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文艺界名人的风格是喜欢沉浸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而梁晓声的性格中就没有这样的封闭式界限。他口头上把自己定义为作家或老师，但只要身体和精力允许，他本质上是很愿意成为社会活动家的。他要赢得更多的受众，越多越好。他是不愿意做仅局限在自己的领域内跳不出来的作家的。他身上具有的坚固的政治性人格，决定了他不是一个容易脱离群众的作家。
一个人拥有政治上的追求和情怀，并不能说他就很懂政治。
政治的一个主要问题，即是人的关系问题。优质的政治思维善于明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是非。表面憨厚的梁晓声，在对朋友、对同道的选择取舍上，有一种敏感性。把这种品性放大，或许可以称之为一种政治敏感性。在人生路上选择朋友的眼光，在职业生涯中选择同道的智慧，也是一种小范畴的政治能力。透过这种小型的政治能力，往往能折射出一个人的政治眼光和政治品格。
这种敏感性，其实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因为在人生路途中，这种能力和取向，有可能是生死攸关的。
梁晓声在他的《95随想录》一书中，有一篇文章叫《叹北方》，写了这样一件事，说同是北大荒知青的周北方，热切地邀请梁晓声调到首钢去，给予优厚待遇，并踌躇满志地准备着手组织写一部旨在反映首钢“改革开放大思路的恢弘之作”，要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在当时京城的政治生态中，作为首钢一把手的周冠武，是一个有着硬邦邦背景甚至能通天的能人，而周北方是他的第二个儿子，在当时也已是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按照当时许多人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而梁晓声却敏锐地看到了周氏父子的问题，没有天真地投入“周氏阵营”。
在这件事当中，梁晓声对周氏父子的观察敏锐，对当时京城的政治生态洞若观火，加上对自身人生道路方向的执着把握，使得他对于周北方的热切邀请表现得非常冷静和理性。
否则，梁晓声作为着名作家的整个人生都将逆转。
２人道主义的英雄情结
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对人的力量强弱对比非常敏感，对弱者具有一种强烈的保护意识。梁晓声就是这样的人。在梁晓声的性格内核中，除了具有浓厚的政治情结外，还有一种保护弱者的人道主义英雄情结。因为，他不但是一个人道主义者，而且敢于为施行人道主义而打前锋！
在《93断想》中，梁晓声写道——世上有那么一种人，是见不得以强欺弱之事的，非常遗憾，我正是那么一种人中的一个。我尤其见不得城里人欺负乡下人，更见不得北京的城里人欺负乡下人。
遇到这种事，总该有个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平息了之才对……看来，在梁晓声的惯性意识中，对人的力量对比是极其敏感的，对以强凌弱、以权势压人等不对等的强弱较量是很看不下去的，他似乎天生就对弱小有一种强烈的悲悯情怀。
这些年，由于互联网的发展，我们在网络上随时可见抨击种种社会现象的文章和帖子。但在十几二十年前，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在“以人为本”理念尚不“普及”的那些年，“公平正义”观念尚处集体“浅意识”的时候，遇见不平之事的梁晓声，就敢于呐喊和干预而不计个人后果。在《解读梁晓声》中，韩小蕙女士写道——其实好多事并不关晓声什么事，他个人既没有丢包也没有掉二两肉，他只要来个事不关己不吭声，就会无滋无忧地当他的作家、写他的小说、拿他的稿费、过他的小日子。可是晓声又天生不是为一己“活命”的人，他的忧虑、痛苦、沉重、激动、冲动，他的怒发冲冠、仗义执言、披肝沥胆……都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老百姓代言。他的作品中，从来就有一部分重要内容，就是对社会的干预，这是那些“为文学而文学”的文人所远远不及的。
……只要见到邪恶，晓声必欲“言”而后快，而且毫不留情面，也不顾及会对自己个人产生什么后果。他似乎对坏人坏事有着一种天然的仇恨，就像古代的骑士一样，绝对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境界，这时候的他真是一条令人佩服的东北大汉。这是会让坏人对他有一种天生的恐惧感的，认为他是他们不可逾越的障碍，所以必然视为眼中钉，不惜群起而攻之。
从韩小蕙女士的这些话来看，梁晓声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人道主义者，在其身上，还具有一种浓烈的人道主义英雄气质。在他的代表作《今夜有暴风雪》中，英雄主义就是其作品要着力表现的。
从韩小蕙女士的现实观察证明，梁晓声的英雄情结，不仅是其小说中极力要表现的东西，更是梁晓声在现实行为中的“力作”。这也是梁晓声的英雄气质真正可贵之处。这与“嘴上嫉恶如仇”、“嘴上反腐”之类的表现，有本质的差别。
可以说，梁晓声的人道主义英雄情怀，与他在政治上的执着情怀是一样的，体现出来的，同样是一个自我套上精神枷锁的理想主义者！在这人世间，不平之事那么多，没有理想主义精神的支撑，没有英雄主义者的勇敢干预，是不行的。虽然说这世上还是好人多，善良的人多，但每到关键时刻，还是要有真正的理想主义者、英雄主义者来现身。
因此说，要在现实中做一个坚定的人道主义者，是不容易的，必须有一颗“勇敢的心”。梁晓声那颗“勇敢的心”，与其坚强的自我反省心理，是分不开的。坚强的自我反省心理，是梁晓声作为一个坚强的人道主义者所紧紧伴随的一个重要特质。在历史长河中，那些熠熠生辉的思想家，大多都具有“严刑”拷问自身心灵的勇气。
而梁晓声的反省心理，还有一股“刺刀见红”的味道。在他的《自剖与自白》中，他述说了自身的反省心路历程，有一段这样写道——幸亏上帝在我的天性中赋予了一种细敏的羞耻感。靠了这一种羞耻感我才能够常常嫌恶自己。而我自己对自己的劣点的嫌恶，则从心灵和人格方面“拯救”了我自己。否则，我无法想象——一个少年时爱撒谎，青年时虚荣、嫉妒且虚伪的人，四十五岁的时候会成为一个怎样的男人？
在深藏于内心深处的羞耻感的牵引下，梁晓声自我套上精神的枷锁，“自己手执教鞭”不断地“抽打”自己。甚至在自己受到陷害和袭击几乎处于死地的时候，他也没有“索性坏起来算了”。
他不但没有“坏起来算了”，他还在现实生活中坚定地追求人道主义。
人间正道是沧桑啊！
如此苛刻的自我反省，使得梁晓声对自身的纯洁性产生了一种自信——“自己言行的出发点，都是好的”的自信。这或许是梁晓声身上一种挥之不去的自信。但这种自信，并不总是很合时宜的。
在他的言谈中，或者在他的文章里，这种自信有时会演变成一种教训人的口吻，产生了一种“说教”的气氛，透露出一种“好为人师”
的习性，搞不好让人觉得他是在批评，让人觉得他高高在上。
因此，梁晓声的这种言行做派，对一些人来说，也可能产生一种看不惯、不喜欢的心理，甚至可能招来不可预料的批评或暗箭。
虽然梁晓声颇有政治意识，但在现实境况中，他还就真不能去从政当官。因为他只有仗义执言的直线型神经，而没有八面玲珑纵横捭阖的手段。
但无论如何，梁晓声式的“好为人师”，总是离不开人道主义视野，充满着人文主义内涵，有时也蕴含着风趣和幽默。梁晓声的“好为人师”，说明他是个极喜欢发言的人，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个以发言发声为生命状态的人。他有如此的欲望，若不从事写作和不从事作报告教书之类的，而专从事“政治”了，他的受众面反而小了。写作和教书不但是其想要的，而且也可能是他最好的生命形式和状态。
梁晓声表达的欲望那么强烈，这或许跟他小时候曾经“口吃”有关。从心理分析来看，儿时充满屈辱的弱点，经常会造成两个极端，一种是越发逃避继续弱化，另一种是物极必反不断自我超越以至成为长处。对于梁晓声来说，儿时的“口吃”反而刺激和强化了他的说话欲望。忍受过多少嘲笑，战胜了内心的自卑，我们能想象得到，在梁晓声的青少年时期，其心灵经历了“凤凰涅盘”般的重生。他不但可以正常说话，还成为可以滔滔不绝的人，更成为有成就的作家。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梁晓声体内的生命力比一般人要强。
这个瘦削的男人，内心具有无比顽强的意志力。
延伸地想，像梁晓声这种少有的英雄情结特别浓烈的人，年轻时如果没有走上一条正道，没有受到好的教育的指引，他也有可能成为“草莽英雄”或“奸雄”式的人物。性格中英雄情结特别强烈的人，如果没有走上正道，此种人片面追求“出人头地”的欲望更加强烈，就有可能成为对他人对社会危害更甚的人。
但梁晓声之所以成为着名作家梁晓声，因为他是有福气的人。
在人生路上，他读了不少的书，受到了人道主义的浸润，他有幸上了大学，他有一个刚正的父亲和一个他深深感怀的母亲，还有他体内坚强的反省心理，使他成为一个文化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充满深沉人文关怀的人。
实际上，梁晓声性格中倔强的不畏强权势力的“反抗”禀性，如果借用弗罗伊德精神分析的套路来剖析一下，这种禀性或许与其成长过程中和父亲关系的发展和演变有着某种联系。
梁晓声儿时反抗“权势”的对象之一，就是其父亲的“家长式作风和威严”。他的父亲没有文化，这个山东汉子对儿子的管教方法是比较粗暴的。这或许是梁晓声身上强烈反对“以强凌弱”意识的最初形成因素之一。当然了，随着父亲的老去，“力量渐弱”，他对父亲抱着一种深沉的爱。梁晓声对其父亲的态度的变化历程，也许可以看作是一个典型的心理案例：男人的反抗精神，追本溯源，也许来自于对父亲“权威”的“反抗”。而往往随着年龄增大，父子力量逆转，儿子也开始对年老的父亲有了足够的理解和更加深沉的爱。
当然，人道主义者并不总是那么可爱的，梁晓声施予人道主义援手的对象，不可能都是恰当的。比如，梁晓声曾为别人写过让人读起来有点不愉快的文章，或者说过某些不是很有必要的话。这也许是人道主义情怀过于深厚而产生的“物极必反”现象——人道主义情结很浓的人，当然也有为朋友而讲义气的一面。因此我们应该慈悲为怀，对梁晓声不能过于苛求。
最后，还要指出的是，梁晓声的人道主义是完整的。因为完整的人道主义者，是对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儿也要用人道主义的人。梁晓声对自己的亲人，可以说不仅仅是尽到责任，而且是以一种“燃烧自己”的行为来撑起大家庭的一片天。而这样做的目的，在他看来，“就这样做，我才觉得最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