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闹市之中到处都摆着《易经》算命的大摊小摊，孰不知，《易经》所反对的就是“命”，一部《易经》的宗旨，若从预测学的角度讲，也就是教人四个字：趋吉避凶。吉既可趋，凶既可避，人力既可为，何“命”之有？那么，中国人到底怎样处理天命和人事之间的关系呢？
要想用一两句话说清这个问题，当然十分困难，也许用这句话能够略略概括一二：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中国人还是相信人事的力量的，还是认为可以通过人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的，中国人在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方面有着自己突出的特色。尤其在封建官场上，中国人的随机应变也就成了谋取成功，获得最大利益极为有效的策略。
在中国历史上，不知是因为有了《史记》这部书，还是西汉的史实确实与众不同，反正西汉——尤其是西汉的建立和西汉初年的历史——对于中国人来讲有着特殊的魅力。例如，围绕着吕后就发生了一系列的耐人寻味的故事。
汉十二年（前195年）四月，汉高祖刘邦在长乐宫驾崩。吕后素怀野心，想趁此机会挟持幼帝，把持朝政。于是，她召来自己的心腹辟阳侯审食其共同商议，最后决定先秘不发丧，借刘邦病重为名，召群臣入宫，受遗辅政，事先伏下甲兵，待功臣到齐，全部诛杀。
然而，事不隔日，此事立即让曲周侯郦商知道了。郦商十分焦虑，恐怕吕后的毒计如果得以实现，功臣被杀不说，一定会导致天下大乱，上危朝政，下祸百姓。为国家社稷着想，一定要设法阻止。他经过仔细思考，决定前往拜见审食其。
郦商见到审食其，让他屏去左右，然后小声对他说：“你将大祸临头了！”审食其突闻此言，吓了一大跳，忙问：“您何出此言？”郦商说：“我听说陛下已驾崩四日了，宫中至今秘不发丧，吕后还要设计尽诛功臣，如果这样，天下定将大乱！你想一想，现在陈平、灌婴统十万兵马驻守荥阳（今荥阳东北），樊哙、周勃领兵二十万在外征讨代地，如果他们听说陛下归天，诸将被杀，就一定会合兵一处，回攻关中。那时，朝中肯定没有人支持你们，而外边的将士又师出有名，皇后、太子还能依靠谁呢？你原为陛下家臣，现又是皇后的心腹，众将定会认为你是此事的参与者，试想，你全家性命还能保全吗？”审食其听后，暗暗感到害怕，但他善于掩饰自己，嘴上仍说：“我绝对不知道这件事，这恐是外边的谣传，待我禀明皇后，便知真伪了。”郦商见自己的话已起了作用，目的已经达到，便告辞退出。
郦商走后，审食其思前想后，越想越觉得郦商的话有道理，坐立难安，于是赶忙入宫报知皇后。吕后见风声已泄，计划根本无法实行，于是随机应变，一面令审食其去告诉郦商，就说此事纯属谣言，令他不可再传；一面发下命令，听任众臣入官哭灵。这场屠戮功臣甚至要引起天下大乱的悲剧暂时没有发生。
在吕后采取随机应变的策略的同时，陈平也随机应变了一次，这才保住了自己的项上人头。
刘邦因征英布时被流矢所伤，病情十分严重。这时。有一个向来与樊哙不和的侍臣，见机便向刘邦进谗道：“樊哙为皇后的妹夫，与吕氏结为死党，我听说他暗地里设谋，待陛下千秋万岁之后，引兵入都，尽诛戚夫人、赵王如意等人，您不可不防！”
刘邦本来就非常宠爱戚夫人，忧虑日后戚氏母子的安危，闻后大怒，不管事情的真伪，立即召陈平、周勃于榻前，说：“樊哙伙同吕后，盼我速死，今命你二人，持诏前往燕地，速斩樊哙，不得有误！”又叮嘱周勃道：“樊哙被斩后，你可代哙为将，讨伐叛王卢绾。”二人闻令大惊，见刘邦盛怒，且重病在身，也不敢问明原因，只得奉命退出，整装北行。
在路上，二人私语道：“樊哙本是陛下的故人，积功甚多，又是吕后的妹夫，事关皇亲贵戚。主上不知听了何人谗言，盛怒之下，欲斩樊哙，难免事毕后悔。我们最好权宜行事，将樊哙擒住后押往京师，请主上亲自发落。”二人议好后，星夜赶往燕。数日后，二人已入燕境，行至距樊哙军营几里处停下，筑好坛，派人持节往召樊哙。此时，樊哙正欲发兵追赶卢绾，听说汉使来召，只得随使来到坛前，跪地听诏。陈平登坛宣敕，才读到一半，突有武士数人，从坛下窜出，乘樊哙不备，将其擒获。樊哙正要挣扎，陈平忙从坛上走下，向樊哙低言数语，樊哙方服绑。二人见目的达到，周勃自去统军，陈平押着樊哙，赶往长安。
陈平押解樊哙，故意缓缓而行。这一天，正在走路，忽然听到刘邦驾崩的消息，陈平怕吕后、吕须迁怒于自己，就令车马慢慢行进，自己打马先行，匆匆入都，直奔宫中，在刘邦灵前跪下，边拜边哭。吕后见陈平已回，忙问樊哙情况。陈平道：“臣奉命往斩樊哙，因念哙有大功，不敢加刑，现已押解来京，听候发落。”吕后听后，方转忧为喜，令陈平下去休息。陈平因怕有谗得逞，固请留在宫中，充当宿卫。吕后见陈平办事有心，当即拜其为郎中令，叫他傅相嗣君。至此，陈平才放下心来，起身谢恩，告辞而出。数日之后，樊哙到都，吕后诏令，赦其无罪，复其爵邑。
吕后可谓是个聪明人，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因为她善于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具体策略，也就是所谓的善于随机应变。如果不是这样，吕后后来绝对不可能临朝称制七年之久。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任何一个成功者，都不是拘泥死板的教条主义者，而是善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并进而制定出灵活对策的“实事求是”的人。其实如果我们纵观吕后的一生，我们就不难发现，吕后就是这样一个既坚持不懈又善于随机应变的人，所以，她能取得后来的权势，是有其性格原因的，且是必然的。陈平其人在西汉初年算不上是一个杰出的人才，但因为他善于随机应变，能够八面玲珑，不仅得保首级，还能节节高升。其中的奥妙，不能不令我们深思而慎行之。
在一般人那里，随机应变不过是一种小的处世技巧，但在政治家那里，随机应变却是一种大智慧。在这一意义上讲，随机应变不再是一种技巧，而是上升到了策略的高度，即为了完成既定的目的而采取的方式方法。随机应变不再是一个贬义词甚至中性词，而是一个褒义词，它负载着我们自《易经》以来的文化传统，如果我们能够从正面弘扬这一文化传统，我们将会在民族发展的道路上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司马相如与卓文君
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可谓妇孺皆知，司马相如以辞赋流传千古，卓文君也以大胆追求个人的爱情而名垂后世。
据说，西汉才子司马相如少时贫穷，曾在富豪卓王孙家做客，见卓王孙孀居的女儿卓文君十分美丽，便以琴曲《凤求凰》表达爱慕之心，赢得了卓文君的爱情，卓文君便深夜与司马相如一起私奔。卓王孙一怒之下，不承认卓文君是自己的女儿，司马相如便与卓文君一起当街开了一家酒店，二人亲自招呼顾客，结果，卓王孙因怕丢脸而给予资助。后来，汉武帝的太监杨得意因与司马相如是同乡，就向汉武帝推荐了司马相如，据说汉武帝读了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后，飘飘有凌云之气，司马相如遂飞黄腾达，他们的爱情故事也传为佳话。
我们也许只知道这个美丽的故事，只知道卓文君慧眼识英豪，却不知道卓文君的祖先也曾独具只眼，见人所未见，成就了富甲天下的基业。
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公元前222年（赵代王六年），秦王赢政以王贲为将，进攻代王赵嘉。赵嘉乃赵王迁之子，公元前228年（赵王迁八年），秦将王翦等人率秦兵攻赵，大破赵兵，斩杀了赵将赵葱，赵将颜聚败走，遂克赵国的都城邯郸，俘虏赵王迁。公子赵嘉率宗族数百人奔代地（今河北蔚县东北），被赵国大夫拥立为代王，与燕兵联合抗秦。赵嘉称王六年后，被秦将王贲俘虏，赵国遂亡。
秦国攻灭赵国后，为了防止当地军民反秦，将大批居民及战俘迁徙到荒凉的边远地区。在被迫迁徙的人中，有卓氏夫妻二人。赵亡后，卓氏一家遭到秦兵虏掠，财物被洗劫一空。夫妻二人衣衫褴褛，推着一辆破旧的小车，混杂在被迫迁徙的人群中，步履蹒跚，艰难地向边远地区走去，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会如何。在被迁徙的人中，有些人稍稍有些余财，便争着将钱物送给管事的官吏，乞求将他们迁往近处。那些受到贿赂的官吏，也真的格外开恩，便将他们安置在距赵较近的葭萌（今四川广元县西南）地区。
卓氏夫妻二人私下商议道：“葭萌地域狭小，土地贫瘠，难以生存和发展。听说汶山之下，土地辽阔，田野肥沃，地中自然生长着许多大芋，有大芋当粮充饥，至死也不会挨饿。那里的百姓又善于交易，做买卖极为方便，不如我们要求到那个地区去。”商议已定，夫妻二人便向官吏苦苦哀求，乞求官吏将他们迁往远处。官吏们当然颇感惊奇，别人求近，他们却求远，正是十分难得，便没有难为他们，将他们迁往边远的临邛（今四川邛崃）地区。
到了那里，他们夫妻俩就开动脑筋筹划。他们见垦荒耕田，难以发展，便想冶铁致富。卓氏的祖先，曾在赵国冶铁致富，此地山中矿源丰富，恰可冶铁。二人意见一拍即合，计议已定，便往居深山冶铸。二人利用祖上所传的冶铁技术，很快就炼出精铁，然后拿到集市上卖掉。时光荏苒，几年之后，他们开辟的矿区规模越来越大，远近地区购铁的富商大贾纷沓而至，竟至供不应求。很快他们就变成了大富翁，置办了豪华的府第，积蓄了无数的财产，家有奴仆千人，衣锦绣，食珍馐，乘骏马，富贵压倒滇蜀地区居民，享受的田池射猎之乐可与国君相比。
比起上面的例子来，范蠡弃政经商的故事则更为有名。越王勾践为报会稽灭国之耻，卧薪尝胆，发愤图强，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任用范蠡、文种等贤臣整顿国政，终于转弱为强，遂灭吴国，吴王夫差自杀身亡。范蠡侍奉越王勾践，备尝艰辛，勤奋努力，为勾践谋划了二十二年，终于灭掉了吴国。后又向北进兵，渡过淮河，直逼齐、晋，称霸中原，使勾践成为霸主，向中原各国发号施令，范蠡号称上将军。范蠡回国后，认为勾践的为人，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同安乐。便向勾践辞职道：“君主执行自己的命令，臣子实行自己的意愿，我的作用已经完了，我应该走了。”随后即收拾细软财物，与其亲信随从乘船而去。
范蠡浮海到了齐国，改名换姓，自称“鸱夷子皮”，耕种于海边，不辞辛苦，发奋努力，父子二人苦心经营，不久，便赢得了数十万财产。
齐君闻听他才智双全，就要拜他为相国。范蠡喟然长叹道：“居家可以赢得千金财产，做官可以做到卿相，一个布衣平民能够如此，可算是到达顶点了。我还想干什么呢？况且，‘久受尊名，不祥。’”便归还了相印，将他的全部家财，散发给好友及乡亲，带着贵重的财宝，悄悄离开，到了陶邑（今山东定陶县西北），自称为“朱公”。
范蠡居陶，回想起当初贤臣计然为越王勾践制订的七条治国方略，即：“平价售粮，调整其他物价，使市场供应和关卡税收都不缺乏；积贮货物，务求质高、完好、牢固，不要有滞销的弊病；以物相贸易，勿留腐败易蚀之货，不要冒险囤居以待涨价；研究物品的盈与缺，就会了解物品贵或贱的原因；物品贵到极点则反贱，贱到极点则反贵；物品须乘极贵时售出，视如粪土而不惜；物品降到极贱时须及时买进，视如珠玉而惜之；务使财货钱币流通如流水。”思之良久，喟然长叹道：“既然富国之策有七条，越王勾践仅用了其中五条就使国家富强，实现了报仇雪耻的愿望。既然施之于国行而有效，那么，以此来治家也应同样有效，如今我要以此来治家。”
于是，他决定按照计然的策略来经营。
范蠡认为陶邑是天下的交易中心，各国的货物从四面八方聚拢而来，交流货物是极为便利的。他便囤积居奇，贱入贵出，此卖彼进，运用智巧经商发财，而不靠出卖人力经营。由于贸易有方，不久，便积累家财钜万，富甲天下。范蠡年老后，其子孙承其业，又使家财增之无数。以致人们每当谈论发家致富的富翁时，都盛誉“陶朱公”。
对于卓王孙，司马迁评论说：“富无经业，财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与王者同乐。”其意是说，发家致富没有固定的职业，财货也没有固定的主人；有才干者能够发财致富，不肖之徒则会败家失财。千金之家可与一方列侯比富，巨万家财可以象国君一样享乐。司马迁对卓王孙独特的智慧和超人的成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文种与范蠡一同辅佐越王，结果，文种不识时务，被勾践赐死；而范蠡功成身退，隐姓埋名，先治理产业，后转而经商，随机应变，遂成天下豪富。正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范蠡能够以愚为智，以退为进，与时推移，与时俱进，实不愧是中国古代智者的典范。
功高不震主
国家天下是皇帝家的，大臣将军也无非是皇帝家的管家和护院的兵丁。如果你的功劳太大，以至于皇帝无法酬谢你的时候，那可就十分危险了，因为皇帝总不能把自己的家让给你，所以，皇帝就必然会找个借口除掉你，这就是所谓的功高震主；如果你的权力太大，皇帝管不了你，那就更加危险，轻则一人贬官杀头，重则全家全族完蛋，这就是所谓的权大压主；如果你的才能太过突出，把皇帝比了下去，又不懂谦逊退让之道，使皇帝见了你就自我感觉不良好，那你就长久不了，迟早会被寻个由头贬官，只是这类情况的结果比上两类都好一些，这就是所谓的才大欺主。功高震主、权大压主、才大欺主是为人臣的“三大忌”。
春秋战国时期，具有经天纬地之才、匡世济时之略的管仲，总算得遇齐桓公这样一位千载难逢的明主，得以大展雄才。只是有一点。他未把内政权、外交权尤其是军权集于一身，才能得以善终，否则，别说不能施行改革、帮助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恐怕早就身首异处了。
其实，齐桓公也不傻，历史清楚的记载了这一点。
齐桓公对管仲极为信赖，有一天，他在朝堂上对大臣们说：“我想立管仲做我的仲父，不知你们有什么意见。我们现在来表决一下，同意我立管仲为仲父的人进门以后往左走，不同意的人进门以后往右走。”他说完以后，群臣各分左右，入门后站定，唯有东郭牙既不往左走，也不往右走，竟然站在门的正当中。桓公感到很奇怪，问东郭牙说：“我要立管仲为仲父，同意的人往左走，不同意的人往右走，您为什么立在中间呢？难道先生没有听见吗？”东郭牙说：“以管仲的才能可以谋划天下大事吗？”齐桓公说：“当然能。”东郭牙又问：“以管仲的决断能干大事吗？”齐桓公说：“当然能。”东郭牙说：“那好，管仲的智谋足以谋划天下大事，管仲的决断足以干大事情，您现在又要把国家的大权交给他，如果他用自己的智谋才能，凭借着您的威势，来治理齐国，请问，您的政权能不危险吗？”齐桓公听后悚然而惊，对东郭牙说：“您的意见很有道理。”于是，就不再立管仲为仲父，也不把所有的大权交给他，而是让隰朋治理内政，让管仲治理外交，使他们分权并立。
