丽等发生过多次战争，每次战争都征发大批的青年人从军，这些年青人中有许多是有文才的，战争的胜利又使更多有文才的年青人投身战争，这样，与战争相适应的文学题材与主题便开始大量出现，由此而引发出许多豪放清新的诗句。
河北人卢照邻少年时代学《苍》、《雅》和经、史，博学善属文，被授为邓王府典签，后调任新都尉，因有神经麻痹症而离职，住在太白山中。父丧，大哭出血，病更重。迁居东龙门山，靠友人供应衣食，足痉挛，接着一只手失去知觉，晚年迁居阳翟的具茨山下。他生长在国力扩张时代，然而一生却处于病痛和官运不通的境地，使他有能力不得贡献，内心苦恼之极，诗中对此多有表现，《咏史》、《行路难》、《长安古意》等都是如此。由于真情吐露，因而作品内容充实，情感健康，成为四杰中最先以诗鸣者。浙江人骆宾王七岁能赋诗，尤妙于五言。他落魄无行，喜爱赌博。武后登基的684年，被贬为临海丞，怏怏不乐。适逢徐敬业在扬州起兵，他投军为府属，专掌书檄。武后读他的檄文，见到“一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时惊异地问：谁写的？有人告诉她是骆宾王，武后说：“当宰相的怎么漏掉了这么个能人！”骆宾王性格比卢照邻更偏激，受唐初雄风所激荡，他的诗歌如《叙寄员半千》、《咏怀古意上裴侍郎》等，充满了为国家做一番事业以建立功名的积极进取精神。山西人王勃是王绩的侄孙，六岁即能写文章，九岁读颜师古注的《汉书》，作《指瑕》十卷以指正错误。14岁上书自陈，对策高第，授朝散朗。因事触犯唐高宗，被贬出廷，便客居剑南。唐总章三年（670年），朝廷三府争相征召他为官，他以有病推辞不肯。听说豸虎州多草药，要求补为参军。他恃才傲物，常为同僚嫉妒。父亲左迁交趾令，他去省视，路过南昌，适逢都督大宴宾客，他为之作序，即有名的《滕王阁序》，后渡海遇风落水而死。他写的《春思赋序》、《润底寒松赋》、《示知己》等抒发政治的上不得意，传达出身份比较低微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呼声。他数量最多和成就最大的是写自然景色和与朋友离别之情的五言律诗。《别薛华》和《送杜少府之任蜀州》都写离情，而且交织着身世之感，有凄凉与怅惘，也有安慰和鼓励，还有对于人类友谊的体验，在初唐寂寞的诗坛堪称罕见的珍宝。陕西人杨炯幼年很聪颖。11岁就待制弘文馆，26岁应制举，补校书郎。31岁与宋之问同为崇文馆学士。武周天授三年（692年）七月望日，朝廷把盂兰盆分送佛寺，武后在洛阳南门与百官观看，他献《盂兰盆赋》。他听别人说“王杨卢骆”为四杰，心中很不满意，说“愧在卢前，耻在王后”。杨炯与王勃一样，多写五言律诗，但杨炯的题材大都是边塞和战争题材，气势很大，喊出了初唐青年文人蕴藏在内心的慷慨情绪。其“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匈奴今未灭，划地取封侯”等句成为初唐诗歌的绝响。此后，四川人陈子昂（661—702）振臂一呼，以“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的石破天惊举动，从理论上震醒了初唐诗坛。子昂不仅切中时弊地指出齐梁诗风缺少现实主义传统，而且指到了返朴归真的方法——兴寄。他的呼喊，后来被韩愈以“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誉为唐代文学的真正创始人。由此可始，唐诗呈现出特有的面目。
少年天才王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