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师1941年因日寇侵占北平，返回闽北邵武协和大学任教。我于1944~1948年在协和大学读书，除修读唐师的无脊椎动物学、寄生虫学有关的三门修课外，还在他的指导下完成福建绦虫学的毕业论文研究。1948年毕业后即到福建省研究院唐师创设的寄生动物研究室工作。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经历院校沧桑，福大、师院和“十年动乱”、下放等巨变。直到调到厦门大学生物系又随恩师携手再建寄生虫动物研究室，前后长达半个世纪。唐师和师母待我情同儿女，恩同再造。我在协和大学参加学生运动（1947）被捕，是恩师、章振乾、池步洲师伯等担保释放。新中国成立初期肃反、镇反运动，我因被捕和地下党问题被隔离、抄家、审查，唐师不避嫌疑，多次探慰，亲自到我家中安慰我的老母，说党不会冤枉好人。“十年动乱”批斗，逼供信严重，唐师教诲切勿谎语，欺己害人。此外，唐师待人忠厚诚恳，特别爱护学有专长的人才。“反右”前期，师院领导找唐师谈话，以系里多位教授的言论问题向唐师征求意见。恩师生怕他们被划为“右派”，尽力向院领导恳陈意见，认为这些教授生平多年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少涉政治。即使说些负面言论，也是帮助党整风，说他们都是好心说错话，绝非反党或反社会主义，要求领导慎重考虑等等。唐师急切辩论不休，激怒院的个别领导，说若再陈言，连你都可划为“右派”……谈话不欢而散。后来院领导还是听从恩师陈言，只划一位老师为“右派”。“反右”后期，院内他系有些被划为“右派”的老师下放生物系。唐师一视同仁，依才善排他们工作，如管理系标本厂，编校学报专号论文。有位摄影专业人员则安排他在实验室协助显微照相，我们若到病区调查，则带他下乡现场考察照相等。唐师对实验室辅助研究的技术人员视同手足，他在邵武协大时期流行鼠疫，有位帮他搞科研的技术员因感染鼠疫而被隔离在郊外的病舍，无人照料，恩师每日三餐亲自提饭菜到郊外照顾，死后同样由恩师为他办理后事。恩师爱学生如子女。1954年，有位学生因宗教问题犯规而难分配工作，唐师知道后迅速步行到院部找领导帮助解决困难，走在半途斜坡上被一位骑自行车的青年撞倒在路旁，腰部受重伤，多年后还会作痛。
恩师从事人畜动物等寄生虫的病原学、流行学、生活史、寄生虫与宿主的相互关系以及演化与系统发生等教学和科研工作60多年。他桃李满天下，特别是寄生虫学的优秀人才层出不穷，诸如吴淑卿、叶英、徐秉琨、江静波、廖翔华、周述龙、周祖杰、许鹏如、汪溥钦、陈佩惠、何毅勋、熊光华等专家教授，他们都是国内医、农院校、研究所以及卫生防疫、畜牧兽医等单位的领导者和学术带头人，而且在科研工作中均有卓越的贡献。1980年唐师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1984年在厦门正式成立全国动物学会寄生虫学专业学会，恩师当选学会名誉会长。
唐师科研工作成果辉煌。他1932年首先发现福建福清县流行血吸虫病区及其传播媒介钉螺。此后十多年走遍福清山山水水，摸清该县各地血吸虫病区分布、感染率和流行方式，为新中国成立后福建省卫生防疫站消灭血吸虫病提供了最详细的科学依据。唐师在1938~1948年间同时进行福建沿海各县钩虫病的流行学研究，阐明当地种植旱地作物，特别红薯、甘蔗等和农民以粪便作肥料及其耕作方式习惯等是导致春夏季节钩虫病严重流行的规律。20世纪40年代，恩师就已开展人畜双腔科（Dicrocoeliidae）胰吸虫的病原学和生活史的研究，继续在泉州、仙游、福州郊区各地，甚至远到东北吉林、内蒙等牧区农场进行调查与实验，阐明多种陆地蜗牛、螽斯、蚱蜢、蟋蟀等草地昆虫，是多种双腔科胰吸虫的第一和第二中间宿主。同时发现和描述了多种双腔科吸虫新种。他发表有重大创新的研究论文十多篇，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和尊重。唐师在原有人体血吸虫病研究基础上，扩大研究禽畜动物等裂体科（Schistosomatidae）血吸虫病的病原学、生活史、分类及其系统发生等问题，特别考察了鸟类毛毕属（Trichobilharzia）血吸虫与皮疹病的问题。1962年，他在福州郊区发现农民耕种水稻时感染稻田皮疹病，俗称“鸭姆涎”疹。他通过研究，证明稻田皮疹是由家鸭血的包氏毛毕吸虫尾蚴感染所导致。唐师还进行牲畜裂体科东毕属（Orientobiharzia）多种血吸虫病的研究，同样取得许多重要成果，为我国防治家畜血吸虫病和牧区畜牧业生产做出了重要贡献。
自1953~1959年的6年期间，恩师领导的研究组大力开展福建绦虫病（象皮肿）调查与实验研究。通过八闽40余县万余位居民以及数万只蚊类的普查与微绦蚴鉴定，结果证明福建有马来和班氏两种绦虫病原，各以中华按蚊和乏倦库蚊作其传播媒介。这两种丝虫病各有明显不同的流行病区，但都与当地蚊媒的种类、数量和居民经济、卫生条件以及生活习惯等密切相关。唐师撰写两篇高水平的论文报告，为福建省和国内有关卫生防疫部门制定消灭此两种丝虫病的方案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此外，唐师1962年在南安县的一些区镇，首次报告福建存在华枝睾肝吸虫病（华肝蛭病）和池塘中的两种小沼虾是传播的媒介。居民因生食这两种小虾治疗“流鼻血”病而被感染。
唐师尚有多项科研成果富有创新和突出贡献。如人鼠二型肺吸虫的生活史比较、西里伯瑞式绦虫生活史和流行学、假叶绦虫类的生活史和流行学、切头蜗牛的生物学、鸡鸭嗜眼吸虫病与流行学以及福建白蛉新种等的研究成果论文，均是高水平的经典著作。恩师发表的科学论文100多篇，有《人畜线虫学》、《中国吸虫学》、《中国动物志·吸虫志》（一卷）等专著3册。他的科研成果有10多项获得国家科技奖和福建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二等奖。恩师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被评为福建省先进教育工作者和先进科学工作者。他是福建省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1993年7月21日唐师因病在厦门逝世，享年88岁。
（林宇光协和大学生物系1944级校友，厦门大学教授）我的良师益友檀仁梅教授
◎庄明水
我从1960年开始，有幸在檀仁梅教授领导下从事行政、科研和教学工作20年，他既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导师，我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现把我所知道的关于檀教授的事迹忆录如下，以怀念这位具有教育家风范的良师益友。
一
檀仁梅教授出生于永泰县山区的一个农民家庭，5岁时入私塾学习，后转入教会小学，在小学毕业典礼上用英语作“我愿意做一个教师”的演讲。1923年，免试升入福州格致中学，每学期考试都得第一名。中学毕业后因家穷未能升学，为了赚钱上大学，不得已与一同乡同学于1926年11月前往南洋求职。在新加坡做工时因患麻疹险些丧命，病愈后转到马来西亚一树胶店当店员。一年后又到泰国一橡胶园当小店伙计，1928年夏回国。同年秋，被聘为永泰同仁中学代课教员，教英语和数学两门课。
1930年2月，由于中学毕业成绩优异，免考升入福建协和大学高等师范专修科，两年后得到半工半读机会转入教育系本科学习。1934年2月毕业，获全校品学最优金质奖章一枚，并留校任注册课主任，从事教务管理工作。
1936年秋，获得美国奖学金得以赴美留学。先在卓鲁大学后转入本薛文尼亚大学攻读教育学，同时在孔鲁耳大学学习宗教学。1938年夏，取得本薛文尼亚大学教育科学硕士学位及孔鲁耳大学东方专修科文凭。接着继续攻读教育学科，撰写博士论文《中国近代中等教育史》。1940年7月，檀仁梅获得本薛文尼亚大学教育科哲学博士学位，翌月即整装归国。
1940年10月，回母校福建协和大学任教育系副教授。1943年升教授，并任教育系主任。1945年秋，改任福建省立师专教务处主任。1946年秋，赴上海任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中等教育干事，1947年兼任高等教育干事及总干事。1948年10月，转任福建协和大学文学院院长。
1949年8月福州解放后，檀仁梅仍任福建协和大学文学院院长，并兼教务长及教育系主任。1951年，协和大学与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合并为福州大学，任福州大学教务长、文学院院长及教育系主任。1953年，福州大学改名福建师范学院，任教育学教研组主任。1954年，由学校派赴华东师范大学教育进修班跟苏联专家学习研究苏联教育学，撰写毕业论文《巴甫洛夫学说与教育》。1956年，任福建师范学院教务处处长兼附中校长，1959年又兼函授教育部主任。1962年，选派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1963年，返校后仍任教务处处长兼函授教育部主任。1966年“十年动乱”开始后，受到严重冲击。1970年，被下放农村“安家落户”。1972年，随着福建师范大学的复办，被调回师大外语系任教。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教育与科学的春天到来了。檀仁梅教授回到教育系任教，并兼外国教育研究室主任。1980年，福建师大教育科学研究所成立，檀教授任所长。他带领中青年研究人员积极探索中外教育科学的热点问题，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已是70余岁的檀老，仍积极投身于国内外的学术活动。1979年，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教育科学研究规划会议，参与全国研究规划的制订，参加中国教育学会成立大会，被选为常务理事。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外国教育研究会会议上，被选为研究会顾问。1980年，在福建省高等教育学会成立大会上，被选为副会长。此后，又被选为福建省教育学研究会理事长、福建省陶行知研究会顾问。1984年7月，应邀出席在泰国曼谷召开的国际师范教育协会第三十一届世界大会，在会上宣读的论文深得各国代表的赞扬。会后还参观了香港的多所大学，并与学者们举行了学术交流。
二
檀仁梅教授一生近60年从事教育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孜孜不倦地探索教育科学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是一位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专家。
早在1934年，檀教授就翻译《现代心理学派别》一书。1940年，用英文写作专著《中国近代中等教育史》。1943和1944年，分别撰著出版《福建中等教育的师资问题》和《农业职业教育的实际问题》两本书。1945年，与陈懿祝教授合编出版《汉英教育学心理学辞典》，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46年，编译出版《怎样读书》、《怎样待人》、《美国教育的改进》等3本著作。1948年，翻译《美国大学课程的改造》一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1949年福州解放初期，檀仁梅教授一身兼3个职务，很少有专心从事科学研究的时间。只有在1954至1955年被派往华东师范大学进修时，才在毕业论文的基础上撰著了《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学说与教学》一书，于1956年由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出版。此后十余年政治运动不断，科学研究处于普遍停顿状态。1972年福建师大复办，檀教授得以从农村回到学校任教。1973至1974年，与人合作翻译出版《新加坡》、《丘吉尔回忆录》两本书。1978年后，是檀教授科研著作多产的季节。其中与同行协作翻译出版的有《韦氏大辞典》、《教育的传统与变革》、《教育科学研究法》等著作；合作编译出版的有《英汉教育词汇》、《科技英语读本》；合作编撰出版的专著有《比较教育》、《福建师范教育史》、《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其中后两本著作被评为福建省第一、二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三等奖。
檀仁梅教授从事科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坚持理论来源于实践的观点，经常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然后提高到理论上来认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在他发表的五十几篇学术论文中占有相当的分量。早在20世纪40年代，他就到普通中学和职业学校调查研究，在掌握大量实际材料和统计数据的基础上，采用专著和论文的形式发表其研究成果。50年代初，为了贯彻面向中学的原则，他花数月时间在附属中学调查总结优秀教师的教学经验，由此写出的论文在校科讨会上宣读，对促进学校的教学改革发挥了很大的作用。80年代初，我国多数高等学校都采用传统的学年制教学制度。檀教授为了改革教学制度，推广先进的学分制，到多所大学进行调查研究，写出了3篇有关学分制的论文。其中《大学试行学分制的初步调查研究》发表在北京的《教育研究》上，《谈谈大学试行学分制问题》发表在《福建师范大学学报》上。为了研究师范教育的历史和现状，檀教授指派笔者带领调查组深入全省各高、中等师范学校进行调查研究，其研究成果除发表3篇论文外，还与檀教授共同主编出版专著《福建师范教育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