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尽管州及州刺史制度，在北朝入主北方以后即已实行，但州军府上纲之佐：长史、司马及其他参佐兼领郡县之职，却晚在魏孝文帝太和八年之后。这点，著名的魏晋南北朝史专家高敏先生作过精当的考证。不过，作者认为，北朝政权实行这种制度，是为了荣宠和增加属佐的俸禄待遇，笔者不否认朝廷可能存有这种意图，但更可能的目的主要还是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此其一。长史等参佐兼带地方郡县之职，本来就是一个惯例，是北朝从南朝那里学来的。南朝政权中，长史等参佐带郡没有荣宠和加俸的意图，北朝这一做法的用意在于荣宠和增俸也就值得商榷。此其二。在北朝，可能一些州的郡惯例由长史，或司马等属佐兼带。如青、冀二州下辖的魏郡、徐州下辖的彭城内史等，类似的例子还有。此其三。既然长史或司马兼郡制度，在魏孝文帝班禄之后实行，那长史、司马在军府任职，且是要职，就不可能没有禄俸，例外再加郡以增其俸，于理有违。此其四。
小结
综观魏晋南北朝时期州佐吏的具体活动，可以得出以下几点。
1．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州佐吏，在州政府的政治、军事、行政等重大事务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他们主府州之政，谏言献策、统兵作战，衔命出使，计账主财，监察非违，为这一时期地方政府的高效能运转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两汉的州佐吏与它相比，要逊色许多，隋唐的州佐吏与它相比也会自愧不如。可以想见，魏晋南北朝时期州政府管理的这出大戏里，如果没有州佐吏为其扮演主角，这出戏将没有精彩的场景。
2．魏晋南北朝时期州佐吏的活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曹魏、西晋时期，是州行政佐吏--别驾、治中、主簿等佐吏扮演主角的时期。这些富有才华的佐吏，为州牧刺史在众多重大历史事件中，不畏权势，纵横捭阖，竭尽心智，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一时期诸州的历史面貌。第二阶段为东晋南北朝时期，是州军府佐吏唱主角的时期。众多的军府佐吏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凭借手中的军权，侵夺州行政权，使得州中的行政、军兵之权皆归军府主管，而州行政佐吏反处于散闲禄养之地。尽管这个时期州行政佐吏还有庞大的数量，但他们的活动却反映甚少。
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州佐吏，其作用与两汉相比，则重要许多。许多职僚须经朝廷除授，但他们与府主之间浓厚的君臣气味，却一点也不逊于两汉。比如他们必须向府主施敬。这是当时制度上严格规定了的。西晋泰始初，尚书何桢奏：“‘故辟举纲纪吏，不计违适，皆反服旧君齐衰三月。’于是诏书下其奏，所适无贵贱，悉同依古典。”这是制度上再次规定属吏与府主之间的主仆名分。正是这种家臣名分，规定了属佐对府主极强的依附性、遵从性和逆来顺受，不辞荣辱的特性。府主因事调转，属佐常要随主转移；府主要叛上作乱，僚佐们常常不知所从。不少人“唯当死明心耳”，甚至被当作礼品或私物，而送于故旧或被府主带走。府主常可依自己的好恶阻挡属佐的升迁。极为典型的事例是曹魏文帝时的王基。黄初中，王基以察孝廉除为郎中。当时青州刺史王凌辟王基为别驾。后朝廷征辟王基为秘书郎，王凌强行将王基召还。不久，司徒王朗辟王基，王凌仍固执不许王基应辟。气愤之极的王朗上书弹劾王凌：“凡家臣之良，则升于公辅，公臣之良，则入于王职，是故古者侯伯有贡士之礼。今州取宿卫之臣，留秘阁之吏，所希闻也。”尽管王凌受到弹劾，仍不发遣王基应司徒府征辟。
府主以主子之尊，阻挡属佐升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尚属常事。更有府主对属佐任意侮辱、打骂甚至任意杀头者，而且，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僚佐对府主的尽忠进谏之时。如曹魏末，征西将军邓艾，“虽长史司马，参佐牙门，答对失指，辄见辱骂”。西晋末王澄为荆州刺史，辟郭舒为别驾。一次，荆州士人宗因饮酒而逆忤王澄，王澄即令下人棒打宗，郭舒上前拦阻。“澄恚曰：‘别驾狂邪，诳言我醉！’因遣掐其鼻，灸其眉头，舒跪而受之。”王如之乱中，王澄本拟驱兵救襄阳，结果被王如手下严嶷所骗，散众而还，深以为耻。“托粮运不赡，委罪长史蒋俊而斩之。”宋政权下的刘道锡，元嘉二十一年（444年），迁扬烈将军、广州刺史。二十七年（450年），“坐贪纵过度，自杖治中荀奇文垂死……”刘季之，为司州刺史。“在州贪残，司马翟弘业谏争甚苦……积忿，置毒药食中杀之。”
府主对上纲之佐尚且如此，纲佐以下更是地位低微。如《宋书》卷74《沈攸之传》载攸之为郢州刺史时，“为政刻暴，或鞭士大夫，上佐以下有忤意，辄面加詈辱”。当时，“州从事辄与府录事鞭，攸之免从事官，而更鞭录事五十。谓人曰：‘州官鞭府职，诚非体要，由小人凌侮士大夫。’仓曹参军事边荣为府录事所辱，攸之自为荣鞭杀录事”。
沈攸之把凌辱州上纲佐吏视为家常，更有州刺史视杀州佐吏为家常之事的。《晋书》卷37《宗室·济南惠王遂传曾孙勋附传》载司马勋为梁州刺史时，“为政暴酷，至于治中别驾及州之豪右，言语忤意，即于坐枭斩之，或引弓自射”。后司马勋擅自带兵占据益州，“梁州别驾雍端、西戎司马隗粹并切谏，勋皆诛之……”其余像宋东秦州刺史刘义真以私愤杀长史王修；广州刺史刘道赐，“坐贪纵过度，自杖治中荀齐文垂死……”；豫州刺史鲁爽与刘义宣结党谋反，“疑长史韦处穆，中兵参军杨元驹、治中庾腾之不与己同，杀之”。齐巴东王子响杀长史、司马、谘议、中兵、典签诸僚佐等等，更是见怪不怪之事，甚至连当时的典签，在府主面前也缩头缩脚。如宋文帝时，徐州刺史吉翰，其僚佐典签欲使吉翰放过一死罪囚。结果吉翰答应放过死罪囚，却杀典签为死罪囚顶命。
作为僚佐，不但要经常受府主的欺辱，甚至杀头，而且一旦府主因叛逆谋、战败，其属佐通常还要受到无辜的牵连，甚至被长期禁锢，即所谓“牧守有愆，节级相坐”。如东晋王敦叛乱被平息之后，尚书令郗鉴提出“敦佐吏不能匡正奸恶，宜皆免官禁锢”，并为朝廷认可。殷浩北伐失败，桓温借此大泄私愤，奏废浩佐吏。更有新府主肆意杀戮旧府主僚佐的。如东晋荆州刺史王訥代陶侃为荆州时，“在州大诛戮侃时将佐，及征士皇甫方回”。南齐陆降父陆闲，为始安王萧遥光做扬州刺史时的别驾。齐东昏侯永元元年（499年）年，遥光起兵反东昏侯，兵败被杀。陆闲也因曾为遥光纲纪之佐，被召至京城杜姥宅，不问青红，即被砍头。尤其到梁朝武帝大同五年（539年）以后，州开始分为等级，州佐吏也因此而出现等级之差。除上州属佐还基本保持原有的秩品以外，其余州属佐相互间的品级差被大大拉开。甚至有许多州上佐属吏，因由府板而不能得到朝廷的秩禄，而要仰府主而食，因而，对府主的依赖性更强，属佐的地位也就更加低下，甚至没有去职的自由。宋刘蠫曾做益州刺史，迁代之时，“凡所携将佐有不乐反者，必逼制将还”，还放言，不准自己的僚佐做他人“门客”。其霸道之气于此可见一斑。虽然这些州佐吏大都来自于高门，许多州佐吏都主州事、行州事，看似地位崇高，权势很强，人格神圣，血统高贵，但总体上并不能摆脱府主私属的地位。他们的荣耀主要来自于朝廷或府主自身的爱憎，而并非他们所具有的职位。
魏晋南朝时期州佐吏这些受压制的经历，表明这些州佐吏的社会地位整体上还是比较低微的。导致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这时的选举制度，所引致的主佐之间的荐除关系。由荐除关系规定了主仆关系，即使府主任意凌辱，也是分内之事。他们以家臣的身份对府主负责，向府主尽忠，从而出现有异于两汉的吏风，即“苛猛之风虽衰，而仁爱之情亦减”。上述魏晋南朝时期州佐吏地位状况的叙述正是这句话的注脚。
不过，北朝政权下的州刺史与其属吏之间的关系，比起南朝似乎要好些。文献中还不多见州将对属吏的虐待或者是虐杀的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